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不公特别是机会不公的敏感性，整体上明显在增强。社会公平被越来越多地提及，频繁被提到的还有“权利意识”、“规则意识”；遇到不公之事，人们也会在“不平则鸣”的情感驱动下，越来越多地摁下曝光、举报或起诉等维权按钮。
这两天，“上海迪士尼收天价插队费”事件，在舆论湖面一石激起千层浪。
此事的梗概其实并不复杂：园方为满足细分市场需求推出“尊享导览”服务、让VIP团随到随玩免排队，不是错；在对普通游客未告知的情况下，让VIP团“插队”，明显欠妥。
饶是如此，该事件仍虹吸了无数眼球，引发了海量讨论：鞭挞园方“吃相难看”，认为其情有可原的，觉得网民不懂市场的……几乎是铺天盖地。
究其刷屏原因，涉规则议题的低讨论门槛固然是一方面，更不容忽略的一点则是，国人的“公平敏感”。
本质上，上海迪士尼的对与错，不值得注意力的密集投射，也经不起“声道”超载的万千臧否。
但由于它击中了低燃点的“公平敏感”，相当于点着了引爆装置，故而迅速引燃了舆论。
“不患寡患不均”，对不公的不满，本是个体本能，每个人都不想遭遇不公，也都有对不公的承受力阈值。
尤其近年来，人们对不公特别是机会不公的敏感性，整体上明显在增强。社会公平被越来越多地提及，频繁被提到的还有“权利意识”、“规则意识”；遇到不公之事，人们也会在“不平则鸣”的情感驱动下，越来越多地摁下曝光、举报或起诉等维权按钮。
比如去年轰动一时的于欢案，公众起于担忧司法不公的强势围观，就倒逼了公平正义在个案上的归位，最终此案也以改判对接了公众的公平期许。
若将视野拉到更远，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大盘子中的许多改革举措，都是在实现公平增量：正是由于人们对考试和招录的不公在堆积，高考制度改革已大刀阔斧地开启；正是由于人们常年来对养老双轨制、城乡和地域间养老差距过大有所不满，涵盖养老“并轨”、城乡社保一体化、全国统筹在内的改革也已拉开大幕；也正是由于人们对某些司法不公乱象的不平，指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公平正义”的司法改革实践已有目共睹……
按理说，有些高考不公、养老不公、司法不公的现象，都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新情况。
但如今，人们的“公平敏感”已非昔日可比，所以很多改革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转型期，解决社会不公也成了许多改革的首位考量因素。
这种公平敏感近些年之所以急剧增加，跟对不公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不无关系。而这，其实也是人们的普遍需求演变的结果：正如马斯洛需求提出的，人的需求会循着“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感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的阶梯不断提升。
以往，虽然人们也“患寡更患不均”，但“寡”会分流人们对“不均”的关注度，毕竟人们还得关心能否饱暖、基本安全有无保障等问题；而今，随着物质的渐趋充裕，人们将更多目光与精力投到不公平事件、现象上，也很正常。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与手机摄像头对维权渠道的扩充，也让很多人对不公的反制手段增多。
而“公平敏感”的水位抬高了后，人们对很多社会中的疑似不公现象，也会更加警惕和敏感。
回到迪士尼“天价插队费”事件中，人们虽然早就能接受VIP高价买优质服务的市场化做法，可对普通游客和公众来说，在许多信息未知悉的情况下，任何人看到自己或他人辛辛苦苦排队两小时后，有人大摇大摆地插队，都会觉得太不公平。因而，这很快刺激到了公众的G点。
对社会而言，公众“公平敏感”增强，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对不公的零容忍正是推动公平的重要动力。只要这种“公平敏感”面向的是权利，而不是过度敏感地牵强附会、上纲上线，它就是增进社会公平的观念“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