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地度过一生”，不仅是李泽厚晚年的自我断言，也是所有的晚年访谈中留给读者的印象。李泽厚喜欢独处，从来不过生日，每次回国还给自己定了一条“三不”原则：可以吃饭不可以开会；可以座谈不可以讲演；可以采访、照相，不可以上电视。尽管平时寡言少语，一旦涉及原则性观点，李泽厚却是寸步不让，即使好友也不留情面。
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李泽厚早就做过一番彻底的思考。李泽厚说，自己的父母都在四十岁之前去世，能活到这个岁数觉得是种偶然。他还曾在家中摆放一个骷髅，来提醒自己随时迎接死亡。晚年的李泽厚遵循着他所说的“四个静悄悄”：静悄悄地写，静悄悄地读，静悄悄地活，静悄悄地死。假使自己病重，也不报知亲朋好友，以免带来牵挂，“如不健康，不如早死”。
“10月11日，李（泽厚）先生《伦理学新说》序修改稿，应该是先生最后的手迹。”（马群林语）
九十岁之际被问及人生感悟，李泽厚说了四个字：“至今未悟。”他最欣赏的是陶渊明的生活境界，努力做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但观热闹，何必住心”。
李泽厚的这些所思所想，大量流露在马群林与李泽厚的对话之中。在李泽厚晚年的交往中，马群林是和他联系最为密切的人之一。即将出版的《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展现了李先生一生的学思之路，许多内容是马群林这些年在与李先生的交往中掌握的。
马群林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李泽厚先生生前对此书非常重视，在序文中认为“是可以作为我的学术传记来阅看的”，并在最近几个月多次询问该书的出版进展。“原定10月底见书，如今书稿尚未付梓，哲人已逝，悲痛不已！”李泽厚在序言中写道：“我已年过九十，心脑俱衰，本该匿声，却来写序，而往事依稀，徒增怅惘，如今只欠呜呼，可伤也矣。”而李泽厚先生最后的心愿也提及，希望《人生小纪》能顺利出版。
经马群林先生授权，特此刊发《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的部分章节以作纪念。
对话｜李泽厚、马群林
摘编｜李永博
下文经授权摘录自《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马群林编撰，南京大学出版社，预计于12月正式出版。本文插图均由编撰者提供。
1
唯一能用的只有脑袋了
马群林（以下简称“马”）：我感觉您的心态很好、很年轻。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我已经老了，做不了很多事了，现在看一会书眼睛都疼，总之是绝对不行了。
马：眼睛老花？
李：是青光眼和黄斑裂孔，分别在左右眼，两个眼睛都不行了。看书坚持不
到半小时。
马：但还是很有神采。
李：我在六十几岁的时候，还不错，头发比较黑，面貌也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眼睛已经失神了。
马：在美国还看什么书吗?
李：现在的书和报纸都看得很少。这个干一点，那个干一点，加起来的事情就多了。
马：写作用电脑？
李：还是用手写，电脑就是看看一些新闻、信件。
马：也使用微信？
李：我过去一直没有手机，近几年才用，也学会了用微信，很便捷，现在与外界联系、通话，也多用它。
马：与您通话，感觉您声音还很清亮，精神很好，思维敏捷，反应也很快，完全不像近九旬老人。
李：不行了，现在自己唯一能用的只有脑袋，除记忆力外，其他还好，还能写和讲，还可以在口头辩论中打败一些年轻学人，我跟人家辩论都赢了，很高兴，我抓住他的弱点拼命进攻，哈哈……
马：现在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如何？大家很关心。
李：我是自由之身，自己打出天下，无求于人，非常独立。我很满意。我经济上安排得很好，钱用不完，根本不依赖孩子，精神也非常好。我从美国回来，坐商务舱，自己掏钱。我还买了一些基金投资。
现在身体是每况愈下。我的心脏在美国做过插管的冠状动脉造影。有问题，但不严重。还有一个问题，美国的医生都没有查出来，诊断不出来到底什么毛病，是心脏胸闷，相当典型的闷，而且发展到背部，只要运动量大一点，上楼，再拿点东西肯定就不行了。有的时候很奇怪，散步走快点时间长点肯定心脏有反映，有时候坐着不动它也有反映。我现在有几个病都搞不清楚。每晚必服安眠药，愈来愈多。整天是昏昏沉沉的，但脾胃也还可以，但其他方面已不行了，近两年尤甚。
马：平常怎么锻炼身体？
李：就是散步。现在越来越不行了，老了，这是实践证明的，原来我能走的距离和我前三年、五年距离明显缩短了很多。步子很慢，所以有的朋友笑我，你这等于没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越来越不想走，腿没劲了，最近已停止了散步。
李泽厚。
2
最多是一个“狷者”
马：您家离刘再复先生家远吗？
李：很近，走路就几分钟，可以常常见面。
马：刘再复先生有一段话：“历史把我们抛到一起，抛到落基山下的一个叫做博尔德（Boulder）的小城里，让我们可以常常一起散步，一起沐浴高原的灿烂阳光，一起领略人间精彩的智慧。真理多么美呵，智慧多么美呵，我常独自感叹。如果不是漂流到海外，如果不是离李泽厚先生这么近，我真不知道他除了具有天份之外，还如此‘手不释卷’，如此勤奋。也不知道他除了对哲学、思想史、美学、文学深有研究之外，还对古今中外的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具有如此深刻的见解。这才使我明白哲学家对世界、对人生见解的深度来自他们涉猎的广度。李泽厚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阅读，只用百分之十的时间写作……”（《李泽厚美学概论》序）
李：我一辈子就只跟书本打交道。
马：刘再复先生还谈到您的性格：“李泽厚是一个性格特异的人，一个手不释卷的人，一个整天活在‘思想’中的人，一个极善于思考却极不善于交往的人，一个内心极为丰富但表达时却近乎‘刚毅木讷’的人，一个只会讨论问题而不会聊天（或不喜欢闲聊）的人，一个只‘思索上帝’但绝不‘接受上帝’的人，一个喜欢喝酒、喜欢‘美食’却从不进入厨房、一辈子也未曾煎过一个鸡蛋的人，一个勤于思精于思却不爱体力劳动的人。我还可以说他是一个知识很多、朋友很少的人，一个哲学、历史、美学、文学都‘很通’但人情世故却很‘不通’的人，一个能够把握‘时代’脉搏而往往不识‘时务’也绝不追赶‘时髦’的人。他的性格实在是很‘孤僻’的。他除了喜好喝酒之外，还喜好旅游与散步。旅游时喜欢追寻文化遗迹，并不热衷‘自然风光’。除了下雪与酷热，他几乎天天都散步，每星期还去游泳一次，冬天可以在寒冷的游泳池里游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在高温的‘桑拿浴’里也很经得住煎熬。他每天都喝一点酒，可惜无人奉陪，真的是‘独酌无相亲’。”（《刘再复答《博客天下》卜昌炯先生》，2014年6月9日）
李：说我“性格特异”的，已有好多人了。是好是坏，我也不清楚。
马：想起曾看过的一张照片，您怀抱两个酒瓶子，其中一个是茅台酒瓶，手里还高举一个不知是酒瓶还是酒杯的东西，人喝得有点歪。自题“小酒鬼一个”。哈哈……，我发现您这一代学人中，能喝酒的真不少。您的酒量不小吧？（笑）
李：现在不敢说了。年轻时一斤酒根本不在话下。那时我喝酒经常是一个人。有一次在北海喝酒，喝得晕晕乎乎的。没醉，微醺，感觉飘飘然，那心情非常愉快。北海那时十点才静园。很晚了，我就睡在那个栏杆的外面，我现在印象很深，有个老头就走过来，他怕我自杀，规劝了很多。（笑）我极少醉，连灌都很困难，我倒灌醉过很多人。
八十年代初，在夏威夷“朱熹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与傅伟勋一见如故，痛饮畅叙，弄到过半夜方休。第二天我昏昏然走上讲台，他却根本没与会，睡大觉去了。从那以后，我们几乎是每聚必饮，每饮必醉或半醉。伟勋酒量并不大，却特别喜欢闹酒，尤其人多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他闹。还有一次印象较深，1986年在北海仿膳，汤一介、庞朴、孙长江、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鲁军等人参加，我与孙等几人互相用碗赌白酒，那种很烈的，一口干，痛饮畅叙，豪谈阔论。这次我喝得太多，醉醺醺地回家了。
马：哈哈，没想到您还有如此豪放的一面，真乃性情中人！刘再复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一次开车去科罗拉多Grand Junction，您以一百多公里时速在高速公路上狂奔四百余里，把其他人远远甩在后面。
李：我很高兴，在我这一辈的国内学人中，恐怕能开车能享受在高速公路奔驰的人大概不多。
马：有篇报道讲，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您是个很好玩的人。“他年龄比我们大，但说话非常平等，一起玩、一起喝酒、一起骑马。人也很豪爽，有时他可能找二三十个人一起吃饭，都是他来埋单。”还讲一事，您有次回国小住，提出要去蹦极，让赵汀阳打电话去问，被对方堵回来了，以为遇到了神经病，因为那时您已经70岁了。（笑）
李：我很喜欢剧烈运动，骑马、冲浪、蹦极，可惜年轻时候没有条件。记得在密歇根，有一次，我随着音乐跳迪斯科，一阵子突然获得场内一片掌声，大概我的步子与音乐非常一致，入了迷，自己还加了些非常和谐的小步子，到了一种非常好的境界。（笑）无论读书或写文章，我都非常重视单位时间内的效率，从不苦读苦写、苦思冥想。写不出干脆去玩，我常说玩得好就写得好。可惜我玩得并不好，所以写得也并不好。现在老了，不能玩了，也就不写了。因为写本身不是玩。至少我是如此，别人可能以写为玩。我不行，写文章毕竟还是苦事情。
马：赵士林教授讲，做学生时，他没少去您家蹭饭，有时还与您一起出去喝酒，喝醉了两人互相搀扶着往回走。他说那时对您都是“直呼其名”。哈哈……，以现在标准衡量，这哪像师生关系啊，完全乱了“规矩”。（笑）
李：我不在乎这些小节。
马：看来您确实与众不同。您的同辈人周来祥先生说：“李泽厚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不大奉承人，不大巴结人，但也不苛求于人，不注意小事，与人相处友善而真诚。”何新先生说您：“平生为人不拘小节，乐于助人”，“知世而不世故，明察而不刻薄，好学深思，求智求仁。”
李：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常被人算计、欺负。
马：您讲过，自己是一个“狷者”。
李：我一生谈不上“中庸之道”，也不算是进取的“狂者”，最多不过是“有所不为”的“狷者”罢了。我尝自省，这一生也算温良恭俭，以让为先，兢兢业业，但直道而行；虽然缺点很多，但从不敢心存不良，惹是生非。只由于性格孤僻，不好交往，便得罪了不少人。而一辈子没权没势，从少到老，总被人无端欺侮，有时生一肚皮气也毫无办法。但由此反而索性横下心来，我行我素，既知人事难酬，玲珑不易，只好更加关起门来，自成一统，“遗世独立”，感叹“运交华盖欲何求”。
说也奇怪，我在理论和实际上一贯强调历史主义，但另方面，也许仍是受鲁迅的影响，我又非常注意人们的处世、为人。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我一直非常尊敬、赞佩和更为亲近那些或勤勤恳恳、老实本分，或铮铮风骨、见义勇为的人，尽管他们非常普通，既非才华盖世，又未显赫于时，可说是“名不称焉”吧，但他们比那些经营得巧名重一时的“俊杰”老翁，或左右逢源聪明圆滑的时髦青年，总要使我觉得可爱可信得多。中国古人有言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可惜这点点“伦理主义”在近几代（不能只指责青年一代，还有“俊杰”老翁）中国知识分子好些人中，似乎在不同程度上被忽视被遗忘了。
经李泽厚修改的对话手稿。
3
一辈子都在孤独中度过
马：您说过“实惠的人生我并不羡慕”，理想的人生或者说你最想过的人生是什么?
李：虽然孤独和寂寞，但我也不觉得不幸福，现在能活着就不错了。那么多政治磨难都逃过来了。每个时代都有局限性。理想的人生我是看不到了，但生活
还是要有一些责任感为好，享受并不最快乐。
马：有没有想过抱孙子？
李：没有。这比较特殊些，是个性问题。我不相信什么传宗接代，我这辈子见不到孙子都没关系，我不重视这些。
马：有没有特别脆弱的时候？
李：我不认为自己是强悍的人，但也还不那么脆弱，不然早死了。我想得开，很多事无所谓。
马：您的学生许多已是当今著名学者、教授，赵汀阳还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他们来美国看过您吗？
李：赵士林来过，当时他在加拿大。我没有学生，都是名义上的。我回国到北京他们都不来看我，当然这完全不能怪他们，我也不通知人家。他们做学生时，我就跟他们说，过年不要到我这里拜年，因为我从来不跟任何人拜年，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
马：您旅居美国已近三十年了，为何仍不入美国籍？
李：要入美籍很容易，但过不了这心理关，不能成为美国公民。拿中国护照心理上比较舒坦些。当然，有时也比较麻烦。记得有一次跟刘再复到奥地利开会，提前三个月就申请，到了最后一天，还得请奥地利外交部帮忙，才搞好落地签证。
马：您的学说倡导“乐感”，但自己却很孤独。
李：我这一辈子都在孤独中度过，不孤独的时候少。
马：所以，您一直不喜欢与人打交道？
李：人本是社交动物，有社交的本能和欲望，但我的个性就是比较孤僻，不爱倾诉，不爱与人交往。包括在美国散步，也喜欢一个人，不让太太陪。我从小就见不得生人，见人就往后躲，这就是个性，个性的偶然性，没法改。我的人际关系不好，没什么人缘。我在香港一年，离开后没跟任何人打电话联系过。当然，别人打电话我是接的。有人认为我很傲慢，其实我是没事就不联系。我从来不主动去拜访人，连打电话问候也不会。我喜欢独处，即使是非常熟悉的人，整天在一起，搞几天我就烦，就要独处。我这个人讲话也比较随便，常常冲口而出，那也不行。
我还有三个先天性毛病，与不喜欢跟人交往的个性恶性循环：一是记不住面孔；二是记不住声音，别人打电话我总要问“哪位”。有次包括我儿子，所以他现在总是先报上名来；三是记不住路。（笑）
马：我读到过一个细节，一位记者采访您，说采访稿有一个地方应该修改一下，您就将笔递给他，让他改。这位记者说他感到很惊讶，也很感动！
李：只要说的有道理，对的，我都会接受，不管是谁讲的，这很正常嘛。
马：但另一面，您又很固执，坚持已见。（笑）
李：我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上，我不会刻意去讨好谁、迁就谁，不管在学术上还是在其他方面，这是我的性格。所以虽然“腹背受责”，但“我自岿然不动”。
青年时期的李泽厚。
4
从未有失落感
马：您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来阅读您的作品吗?
李：当然了，因为我的一些东西一直遭到误解，希望多些人看，了解得更多一些。但我不抱这种奢望，愿意看的就看，这不是我能左右的。特别是现代社会更加多元化、专业化，很多人根本不会看，很难强求。不可能、也不必要回到八十年代那种盛况。
马：您在八十年代有巨大影响力，1992年出国以后这种影响力在逐渐减弱，有没有失落感呀？
李：哈，从过去至今几十年来，我就从未感到过得意，从而也就从无失落感，所以能活到今天。我不在乎那个东西。在美国，我没有什么名气。即使在国内，我也从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从心里就平等待人了。人贵有自知之明，认识到自己只有那么一点点力量就会专注于自己能做到的事。我始终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嘛。但大概由于不喜往来，人们可能并不感觉这一点。我在美国基本上什么会也不参加，也不习惯主动跟人来往，过的是非常平静、非常单调、非常寂寞的退休生活。
马：如何评价自己？觉得历史将会如何看待您？
李：我从来不评价自己，评价留待他人或后人，不管别人说我是或不是都无所谓。现在快死了，更无所谓了。
马：我感觉您对自己提出的那套理论、学说，还是满自信的？（笑）
李：当然。否则就不会去搞了。概括说来，我先后写了 “思想史三论”（“巫史传统说”应该在“古代”内）、“美学三书”、“哲学三纲要”、“伦理学三说”，加上《论语今读》一本，当然还有本“康德书”和对谈与访谈等，“4×3＋3 = 15”，多乎哉，不多也；少乎哉，亦不少，如此人生，而已而已。我的哲学简单用一句话说，就是要以“人活着”（中国传统的“生生”）来替代或超越海德格尔及西方传统的Being。对我的东西的现在，很悲观，但对将来，我非常放心。
经李泽厚修改的对话手稿。
5
书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至今未被重视
马：您这个“4×3＋3 = 15”的概括非常有意思！我还想问的是：在这“15”里，您比较满意的是哪一本或哪几本？
李：若讲比较满意的话，应是湖南岳麓书社“当代湖湘伦理学文库”中的《李泽厚集》（即《伦理学新说述要》增补本，2021年），算是我的心理主义的伦理学小结，其中包含告别任何政治宗教等论点。当然，就我全部论著来说，《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和《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两书可与这本《李泽厚集》并列。其他一些论著和各种对话之类，就不列举了。
马：您只列举了三本，难道您那本最负盛名的《美的历程》还列不进去？（笑）
李：当然排不上。
马：我发现一个现象：相比您极盛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对您的关注、研究似乎更多了起来，有关您的学术研讨会开了好几次，研究专著出版了多部，研究论文也屡屡刊发，博士、硕士论文也不少。所以，我相信，您的原创性思想系统是不会被漠视的，未来，或许还会有“重新发现李泽厚”“回归李泽厚”这样的情况出现。（笑）
李：我的文章论著，从美学到哲学到伦理学，从思想史到“告别革命”，大都曾遭到各种狠厉攻击。“一生如此，至老犹然；颇为感慨，却不伤心。”我不太爱说狂言，不过现在想说一句：我那些书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人认真注意。没发现也没关系，迟早会被注意到；如果一直没有，那就算了。但真理早晚有人发现，科学上不常有重新发现的事情吗。朱熹死的时候，他还是“伪学”，不让人去告别嘛；王阳明死后四十年，他的书才让出版。王船山更是被埋没了几百年。
马：生前名和身后名？
李：倒不是名利问题，那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许多时候真理不大容易被人们接受，或害怕接受。我多次说过，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开始也受到当时的大物理学家的反对和指责。康德也如此。我坚持我的哲学，倒也从不怕任何挑战，哈哈哈……
李泽厚。
6
还有几个题目没做
马：还有什么新著问世？
李：前面不是讲过，“文革”中拟过九个研究提纲，可惜现在只完成了五六个。虽然还有一些东西想写，但身体不行，正式文章也写不成了，最多只能聊聊天。我这一辈子是纯粹单干，一直没有任何助手和帮手。为核对一条小材料，查出处、翻书刊、跑图书馆等等，都得靠自己。现在没法做了。
说来题目还有好几个。例如，写一本《新大同书》。原来是想在总结百年思想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的展望。这未来既指中国，也指世界。我似乎在无意识地重走康德晚年和马克思晚年的脚步。康德晚年写了永久和平论等著作，盼望人类远景。马克思晚年写了大量关于人类学的历史笔记。这说来会被人笑骂，我居然还想重提作为儒家宗教性道德的大同理想。当然这不是作任何具体的设想或设计，而只是借用一下康有为的书名。我似乎与康有为有缘，第一篇思想史论文就是《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当然，我现在对康的评价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如同对马克思的评价一样。
马：刘再复先生多次提及，你们还有一本待整理出版的对话录《回归古典》，这本书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李：不会有了。国内“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会如此甚嚣尘上，在此情况下，“返回古典”很可能会被开倒车的国粹派所利用，所以就不再多讲了。
马：真遗憾！您说的“返回古典”是什么意思？
李：我们所谓“返回古典”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不要现代性的古典是种倒退。“回归古典”就是重新探求和确立人的价值。西方社会发展到现在的确是有很多问题。但中国和西方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仍然需要理性启蒙。在这个基础之上跟传统结合，返回古典，这才可能开创新的东西，将来对全世界做出贡献。这是我一直讲的“西体中用”，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些东西。二十多年前，我提出过希望有“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是回归希腊，把人从神学、上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然后引发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盛行，也导致今日后现代的全面解构。
我希望第二次文艺复兴将回归原典儒学，把人从机器（高科技机器和各种社会机器）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重新确认和界定人是目的，发掘和发展个性才能。由“道始于情”而以国际和谐、人际和谐、宗教和谐、民族和谐、天人和谐、身心和谐为标的，使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这就是“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但这又仍然需要人类自身的努力奋斗。
7
去留无意
马：您欣赏谁的生活境界？
李：喜欢陶渊明的。
马：您曾讲过“四个静悄悄”，哪四个？
李：一是“静悄悄地写”——一生从没报过什么计划、项目、课题，出书或发表文章之前从不对人说。当然，这只是我的个性，我不反对别人炒作、宣传、上电视。至于报项目，有资助，那更不是坏事。二是“静悄悄地读”——我的书没有炒作，不许宣扬，书评也极少，批判倒是多。但我有一群静悄悄的认真的读者，这是我最高兴的。有人跟我说过，我在八十年代的读者，主要还是在大学里面，现在是逐渐走向社会，一般的青年啊、干部啊、教员啊、企业家啊、媒体人啊、军人啊，都愿意看。他们有的还来看我，也有提问题讨论的。倒是那些名流不读我的书，或者是读了不屑一提吧。
马：另外两个呢？
李：“静悄悄地活”——近十几年，我的“三可三不可”原则基本上执行了。
还有就是，“静悄悄地死”——我死的时候除了家里人，没人会知道。我说过，对弟、妹，病重也不报，报病重有什么意思？牵累别人挂念，干吗？静悄悄地健康地活好，然后静悄悄地迅速地死掉。当然，这也纯属个性，我非常欣赏、赞同别人热热闹闹地活着、死去。
马：您的“三可三不可”原则是什么？
李：每次回国，媒体的采访邀请很多，但我能回避就回避。2002年我定了个“三不”原则：可以吃饭不可以开会；可以座谈不可以讲演；可以采访、照相，不可以上电视。因为后者太正式，前者都属聊天，愿意聊什么就聊什么，随意得很。至于上电视，我想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些年来，我这三点执行得很好。
这里要插一句，照相我是来者不拒，所以我和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都照过相。以后如用照片来说和我认识甚至很熟等等，就完全不符事实，应在此声明一下。
韩、日国家级电视台、凤凰卫视与某些地方电视台和中央某台找到我上节目，甚至不用访谈只要同到南方游览他们跟拍就成。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我都拒绝
了。
马：您刚才说不喜欢讲演？
李：我一辈子讲演没有超过五十场吧。讲课是要传授知识，演讲除了发表见解外，还要有创意，我讲不出来。但这主要是个性问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982年，哈佛的史华兹曾同时写信邀请我去，也是Luce基金，我因答应林毓生在前，人要守信，就婉谢了，尽管哈佛名气大。史华慈是美国数一数二的汉学大家。我和史华滋有过一些重要的交往，他多次要我去哈佛。以后还有不少名校和一些场合、会议用高价请我讲演或作Keynote Speech（主旨演讲），我都婉谢了。
马：据我所知，唯一的一次“触电”，应是2014年参加凤凰网、岳麓书院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主办的“致敬国学——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凤凰台著名主持人许戈辉在介绍嘉宾时，特别说道：“过去十多年，曾多次与李泽厚先生邀约采访，但都被拒绝，这次李泽厚先生‘为大义而食言’，拨冗出席会议，足见本次活动的重要性。”
李：乃勉强参加，只呆了十来分钟，开幕式未完就走了。当时我便说过，“乡情难却，偶一为之”。我多次谢绝了许戈辉的“名人面对面”的专栏釆访。
马：2018年李辉先生给我微信：“央视的朗读者栏目请我推荐几个人，我推荐了李泽厚先生，请他谈《美的历程》等，朗读他喜欢的文章，如序言。美国他们有摄制组，请问李先生，能否拨冗参加，拍摄时间不长。这里许多人都期盼见到他的身影和朗读。”我转给您，希望能破例一下，但也被您回绝了。
李：谢谢辉兄的好意。但人应能自知自爱，已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了，我喜欢静悄悄，作为一个老人，静悄悄地消失掉就行了。
马：如秋叶之静美！哪一天读者突然想起您来，却听不见您的声音了，就证明您是消失了。再回首已是百年身……（笑）
李：哎，就是这样，我比较欣赏这种。我现在努力做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但观热闹，何必住心。
李泽厚。
8
至今未悟
马：如何面对死亡？记得您八十岁接受采访时说，打算死后把脑袋冷冻起来，几百年之后用来证明自己的“积淀说”——这很特异，也似乎令许多人无法理解。（笑）
李：哈哈，若能证明文化影响大脑，我觉得比我所有书加起来意义都要大。这事我已办了相关手续，但最终能否搞成就难说了。（笑）我从不讳言死，这么老了，尽管也可惜还有好些事情远未做完，但总会有人来做的。在国内有一段时间我在家里摆了个真的骷髅头，用骷髅来提醒自己随时迎接死亡。我的父母都死于四十岁以前，我估计我只能活六十岁，我能活到现在这个岁数，自己根本没有想到。这也是一种偶然、侥幸。这听起来好像不好听，但是事实。
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就讲，可能说不定我哪天就要死掉了——那时候是开玩笑嘛，现在死亡对我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天我见到你，明天也许见不到了。我曾经说过我要死的话，最好是心脏病发，没有痛苦就死掉。其实我怕的是痛，不是死。但同时我也是养生一族，人都想活，这是动物性的本能，那么就要健康地活着，快乐地活着。活百岁的人现在确实不少，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够，而且多活那几年，如不健康，不如早死。
我2010年写了十六个字：“四星高照，生活无聊；七情渐消，天涯终老”。
马：有没有落叶归根的愿望？
李：从来没有。如果你是说一定要死在中国才叫叶落归根，我没这愿望。死在哪里都无所谓，我还讲过，也许飞机失事最好，因为基本无肉体痛苦，精神紧张也是极短时间，那就更不知道死在哪里了。飞机失事的唯一缺点是可能成为一条新闻。（笑）
马：您七十岁、八十岁时，虽有不少热心人张罗，但您却拒绝过生日。
李：人家要给我搞活动，我统统拒绝。刘再复非常好意，讲了好多次。还有纽约的朋友，说是借这次机会来东部来开个学术讨论会，邀几个朋友，当然不是大型的，小型的、中型的都可以。我也拒绝，我讲你们开吧，反正我不来，那当然就开不成了。我不参加对自己的祝寿活动，但愿意参加，也很欣赏别人的祝寿活动。
马：明年是您的九十寿辰，按中国的老话，叫鲐背之年，应该过一下生日吧？
李：我已婉谢了一些人预贺九十寿辰的好意。生日当天，如平常一样，独自餐饮，多喝了两杯路易十三。九十岁时，仍将如此。我一生最讨厌虚伪，过生日总要听些活一百多岁之类的话，听一些真诚的假话很难受。
马：最后想问一个问题：作为跨世纪的九旬老人，能否谈谈人生感悟？
李：至今未悟。
马：哈哈……
李：当今要说“悟”，在此艰难时日里，还是孟老夫子的“三不”吧：“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马：这次谈了这么多，真是辛苦先生了，非常感谢！
李：不客气。
对话｜李泽厚、马群林；
摘编｜李永博；
编辑｜走走。导语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