我国有一个知名度极高的镇，其知名度远远高于其所在的县级市，这就是世界著名的酒镇——贵州省遵义市代管的仁怀市茅台镇。仁怀市的知名度不及茅台镇，仁怀市的机场、大学都带有“茅台”，整个仁怀市内，到处都有茅台的烙印。因为茅台镇的存在，让仁怀市区的“首位度”不太高，这就如同山东省的青岛市与山东省会济南市，浙江省县级义乌市与地级金华市，新疆的县级阿拉山口市知名度高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州府博乐市，新疆“大乌苏啤酒”产地乌苏市的知名度高于塔城地区塔城市等。
以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为例，茅台镇的知名度不仅高于仁怀市，甚至可以比肩遵义市和贵阳市。于是就有网友建议仁怀市将市委市政府搬迁到茅台镇，把茅台镇打造成为仁怀市中心城区。其实早在1955年，贵州省仁怀县（当时还没有撤县设市）就曾经将县城迁往茅台镇，但茅台镇由于地理位置偏于仁怀县的西北部，地理位置不佳，茅台城镇距离仁怀县城约10公里，导致仁怀县政府的施政难度极大。因此在1966年仁怀县委县政府经过认真论证后，决定将县城迁回原址中枢镇。
除了地理位置不佳外，仁怀市不可能把市委市政府搬迁到茅台镇的原因，还跟茅台镇城市规模太小有关。虽然茅台镇是贵州强镇，但是常住人口还是不如仁怀城区的，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的数据，盐津街道约15万人，中枢街道约11万人，而茅台镇6万多人（2015年12月8日贵州省人民政府黔府函〔2015〕294号批准撤销茅台镇、二合镇、高大坪乡建制，调整苍龙街道、合马镇、三合镇、大坝镇部分行政区划，设置新的茅台镇，使得茅台镇总人口达102412人），茅台镇成为了仁怀市的第一人口大镇，但是茅台城区人口仅有3.1万人，与仁怀市中心城区的差距还是不小。
另外，还跟仁怀市的级别已提升为副厅级有关。2013年7月1日，贵州省政府决定将县级仁怀市改为省直管（副厅级），赋予自主经济权利，其行政机构，人大等仍然按照县级市设置，行政区域不从遵义市分离。其实除了仁怀曾经搬迁过县城外，我国还要很多县都曾经搬迁过县城，比如新疆的策勒县、乌恰县、疏附县、和硕县、乌鲁木齐县、伊宁县、霍城县、沙湾市、裕民县、吉木乃县、富蕴县等都搬迁过县城。全国来说，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搬迁过县城的县多达401个，而每一个搬迁过县城的县都有具体的缘由。今天就来分析研究我国县城迁址的原因。
一、新中国时期县城迁址空间分析
建国后，各地区都有一定数量的县城迁址案例发生。东北地区较少，只有35个案例；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处于中间值，分别是48个、56个、48个和49个；而华东地区和西南地区相对较多，特别是西南地区高达96个，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从全国范围来讲，不同区域在共和国时期县城易址的数目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尤其是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相差达到61；从内部看，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三者之间的数目没有因为地域差异而产生太大的差距。但是通过进一步分析得出，除去西南地区极端突出的案例，其余地区的地域差异性较小。当然，西南地区数目“巨大”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影响不同区域县城迁址数目的因素除地理环境外，还与区域政区大小、县级政区个数等因素有关，因此在具体研究区域差异性时，还应结合具体情况，得出更加精准的结论。
迁址次数方面，新中国时期，全国县城迁址的次数都是一次占据主导地位，有311个县城发生过一次搬迁，占到了77.8%，发生过2次搬迁的县城有65个，比例为16.2%，3次迁址的个数为20，占比是5.0%。4次和5次县城迁徙的案例较低，分别有3个和1个，所占的比例仅为0.8%和0.2%。不同区域内县城迁址的次数所呈现的规律与全国情况保持一致，均是一次迁址较多，次数与个数成反比，迁址次数越多，个数越少，所占比例越小。
虽然总体情况类似，但是不同区域迁址次数的分布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县城迁址一次所占的比例更高，均达到了80%以上，华南地区最低，为68.8%；东北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和西南地区迁址两次的比例都在平均值以上，特别是华南地区，达到了23.4%，西北地区所占比例最低，仅为10.2%，概率相差较大。
综上所述，全国各地区县城迁址频次较稳定，以一次迁址为主，迁址一次后就能使新县城更好发挥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功能，得到发展的最优解。但是也有少部分地区县城发展不稳定，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没能快速得到最佳答案，迁址次数达4次，甚至是5次。从各区域内部看，某些区域二次迁址以上区域所占比例较高，说明该区域在县城建设方面不稳定，受各种因素影响较大。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主要包括山地、高原、平原、盆地、丘陵等五大类型，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为方便分析，按照我国的地形特点，将其划分为三级阶梯。
结合行政区划，第一级阶梯包括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西部（酒泉市南部和甘南藏族自治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喀什市、和田市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第二级阶梯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北部、甘肃省中东部、宁夏回族治自区、陕西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南西部（洛阳市和三门峡市）、湖北西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神农架林区、十堰市和宜昌市）、湖南西部（吉首市、怀化市和邵阳市）、重庆市、四川省中东部、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百色市）、云南省。
第三级阶梯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中东部、湖北省中东部、湖南省中东部、安徽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江西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中东部。
整理数据得出，第一级阶梯有45个县迁址县城，第二级阶梯151个，第三级阶梯205个。在三级阶梯中，第三级阶梯县城迁址的数目最多，第二级阶梯其次，第三级阶梯最低。除去第三级阶梯是我国人口的主要分布区域，县级政区较多，本身基数大等因素，第二级阶梯上的迁址县城在整个县级政区中所占的比例更高。第二级阶梯处于第一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的地区，以盆地和丘陵地形为主，是我国地势地貌最复杂的区域。这种地势地貌特点，加上各种大江大河，对城市的选址、易址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第一级阶梯以高原地形为主，自然环境较其他区域恶劣，导致该地区因自然环境不适合人类生存发展而迁址的县城较多。第三级阶梯是我国人口的主要居住区，经济发达，该区域县城迁址大多与追求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相关。
二、新中国时期县城迁址时间分析
新中国时期，几乎各个年份都有县城迁址。建国初期达到峰值，随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总体上呈减弱趋势，中间某些年份微有波动。结合时代背景，将这一段时间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到1962年，该阶段是县城迁址的高峰期；第二阶段是1963年到1978年的下降期，县城迁址的个数相较前一个阶段急剧下降；第三个阶段是1979年到2006年，此阶段县城迁址的个数继续减少，走势也更加趋于缓和。根据数据分析可得出第二阶段每年迁址个数的方差是9.15，第三阶段的方差为3.07，明显第三阶段更加缓和，波动较小。第四阶段是2007年到2019年的平缓期，该阶段迁址个数更加减少，迁址频率仅为0.46/年，趋于稳定，波动不大。
建国初期的第一阶段，国家刚经受了战争与炮火的洗礼，“国家的统一和安全、社会政权的建设和巩固、经济的复兴成为共和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因此为了巩固、维护政权，国家大规模调整行政区划，行政因素促使县城迁址；此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严重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建国初期，面对满目疮痍的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以及发展是重中之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稳定恢复经济。为响应国家号召，寻求更好的经济发展机会，许多县另择它址作为县城，经济因素也是县城迁址的一大诱因。
1950年和1958年是迁址个数的两个小高峰，1950年是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1958年则是“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化’的口号的驱动下，全国各省为了完成不切实际的所谓‘大跃进’经济计划，急功近利，违反历史规律、自然规律，大刀阔斧的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盲目裁撤合并县、市级行政建制，‘大放卫星’，搞所谓‘中心县’、‘大县’（即由两、三个县并成一个县）。”
1961年纠正恢复此种“乱象”。县的裁撤、合并、恢复引起了县城的大量变动。（第一阶段之所以以1962年以时间节点，一是因为1963年个数大幅下降，二是因为1958年后面的几年，县城迁址多是因为“大跃进”引起的，1961年出台政策拨乱反正，但是政策的执行具有一定的延迟性，因此将1962年划到了第一阶段）。
1963年到1978年之间，国家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以政治斗争为中心，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国家的建设中心偏移了中共八大制定的原路线，以“政治斗争“为主题，对国家行政区划的治理比起上一个时段，稍显松懈。经济建设几乎停摆，大多数基础设施陷入了停滞。这一时期经济因素对县城迁址的影响不大，主要影响因素是地理环境、行政调整等。西藏地区在1965年后进行了行政区划改革，许多县因此改变了县城。
1979年至2006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家由之前的单轨制社会逐渐过渡到多元化社会，重心由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转变为经济领域的经济建设。原有的行政区划不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矛盾越来越多，甚至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区域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新区的开发以及旧区的改造等，牵引出区域内部空间布局和土地资源的再整合。此时行政区划亟需做出改革，以匹配新的发展形势。县级行政区划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县改市方面。
1986年国务院以国发（1986）46号文件转发的《关于调整设市标准和市领导县条件的报告》提出城市化的滞后引起了城乡矛盾和冲突，因此应加快城市化进程。具体做法一是把达标的镇改为市，即“切块设市”；二是把满足条件的县建制撤销，改为市建制，即“整县改市”。此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市县同城”问题，特别是东北地区，该时期许多县城另寻它址，更好地整合调动县域资源，促进经济的增长。
该时期县城迁址不同于其他时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该时期因水利枢纽修建而迁址的县城数量明显增多，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修建使重庆、湖北两地八县放弃旧县城，修建新县城。
2007年到2019年，县城迁址个数很少，13年迁址了6个县城，总体趋于稳定。这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改革，行政区划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小问题，但总体上与经济发展相匹配，不再需要进行大的改动，只需进行小的调整。另外，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也是促使县城迁址的一个因素，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使北川县原县城深埋地底，无奈只能另建新城。
改革开放后，县城迁址的数量减少，除上述原因外，还与越来越严格的县城迁址审批程序有关，不似建国初期“随便”。特别是在1985年后，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规定》指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驻地的迁移必须交由国务院审批。且县城搬迁需要满足的“条件”愈来愈严苛，因为行政中心的变迁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遂官方对县城搬迁的态度是：对于某些可搬可不搬的县城，一般会驳回申请。
综合来讲，我国县城迁址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少，从侧面也反映出建国后，我国的县城愈发稳定，行政区划日趋完善。
三、新中国时期县城迁址的原因分析
城市的选址对城市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在选址建设之初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模式。《管子》一书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早，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说明了城市选址的原则，以及强调了如何进行城市选址。但城市的地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发展模式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城市对其所在地的“要求”侧重点也在发生着变化。古代城市以防御外敌入侵为主要目的，因此城镇的选址大多位于易守难攻的地区。现代社会，城市的主要职能转变为经济发展，基于此，城镇的最佳位置则位于交通四通八达、地势开阔利于城镇扩建的地区。
城镇地址变迁的原因纷繁复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影响其易址的决定性因素是唯一的。下面将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来探讨影响县城迁址的原因。
（一）自然因素
城市是人类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产物。城市的选址与发展离不开自然，汪瀛在《自然环境与人的生存发展》一书中提到：“城市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主要体现在地质、地貌、水文等方面，主要表现是：地质条件影响城市建筑、地貌条件限制城市布局、水制约着城市发展。”
中国古代的城市选址注重考量生态意识，大多遵循着“国必依山川”原则、择中原则和“度地卜食，体国经野”原则，因地制宜，“选择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顺应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即‘人和’的理念。”
现代城市的选址依旧遵从着我国古代朴素的自然哲学思想，着重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安全，避免环境对城市带来自然灾害等潜在的安全威胁。下面主要通过地形地势、水源条件、地理区位、自然灾害等方面来探讨自然因素对县城选址、迁址的影响。
1.地形地势
地形环境对城市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管子•度地》载：“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沃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泄，因大川而注焉。”说明了对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来说，地形地貌的重要性。在城市选址的所有条件中，地形地貌是最基本的，“地形环境为城市建设提供下垫面和物质基础，不同的地形制约着城市选址、城市布局、城市景观、城市土地利用以及城区的扩展及其方向。”
对城市发展而言，“在各种地貌类型中，河谷地带的阶地、山区的山间盆地以及一般的平缓丘陵是城市选址的理想地点。”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县城职能与古时发生了很大变化，现时县城在保证行政效益的前提下，更兼顾经济效益。因此，为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扩大经济效益，减少行政成本，县城一般会选择大块地势稍高、地面平坦的地方。如果旧县城地域狭窄，不能满足新时代城镇化背景下城镇扩张的用地需求，县领导则会考虑易址县城。全国地区因地形地势迁址县城者不在少数。
西南地区是因为地形地势迁址县城最多的地区。该地区地形复杂，大部分地区处于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区域，地形起伏大。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城镇的发展。如贵州省的盘县，原驻地城关镇四面环山、逼仄褊狭。城区2.5平方公里的面积居住着6万余口人，人口密度大，城镇建设难以向四周扩展，县城搬迁势在必行。故1994年盘县特区党委、政府在有关会议上提出“以搬迁促开发，以开发促发展”的思路。1999年国务院批准其县城迁至红果镇。
四川省的珙县、高县和射洪县原县城地势褊狭，城市扩展受到了阻碍，为了城市的可持续，县城选择了迁址。云南省的泸水县、永善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旧县城地势陡峭，山高谷深，不利于发挥县城的作用，遂另寻他址。以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为例，1966年9月，兰坪县人民委员会向上级呈报了《关于迁移县级机关所在地的请示报告》，要求“将县级机关迁移到金顶镇”，因为“拉井是解放以来在陡坡瘠梁上开出来的，由于山大、菁深，耕地面积不是陡坡就是山梁，这里找不到六十方丈的一块平地。因此我们感到县级机关继续在拉井会阻碍着有力的指导生产。”而金顶镇有坝区，相对开阔。1985年，兰坪县城由拉井镇迁至金顶镇。
江西省的新建县城原位于生米镇，但生米镇地势低洼，每到洪水季节，城中积水常达一二米，作为县城十分不便，因此1961年迁到长堎镇。井冈山市原行政中心茨坪狭小，承载不住行政中心和红色旅游的双重职能，为了腾出空间，满足旅游经济发展的需要，2005年，市行政中心迁往厦坪。山东省东平县情况也是如此，原县城州城镇地势较低，城市内涝严重，严重影响各种工作，1982年迁到地理位置更加优越的后屯。
其他地区的县城迁址原因与西南地区大同小异，都是旧址现有的地形空间已经不能满足该县现阶段的发展要求，急需选择更好的地域促进该县的兴盛，所以选择了迁址。
2.水源因素
水是生命之源，是制约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城市因其特有的功能，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商店、工厂等设施，人的生活和生产，设施的运行都需要水的支持。而在干旱地区，水量的供应往往成为限制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缺水的城市是无法运转、无法想象的，因此当该城市的水量供应满足不了城市的需求，其中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搬迁城市，寻找水量充足的地区。“中国历史上县级城市的迁徙最为频繁，除自然环境变迁、人为破坏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水源不足，青海省地处高原，是我国许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生态环境脆弱，加之上个世纪资源利用不当，造成此地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特别是江河源区的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导致该地区严重缺水，甚至到了群众吃水都要买的地步。
曲麻莱县被誉为“江河源头第一县”，原县城设在色吾沟，但缺水严重，风沙肆虐，造成草场退化，在1988年搬迁到水草丰美、河流众多，有丰富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的约改滩。同属青海省的同德县则因新址尕巴松多是多条河流的交汇之处，城市无法延续和发展。”水资源充足，在1953年由茫拉迁于此。裕民县原址位于切格尔河旁，枯水期几乎断流，无法维持县直机关的正常运转，遂1959年迁址哈拉布拉。四川省的仪陇县原治处于半山上，用水等困难，遂搬迁至嘉陵江畔的新政镇。剑阁县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原县城受到水资源短缺的制约，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只能选择搬迁县城。
水资源短缺会制约城市的发展，水污染同样威胁着城市繁盛。生活和工业污水如不及时处理，会造成城市周边生态系统的失衡，更严重的是带来严重的疾病，威胁人类的身体健康。建国后，因水污染严重而搬迁县城的案例较少，仅有甘肃省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一例。阿克塞原县城驻地博罗转井镇“居民饮水含有高浓度的铀、钍等放射性元素，超过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6—8倍，省、地、县先后投资300余万元进行净化处理，但水质问题仍无法根本解决，县城居民的肿瘤发病率高，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影响县的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因此县城搬迁就成为全县各族人民共同的迫切向往。最终在1995年，国务院同意阿克塞县城迁至红柳湾镇。
3.地理位置
县城是为了方便管理县域而设置，最基本的职能是行政职能。根据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县城的最好位置是在县境的中部。因为在一个区域内，中心位置是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地域，与各个方向的联系距离都比较近，这样方便县境内四面八方的交通线汇聚于县城，也有利于从县城开始向外开辟新的交通线，不仅方便群众办事，促使城市发展，也可以加强对所管辖区域的控制。
但是由于地势地形、交通、历史遗留、行政区域调整等因素，县城位置偏僻，并不处于县域中心，给行政事务带来不便，因此需变迁县城，方便施政，节约行政成本。如贵州省的茅台镇较中枢镇经济发达，1955年将县城迁往茅台镇，但茅台镇位于全县的西北部，地理位置不佳，施政难度更大，1966年县委决定将县城迁回原址。
可以得出，因地理位置偏僻、不居中而搬迁县城的数量较多，时间集中在建国初的高峰期，河北省、湖南省、广东省等省份是因此迁址县城最多的省份。该迁址情况大概分为两类：
第一是旧县城偏僻，不便于施政而变迁县城地址。此种情况较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驻地大多在古时的旧县城，相对而言基础设施较好。可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县城的选址要求发生了变化，古时县城地址注重防御，军事职能较强，所以古县城并不一定位于县域中部。以广东省的丰顺县为例，古县城在丰良镇，“属山区，四周层峦叠嶂，形成四面高、中间低的狭长带形小盆地”，此种地形易守难攻。加上丰良镇有西溪、南溪等河流汇集而成的丰溪经过，水上交通条件较好。拥有此种地理条件的丰良镇是古代丰顺县城的理想之地。
时间来到现代，丰良镇明显僻于一隅，地点不适中，村落零星，地多山僻，交通也不便利，政策的传达与实施难度较大。丰顺县人民政府于1950年11月上书请求将县城迁至汤坑镇。广东省人民政府回复“查汤坑镇地点适中，便于领导全县，交通、经济、商业、文化又较原来县治丰良镇发达，具备作永久县治条件。”县城遂从丰良镇迁徙到了汤坑镇。
第二种则是由于县域行政辖区的调整划分，致使旧县城不再是全县的中心，从而引发的迁城。重庆江北县原县城在水土镇，“1955年以后，县境西部清平、石家、土主等区乡先后划归合川及北碚等区县。县治偏西一隅，显得很不适中。”
1966年，将县城移到了位于县境中部的两路口镇。浙江上虞县情况也是如此，1954年10月，将东关、汤浦两个区由绍兴划入上虞，造成上虞县的西部地域范围扩大，上虞县的中心枢纽从丰惠镇转移到了百官镇，县城随之迁到了百官镇。
4.自然灾害
我国一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从古至今各种自然灾害不断，许多城市因其承受重大的损失，不再适合人类生产生活。引起县城迁址的自然灾害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患等洪涝灾害，另一类是地震、滑坡等地质灾害。在地域分布上，因洪涝灾害迁址的集中在河流密集的区域；因地质灾害迁址的区域集中在地质条件复杂的西南地区。
我国河流众多，水系发达，且我国大部分地区属于季风气候，夏季汛期河水水位暴涨，非常容易发生洪灾。黄河、海河、长江流域，是洪灾发生的频繁区域。孟津县老县城地势低洼，临近黄河，时常受到黄河水患的威胁，1958年夏季，黄河突然暴涨，水位上升，爆发了山洪，给老县城带来严重的损失，被迫迁到长华镇新建县城。历史上永定河常常决堤，“骚扰”其流域的城市。1950年2月，桀骜不驯的永定河再次泛滥，冲破堤坝，淹没河北省安次县城。安次县委不得以将县治迁至廊坊。长江在爆发洪灾方面也“不甘示弱”，使人民苦不堪言。“1954年6月下旬至8月，阴雨连绵，江水暴涨，酿成百年未遇的严重灾害”，各处堤坝决口，湖北省黄冈县城受损，1955年，县城迁至黄州镇，远离水患的威胁。
西南地区处于我国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地形崎岖，地质复杂，喀斯特地貌遍布，另外西南地区位于龙门山地震断裂带上，地震频发。受到西南地区特殊地形地貌的影响，当发生地震或者连降暴雨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当一个县的县城发生灾害，已经不再适合作为县城，政府则会考虑搬迁县城，维护人民的安全。
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原县城西盟镇本就处于滑坡体上，澜沧“11•6”地震震松了附近的山体，使这座山城出现了严重的滑坡，无法从根本上进行治理，因此1995年将县城迁到了勐梭镇。1988年9月7日至次年1月，元阳县原县城发生了大面积的连续性滑坡，城区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1990年4月11日，国家计委对元阳城区滑坡灾害防治提出了“控制老城，重点治理，开辟新区，逐步转移”的综合治理方针，最终新县城选址南沙镇。
镇沅县也是如此，按板镇两面环山，如遇暴雨天气，容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据统计，1959-1993年，县城被水淹4次，损坏房屋875间，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00余万元。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1993年迁址恩乐镇。“5•12”汶川地震使四川省北川县城曲山镇葬于废墟之下，后将原属于安县的常乐、红岩、顺义、红旗、温泉、东鱼6个村划入北川县设立永昌镇，成为北川的新县城。
除上述两种比较常见的自然灾害以外，还有因风沙严重、冻土等影响而被迫迁址的案例，此种案例较少，并且一般只出现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中。西藏自治区的仲巴县因风沙严重，三迁县城，最终定址刮那古塘。青海省玛多县原县城黄河沿地下水埋藏浅，寒季结冰，暖季融化，常年反复的冻结和融化使地面基础被破坏严重，致使建筑墙面破裂，如此环境已不适合作为县城，1974年迁址到玛查里。
另外，还应该注意一点，自然灾害有时候在县城搬迁中扮演着直接原因的角色，而不是根本原因。自然灾害更像是给县领导提供一个搬迁的借口。以山西省垣曲县为例。建国后，由于中条山铜矿的开发以及礼垣铁路的修建，新城镇得到快速发展，经济、交通中心由古城镇转移到新城镇。因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城镇也集聚了大量的人口，古城镇仅仅是一个行政中心。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此时水患正好送来了“东风”。1958年7月中旬，黄河中下流三门峡段发生特大洪水，给垣曲旧县城造成重大破坏。垣曲县委顺势而为，将县城搬到了经济发展更好的新城镇。
（二）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是相对自然因素来讲的，主要包括行政区划的调整、交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修建、匪患、战略等因素。下面将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其对县城易址的影响。
1.行政区划调整
行政区划的调整很大程度上影响县城的迁址，因为县城迁址本质上就是行政区划调整的一部分。国家统治者不断调整行政区划，以满足不同时代背景下国家治理与发展的要求。共和国初期，我国从战争时期的“军事优先”转变为“行政优先”，逐步实现军政分离，加上某些其他原因，导致行政区划变更频繁。此后，为了适应并促进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我国不断进行行政区划改革，调整现有行政区划框架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匹配的地方。如建国初期大行政区的设置与废除，改革开放时期“市管县”行政体制的推行等等，都是在不断的探索更适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行政体制。
行政区划调整引起的县城迁址类型较多，大概分为五类，即行政区域调整、其他行政单位驻地的变迁、县之间的合并与分治、划区域设市（区）以及市（区）县同城。下面将一一探讨。
行政区域调整引发的县城迁址集中在建国初期，全国各地都有，分配比较“平均”。这种情况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将某块区域从其他行政单位划入该县，从而导致该县县城的变动，大多数情况是县城迁进划入的区域。如1951年汶川县因将原属于理县的威州、克枯两乡划入，县治由绵虒迁到了威州镇。宝鸡县情状相似，1949年11月，将原隶属于宝鸡市的虢镇划归宝鸡县，随后宝鸡县人民政府由石羊庙迁到虢镇西堡。
另一种情况是将某县的县城划出，归属其他行政单位管辖，原县被迫另寻它地作为县城。以内蒙古自治区的额尔古纳旗为例，1961年，将包括额尔古纳旗旗址三河镇在内的上库力乡、拉布大林乡等区域交由陈巴尔虎旗管辖，迫使额尔古纳旗旗政府迁址根河镇。1951年4月，海口市接管琼山县城琼城，琼山县城搬到云龙岭脚圩，1955年1月，琼城重归琼山县，同年11月，琼山县城迁回旧址。其他县城迁址状况相差无几，大多与这两种情况相同。
建国后因此原因迁址的县城较少，只有4例。其他行政单位政府机关因为各种原因，迁址到某县城，从而“挤占”原县城的生存空间，导致原县县城被迫搬到县域内其他地方。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在1962年恢复行政机构后，定保亭县城通什镇为首府，并将通什镇和保亭县分开，保亭县城迁到保城镇。
1951年，璧山专区搬迁到江津县，改名为江津专区，造成地区与县共处一城的尴尬局面。但江津县城几江镇地域狭隘，“容纳”不了两级行政机关，故将江津县城迁到白沙镇。衡东县则是因为南岳县出于战略地位和战备的需要，方便发展衡山县河东与河西的经济，从而将县城从南岳镇迁到衡山县城，并要求衡山县另建县城，并改名为衡东县。平乐县城平乐镇在1951年成为了平乐专员专署、中国共产党平乐地方委员会驻地，平乐县搬出，以二塘镇为县城，1958年，平乐专署建置被撤销，平乐县委员会和平乐县人民委员会随即迁回平乐镇。
为了满足现实行政管理以及产业、行政级别升级的需要，有时会将县境相邻的两个县或市县、县区进行合并、分治、拆分，从而导致县城的变动。“合并、分治潮”规模最大的是人民公社化时期。1958年，中国为了快速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神州大地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范围内搞统一的生产分配，为了适应这种政治、经济形势，县级行政区划大批合并。1961年，为了矫正这种错误，撤销“大县”，大部分县恢复原有的行政建制。受到这种政策的影响，许多县先合并，后又分治，引起了许多县城的变动。
广东省吴川县是其中的典型。1952年，吴川县和梅茂县合并为吴梅县，后改名为吴川县，县城定在梅茂县城梅菉镇。1958年10月，吴川县与化县合并，成立化州县，县城换成了化县县城化州镇。1961年4月，从化州县析出吴川县，恢复吴川县建制，吴川县城变回了梅菉镇。除了县的合并之外，还有县的拆分。1952年7月，衡阳县拆分为衡阳、衡南两县，衡南县驻衡阳县城，衡阳县城无奈迁于西渡。淮阴县两者兼之，1951年春，淮阴县城关被划出设置清江市后，县城即迁往王营镇。1958年8月，淮阴县。清江市合并为淮阴市，清江浦成为市政府驻地；1964年，市、县分治，淮阴县政府暂时驻扎在清江市区，1972年，淮阴县城复迁王营镇。
新中国成立后，继承和发展了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1921年析番禺县和南海县部分区域设置广州市，“市”作为一定的行政单位正式登上中国的行政区划舞台。在整个民国时期，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展成为市，建国后，延续了划区域设市的建制，并且在建国初期形成了一个划城设市的“高潮”。
现代的“市”与古代的附郭县存在着一些联系，“市”大多数是把之前附郭县的县城区单列出来成立的，管辖城区等周围区域，而作为“母县”的附郭县被保留下来，管理郊区和广大农村地区，这是目前中国频繁出现“县市重名”的原因之一。这种划县城区设市的情况，造成许多市、县同城而治，有县无城的局面。县政府寄居在市区，远离辖区之外，给县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增加了施政难度。解决办法或是整个“母县”变成市辖区，或是新建县城。
设市以后，有随即不久之后就在县域内另找城镇新建县城的，如1950年，泉州市从晋江县城区单独划出成立县级市，随之而来的便是1951年晋江县城的外迁，四川宜宾县相似。1951年6月划出宜宾县城关区5镇及近郊4乡设置宜宾市，宜宾县治被迫迁往喜捷镇。这些县大多在经济发展较好、地理位置较优越的区域，县境内有另外地区可以作为县城，但在经济欠发达，地理位置不太好的县，则可能留在原地“按兵不动”，待经济发展转好，或其他时机再另寻县城。
将辽宁省抚顺县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因为它是唯一一个重迁回市区的县。新中国成立后，在抚顺地区成立了中央直辖市抚顺市，市府和县府同驻在抚顺市区。因抚顺县境内大部分都是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七成，抚顺县境内8个乡镇，没有一个发展特别突出的中心城镇，故没有立即迁出县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县治寄居于市区不符合施政的需要，遂1969年将抚顺县城迁到县内发展稍微较好的石文镇。石文镇地处河谷，地势较狭窄，满足不了城市扩展的需要，在十年后的1979年，又迁回了抚顺市区。
其实，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脚步的深入，经济变得活跃起来，地区经济通常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城市发展的，城市对于周边地区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大大加强，故中国开始施行“市管县”体制，大多数“母县”转变为了市辖区，选择迁县城的县为少数。就算某些县当时选择了搬迁县城这一途径，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区不断扩大，与“母县”逐渐连成一片，被市吸纳成市辖区，比如九江县、大同县先后成为九江市柴桑区、大同市云州区。“母县”市辖区化是发展的趋势。
2.交通因素
陈秀刚在《城市行政中心选址的原则探讨》一文中提出行政中心的选址应该遵循空间通达性原则，使境域内的各种实体能够进行方便的交流，而提高空间通达性的有效途径，就是创造便捷易达的交通条件。
现代社会中，交通可以说是城市发展的命脉，它是人流、物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快速流通的前提和保障。因此县城一般会设置在交通通达性较好的城镇，方便与各界的沟通。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由水路转向陆路，公路、铁路运输取代水运成为最主要的运输方式。地处于公路、铁路旁的城镇交通通达性迅速上升，人口大量聚集，工商业迅猛发展，县城倾向于向这些地区迁移。特别是串联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的京广铁路，极大的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发展，改变了其交通状况，沿线许多县将县城迁到铁路旁，促进本县经济发展。如新乐县、永年县、花县等。但中、西部地区由于近现代发展较落后，加之地形崎岖，铁路和公路网络没有东部密集，靠近大江大河，水运发达的城镇成为县城的首选。与赣江相通的生米镇在那个以水运为主要运输方式的时代，占据了地利条件，在50年代初成为新建县的新县城。
除了上述的主动型搬迁，还有因原址交通不畅，被迫迁往方便与外界交流、交通便利顺畅的地区。新中国时期因此因素迁县城者不在少数，如湖北省礼山县旧县城距离铁路较远，交通不便，1951年被迫西迁至二郎店。1950年北川县将县城从治城乡迁到回龙乡的直接原因就是治城交通闭塞，不方便去专区开会，也不便接受外部支援。广东省大埔县、河南省沈丘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浙江省德清县等情况类似。
其它县城新址或位于新修的铁路旁，或拥有四通八达的公路、水路、铁路交通网络，便于行政管理，与外界交流，更好的发展经济。
3.经济因素
县城是全县人民生产活动和物质文化交流聚集的场所，多种要素共同构成了县城的经济发展。“城市经济的活跃程度是城市发展的直接动力，没有经济要素的支撑和推动，城市发展必然举步维艰。”
作为“在城乡经济运行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示范引导以及重要载体和经济主导作用”的县城，其经济发展对全县的影响极其深远。当原县城经济发展滞后或县境内另一集镇成为新的经济发展一极，县领导层则会考虑迁址。
原县城经济较差，起不到辐射带动全县发展的龙头作用，县领导则会改变现状，迁址县城。广东省潮安市的城市规划将潮安县城枫溪镇纳入其中，连成一片，加上枫溪镇的污染问题，严重阻碍了潮安县经济的发展，故1992年迁址庵埠镇。四川木里县原治瓦厂在解放前由于封建农奴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加之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群众生产生活水平都很低。解放后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生产虽有所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仍较缓慢。1961年迁至经济发展势头更好的博瓦。
另外，某些城镇因内部或外部因素，地处交通便利或自然资源丰富之地，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超过县城，成为一方的经济中心。在新的时代发展要求下，县城迁于此有利于全县的发展。山东桓台县索镇位于乌河旁，外连小清河，古代漕运发达，逐渐发展成为商业重镇。1950年，桓台县城迁于此。湖北省广济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上海市上海县、四川省射洪县等情况类似。海南昌东县石碌镇和云南广通县一平浪镇拥有铁矿，矿产的挖掘带动了城镇的发展，于是县城迁于此处。
4.水电站、水库、河道等基础设施的修建
水利工程的修建是合理利用水资源的表现，它不仅可以改善自然环境，减少洪涝灾害，还可以为居民提供水、电等资源，同时也可以体现国家的综合实力。但水利工程的修建，导致了许多县城被淹没，被迫拆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或因南水北调工程，或因兴建水电站，或因城市供水，修建了无数个水库，有很多古老的县城因此被永久淹没，另寻他址。
因此迁址的县城集中在水资源丰富且可在所有案例中，长江三峡库区淹没范围最广，湖北省巴东县、兴山县、秭归县，重庆市丰都县、奉节县、开县、云阳县、巫山县旧县城沉于库区之下，被迫重修建新县城。
其次是三门峡水电站的修建，涉及河南、山西、陕西三省的灵宝县、陕县、平陆县、潼关县。山西孝义县则是因为张家庄水库蓄水，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上升，县城内积水成患，无奈迁往新址。浙江省丽水县1961年因为上级部门计划在瓯江青田段建造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丽水县城关镇处于水电站库区淹没区。1961年将合并后的“大丽水县”，县城迁往已经建设两年的云和镇。但后来因国家处于困难时期，苏联撤回专家，移民代价太大等原因，瓯江水电站建设计划暂缓，1962年4月，丽水云和两县分开，丽水县委、县政府搬回丽水城关镇。
河南、湖北、四川、安徽、江西、山西等省份都有不少的县城因当地修建水电站被淹没，搬迁县城。山东省齐河县旧址紧靠黄河左岸，黄河高悬，地势险要。1971年国家兴建黄河北岸齐河展宽工程、黄河泄洪河道，齐河县城迁往晏城。武城县旧县城在1972年治理卫运河，展宽堤距时，被规划到退堤线内，县直机关和部分工厂企业向东北迁移20公里，重建新县城。
5.匪患、战略等政治军事因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的中国大地上土匪并未被完全消灭，与国民党残余部队狼狈为奸，形成反动势力，常常对新生的民主政权进行侵扰，侵犯县城，若严重，为保护人民财产安全，则会暂时迁驻县城，待土匪被消灭后，或迁回原址，或另选他址，或原地不动。
福建屏南县土匪在1949年12月夜袭县城，因我方武装力量较弱，县直机关迁到长桥镇。西南地区由于地形和历史原因，建国初期土匪一直比较猖獗，社会秩序混乱。为了彻底清除匪患，保证征粮工作顺利进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底云南省江川县治所由江城迁往大街。澜沧县在1951年6月因国民党残部进犯县城一带，县城暂时迁至南岭区南现，不久迁回原址。习水县也是如此，1950年初，官渡土匪猖獗，习水县人民政府于4月从官渡撤离，到县属温水镇，县人民政府临时设此。甘肃碌曲县则是因建政之初武装叛乱时有发生，为了便于防御，将县城迁建在高坡地带。
1969年，中苏边境斗争形势日趋紧张，黑龙江嘉荫县、吉林省安图县为保障安全，积极备战，将县城迁往山区。1958年额济纳旗因国防建设所需，旗政府驻址变更到了达来呼布。
云南省镇康县、西藏自治区嘉黎县迁址则是因为新址具有独特的地理战略意义。镇康县的新县城南伞镇是集边境、山地、热区于一体的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口岸重镇，是国家二类陆路通道口岸。矗立在南伞的国界碑把“金三角”北大门分为了门里和门外。将县城迁于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嘉黎县则是因为达玛比仁郭更加封闭，不容易遭到袭击，出于战备考虑，将县城迁至达玛。江北县在1950年为了开展新政，将县城迁到了唐家沱。南岳县出于战略地位和战备的需要，县城由南岳镇移到了衡山县城。
6.政府开展工作
县城是县级政府办公处理政务之所，原址由于各种原因不便开展工作，或遇特殊情况，为进行事务管理迁址新城。湖南省麻阳县各乡、区之间过于分散，加上交通不便等因素，开展日常工作较难，遂1953年迁址高村。建国初，广东省饶平县政府为了便于领导，在黄岗镇增设了饶平县人民政府办事处，后将县城迁于此。
吉林省梨树镇建县时县城设在梨树镇，1958年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将县城迁到了交通条件更好地郭家店镇。但基础建设等方面没有跟上，造成梨树县工作人员工作和生活地点分离，给工作和生活带来弊端。后来因梨树县土改工作不彻底，吉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亲自坐镇梨树县，在梨树县开展”四清“工作，由于先前的隐患，开展工作极为不便。经全国劳模郭淑珍的提议，县委书记马鉴综合各方面意见，将县城搬回了梨树镇。
江西省余江县在1961年为了就地高效指挥抗血疫，巩固血防的成就，将县城搬迁到处于疫区中心的邓埠镇。准格尔旗政府驻地迁徙则与准格尔煤田开发密切相关，为了不将煤田划归呼和浩市管辖，准格尔旗政府以更好更加便捷地为准格尔煤田开发服务为理由，将驻地迁到了薛家湾镇。
7.其他因素
新中国时期县城迁址的原因除上述集中因素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因为不适合归类，遂单领出来归为其他。1955年，山东省历城县政府在王舍人庄铁道旁新建县城，修建了各种基础设施。1958年为大炼钢铁让路，将新修建的房屋全部移交给了济南钢铁厂筹备处，历城县城无奈迁于洪家楼镇。屏南县在建国初因治理匪患将县城徙至长桥，匪患平息后，屏南县旧县城双溪群众要求将县治迁回，而长桥群众坚持县治永设长桥，两地群众争议不休。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妥善解决“矛盾”，县委决定将古厦乡作为屏南永久性县治。
甘肃省玉门市原址因长期开采石油，造成空气污染严重，城市地表水有害物质严重超标，自然条件差，环境恶劣，市民的健康水平低，并且位于地震带上，地震频发，作为市区已不再合适，2003年市区从老君庙搬迁玉门镇。河南省密县和永城县都是因为老县城处于煤矿上，压煤，为了便于煤矿开发，从而将县城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