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徐鲁青
编辑 | 黄月
5月24日，美国共享住宿平台Airbnb（爱彼迎）宣布，将暂停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房源和体验，仅保留出境游业务。这一消息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首，许多Airbnb的老用户都纷纷表达了遗憾与不舍之情。2016年，Airbnb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加之美团、小猪等众多本土民宿平台迅速发展，民宿如今已成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出行住宿选择。人们通过民宿平台认识有趣的房东，收获“本地人”的旅行建议，甚至成为朋友。
仅仅在40多年前，中国社会还高度限制人口流动，“旅游”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1978年，50个上海人坐一辆公共汽车，悄悄去往苏州游玩，在当时他们没人敢说是外出旅游，而是“散散心”。那时，人们的出行住宿需要公家介绍信，旅店更谈不上有什么多样选择，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焕焱曾在采访中提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旅店数量：“1978年我国饭店137家，15539间客房，其中绝大多数是国有宾馆和招待所。”
如今，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从此地到彼地的过程中，人们也有了更多的住宿选择。回望四十年来的中国出行住宿故事，我们或许能从中窥见背后意味深长的时代变迁。
01 招待所时代：介绍信、门禁与“不正当男女关系”
80年代初，人们需要公家介绍信才能入住招待所，要是没有介绍信，不仅无法住宿，甚至可能被当成“盲流”拘留遣返。招待所的规矩很多，开饭、打水、锁门等都有时间限制，有的进出门也要出示证明。有人曾回忆80年代进京的过程：在北京站出站台口，有块“北京市旅店介绍处”的招牌，出差的人都在此排队，手拿介绍信给工作人员检验。具体住哪家招待所也无法自主选择，工作人员检验后会递出一张单子，上面写着招待所名字。只有拿着介绍信和这张单子，你才能到指定的地方住宿。
对公家介绍信的硬性要求，也意味着普通进城农民很难有机会住进招待所。作家高晓声在1980年发表小说《陈奂生上城》，讲述了农民陈奂生住县城招待所的故事。进城做买卖的陈奂生，因为身体不适昏倒在车站，县委书记路过发现了他，将他安排在县招待所休息。那是陈奂生45年人生里第一次住招待所，苏醒后他环顾四周，“原来这房里的一切，都新堂堂、亮澄澄，平顶（天花板）白得耀眼，四周的墙，用青漆漆了一人高，再往上就刷刷白，地板暗红闪光，照出人影子来……再看床上，垫的是花床单，盖的是新被子，雪白的被底，崭新的绸面，呱呱叫三层新。”在高级招待所里，陈奂生坐立不安，“他知道自己身上（特别是脚）不大干净，生怕弄脏了被子……”“又眷顾着那两张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轻轻捺了捺，知道里边有弹簧，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
招待所之夜花费了陈奂生五元，这对普通农民来说实在价格不菲，但他最后还是老老实实掏了钱，一边心想：“他昨晚上在百货店看中的帽子，实实在在是二元五一顶，为什么睡一夜要出两顶帽钱呢？连沈万山都要住穷的；他一个农业社员，去年工分单价七角，因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这不是开了大玩笑！”但等他丧气地回村后，却因为坐过县长的车，还住过5元一晚的招待所，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友好多了，村里的人也都高看他一眼，“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
到了90年代，越来越多的宾馆建了起来，对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群来说，招待所相形之下成了次一等的住宿选择。金宇澄的小说《繁花》中讲述了沪生、阿宝、俞小姐等一行人从上海到苏州游玩一事。去到苏州发现，当地朋友安排的住宿简陋，“基本像招待所”，俞小姐受不了，吵着要回上海，最后才妥协搬去了当地最好的苏州大饭店。
“基本像招待所”的环境是什么样呢？剩下没搬走的四人夜里想散散步，却发现大门上了锁，在大厅喊服务员，“招呼许久，总台边门掀开一条缝，里面是女声，讲一口苏白，吵点啥家，成更半夜。陶陶说，我要出去。服务员说，吵得弗得了。陶陶说，开门呀，我要出去。女人说，此地有规定嘅，除非天火烧，半夜三更，禁止进出。”看到服务员不肯放行，一行人继续嚷嚷许久，最后，“门缝里慢悠悠轧出一段苏州说书，带三分侯莉君《英台哭灵》长腔说，要开门，可以嘅，出去之嘛，弗许再回转来哉，阿好。”等都同意了，服务员才“静了一静，一串钥匙响，一个蓬头女人，拖了鞋爿出来，开了门。”
最后，几人在外逛到深夜，终觉累了想回房休息，却发现招待所大门早已层层上锁，进去比出来还难。他们只好在外坐了一整夜，熬到天亮才得以进门。
当年的旅舍不仅有门禁，还会清查所谓的“不正当男女关系”。贾樟柯的电影《站台》里便出现了这样一幕：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夏天，在外演出的张军和钟萍在小旅馆开了一个房间，被突袭的警察抓住，逼问之下，张军承认和钟萍只是男女朋友，没有领结婚证。他们差点被当流氓罪处理，最后在其他同事调解之下，警察才终于让步，但一行人的演出活动也随之终止，只好收拾行李回汾阳。
直到2000年，《华声报》还刊载过一则社会新闻：一对华裔美国夫妇到北京探亲，因为没有结婚证，被宾馆禁止同住一个房间。记者采访了当时在国际饭店工作的胡伟，据他回忆，夫妻不准同房的规矩产生于80年代，那时上级单位经常叮嘱饭店经理：“不要出事，尤其不要出丑事。”“丑事”即指“不正当男女关系”。胡伟说，那时饭店每天都会派专人，把入住客人的登记表（内有年龄、身份、几人什么关系住一房等）送到公安局审查。警察也会隔三差五地到饭店搞突袭。“有一天晚上，他（胡伟）曾把一个香港客从温柔乡里大声喝起。不仅让对方缴了罚款，而且‘还让他在公安局里痛哭流涕地表示要痛改前非’。”
在那时，各大宾馆都会悬挂入住须知，其中一条便是：男女同房，必须出示结婚证。《华声报》此文的记者评论：“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这绝对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男女同房而居，自然得是夫妻，自然就要看看结婚证。拿不出来才脸红呢。”这位记者也描述了2000年初期人们慢慢转变的观念：“中国不少饭店经营者今天的真实看法是：男女之事，不管夫妻也罢，情侣也罢，露水鸳鸯也罢，都是个人隐私。而对饭店来说，第一位的是客源。”
02 港台地区及外国旅客：从国宾馆到指定酒店，申请程序不可少
改革开放前，能够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往往是国家层面往来的的官员与专家。外宾来华后，衣食住行主要安排在为数不多的迎宾馆（国宾馆），比如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上海的西郊宾馆等。然而，随着1961年后中苏关系破裂以及“文革”到来，前来中国的外宾人数一度减少。中国研究学者傅高义曾在《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中提到，当年专门接待外国人居住的友谊宾馆有3000多张床位，但在“文革”期间经常只住了三十几个人。
尽管入境自由行的旅客在改革开放之前很少见，但有一批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背包客在层层审批后曾经入境旅行。“观察者网”曾挖掘到当年“背包客栈”论坛上一位名为Waising Lau的香港游客的游记，记录了他在1973-1983年间5次游历中国内地的故事。他回忆，那时中国内地之外的旅客住宿要先到当地派出所报户口，派出所在旅客的介绍书上盖章。“那年代里，港客在中国内地每个地方，回乡介绍书副页上要在派出所或住宿宾馆代为盖印，日期不能够中断或欠缺，在火车上过夜也要保留车票，留待过海关需要时验证。曾有朋友在深圳过关时欠一日没盖印，要他实时返回原地派出所盖印，迟了几天才回到香港。”在1976年的广东肇庆之行中，Lau住宿在普通中国人住的旅店：“租金每日费用极廉宜，房间设有单/双人床/上下格床等选择，面积狭窄设备简陋，床褥帔铺颇算清洁，天花吊了盏25瓦特灯泡，令房间光线不足。每张床都设有蚊帐，公众卫生间就设在房外。 ”
在1978年的广州之旅中，Lau住宿的招待所条件明显比两年前好了很多，与之相应的是时代氛围的慢慢松动：“1978年在广州某招待所住宿，房间设置旧款式铁造碌架床，木质窗框有木栅栏，一张旧式木材书台，放了二瓶当时最佳回香港手信‘金奖白兰地’。在左面是来探访的广州朋友，看她穿着当时最时髦少女衣裳，不再是深色上衣，戴有手表面带笑容，大家谈天说地整夜呢！政治革命话题已厌恶，只想知道外面世界怎么样。”
改革开放后，外国人进入中国“自由行”慢慢成为可能。1986年，美国作家保罗·索鲁从伦敦出发，搭乘火车来到中国。他的游记《在中国大地上》曾提到当年住宿的一段经历，那时外国人来华需要住指定酒店，价格与中国人差异很大：“由于事先已有所安排，并且只有指定的酒店才能接待外国人，我住进了燕翔饭店，房费是每晚160元。小彭去了他说的中国旅馆，那地方没有正式名称，但有门牌号码，一晚上只要三块钱。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无论是餐馆或商店，还是博物馆门票和展览入场券，或者公交车、出租车、飞机和火车，他们奉行的都是双重标准，对于中国人和老外是分开定价的。”然而，中国人和“老外”的区别似乎并非按国籍区分，索鲁写：“海外华人则属于另外一类，一个自出生起就生活在波士顿的华裔美国人，就算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被当作是外国人。商务人员和官方访客又是另一类，可以享受某些特权。”
意大利摄影师老安（Andrea Cavazzuti）的中国之行似乎比保罗·索鲁享受了更大的自由度。老安在1981年到中国留学学习汉语，他曾经以研究杜甫草堂的名义，用复旦开的介绍信坐火车到成都，再偷偷溜去了昆明、南宁和海口。“到了三亚海边唯一的高级招待所，不让住，让我们回去，其实没法回去，所以在外头磨蹭到天黑。”后来，他找到了朋友住的海边平房，让他藏一夜，“半夜三更，一个警察握着手电筒进来了，得意洋洋地说我们跑不了，不能住那。我们确实跑不了，那时候哪也去不了，我们是既成事实了。后来警察叫醒前台，前台叫醒客房部，给我们收拾了一间漂亮的平房。”
有些时候，老安住进中国普通的招待所，并没有惊动警察。他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提到，那时候人们的隐私意识很弱，招待所的房门都没办法上锁，到点了，服务员就会进来打扫卫生。“有一回老安继续装睡，被服务员紧紧地裹在被窝里面。他毫无所谓，不觉得被惊扰，除了爬出来稍费点劲，反而觉得是在过着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心里很温暖。”
到了2001年，美国作家何伟独自驾车从北京出发，沿着长城到甘肃与青海等地，他的《寻路中国》记录了这段旅行。那时外国人自驾游还很少，作为记者，按规定他需要提前报备，但他跳过了这一程序。为避免警察注意，何伟在出发前准备了一顶帐篷，在日落后使用帐篷，天一亮就动身出发。一天午夜，他突然感到帐篷被照亮，惊吓里一下坐起身，“我摸索着拉开帐篷的门帘，往外看了看，才意识到是一轮圆月升上了地平线。”“那一刻，我静静地坐着，等着我的恐惧平复下来，听到的，只有风声，以及自己碰碰的心跳声。”
如果需要在小镇上停留，何伟就会尽量选专门接待大货车的旅馆，因为那里没有向警察上报的登记表。太久不能洗澡，他就在街上找个理发店洗洗头解决问题。到了陕西榆林，何伟还是去了当地的宾馆住宿，刚开好房间，警察就找上了门。“我向他道了歉，并告诉他，今后我一定提前申请。‘我明天就走，你看行不？’我问他。他那似笑非笑的脸绷得更紧了。‘恐怕你现在就得离开，’他说。‘我能吃了午饭再走吗？’‘抱歉，’他回答道，‘马上离开。’”
03. “开放是什么？”：穿拖鞋进国际宾馆，住宿选择多样化
1978年，中国的入境游客数量达到180多万，超过了前二十年的总和；到了第二年，这一数字激增到420万，而国内有接待资质的宾馆却远远不足。1979年广交会期间发生了住宿“爆棚”、来华商人们对旅舍条件不满的情况，政府逐渐重视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宾馆。80年代初期，一批国际饭店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建立了起来。
这些国际饭店雇佣了一批外国专家做设计与管理参考，条件优越。有报道曾提到，《纽约时报》记者夏伟（Orville Schell）在1983年是这样描述北京建国饭店的：“壁毯覆盖了每一面墙，客房内是成套的窗帘、床单，上面印着的植物图案让你联想到的不是中国，可能是遥远的格陵兰岛……特大号的床是美国进口的，彩色电视机、独立空调、拨号电话和有着金色链条的美式吊灯，推开移门走到阳台上，你能看到饭店花园中水池里喷泉的波光粼粼……似乎中国已被甩在了身后，你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夏伟注意到，在当时，能进入国际饭店的只有外籍人士和官员，大部分普通人都被隔绝在外。“私家车司机站在喷泉旁等待着小费，一旁站着的是普通百姓，他们透过落地窗向内凝望着明亮的大堂。”建国饭店的创始人陈宣远那时向夏伟坦言：“如果我让打开大门，数千人会涌进这里只为了喝一杯茶，然后就会四处闲坐，吹着免费的空调打发掉一整天的时间。这样没办法做出一个一流的国际饭店。”
第一个打破特权规则的国际饭店是广州的白天鹅宾馆。1983年建成时，它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许多外宾来华都会入住此处。1986年，广州轰动一时的新闻是英国女王访华，入住白天鹅宾馆。时事评论员陈扬当时写到：“托女王之福，广州人第一次见到了崭新的劳斯莱斯，记忆中好像共有三辆。英女王到访当天，我也跑到人民北马路边拍照片了，底片至今还在。哇，好威风！车怎么漂亮自不用说，司机头戴大盖帽，手戴白手套，这些在国门刚刚打开之际看来是多么地新鲜多么地震撼！”
白天鹅建成后，投资人霍英东主张宾馆应与国际接轨，对全部市民开放，但几乎遭到了一致反对。酒店副总经理彭树挺说：“我们都想不通。‘四门大开’，阶级敌人就很容易搞破坏了，既担心客人安全又担心设备损坏。”最后白天鹅还是对所有顾客开放了，前面两周洗手间的卫生纸和小香皂耗费巨大，之后慢慢恢复了正常。此后广州市民即便只是穿着T恤拖鞋，也能进入国际宾馆喝茶，其他地方的宾馆也随之逐步向普通人开放。霍英东的那句“都说改革开放好，开放是什么？一看白天鹅便知”，流传一时。
90年代之后，旅行与流动成为了中国社会的常态，人们逐渐不再需要介绍信入住招待所，跨省流动也不必层层申报，情侣更不用面对随时破门查房的警察。1998年，广东省旅游局将“青年旅舍”这一概念引入国内，到2017年，全国的青旅已经增加到三百多家，一方面降低了旅行成本，也让互不相识的人共同分享旅行体验。2008年，Airbnb在美国创立，其构想的住宿模式改变了全球酒店产业。从此，我们能短租自己的闲置房间，旅行住宿也不必再依赖宾馆与酒店，而是能自由选择兴趣相投的个人房东，入住有本地特色的房屋。几十年后，当我们回望霍英东当年所问的“开放是什么”，或许会意识到它有一个更复杂的答案。
参考资料:
第一财经 《旅游酒店业七十年：从外交事业变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知乎 《【转载】改革开放前怎样出差住旅店 》
观察者网 《香港背包客镜头下的中国70年代（一）——广东》
南方人物周刊 《老安，一个意大利人在中国的四十年》
华声报 《夫妻在中国住饭店要出示结婚证？》
好奇心日报 《30年前的国际饭店们，是如何在中国开启了一场建筑和社会的双重实验？》
凤凰新闻 《影响中国历史的一家宾馆又开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