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5日,游客在天津市滨海新区东疆亲海公园游玩(无人机照片,赵子硕/摄)
2021年6月5日,在天津市滨海新区东疆港人工沙滩,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赶海拾贝”(李然/摄)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成绩在本轮申报中成为“加分项”。在此基础上,本轮申报2022年中央财政支持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天津再次提出了6.678亿元的总投资规划,主要包括七项工程:实施退养还滩28公顷;退养还湿155.7公顷;治理互花米草57.3公顷;海堤生态化改造17.7公里;湿地微生境改造10公顷;在680公顷范围内开展牡蛎礁修复,投放牡蛎礁体34.5万方;开展蔡家堡与大神堂两个渔港码头的环境污染治理。
天津市规划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说:“保护修复项目位于天津北部汉沽海域,拥有丰富的滩涂湿地资源、牡蛎礁资源,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重要的节点,是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遗鸥的重要越冬地,区域生态功能十分重要。”
“修复项目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根据总体目标,通过项目实施将改善周边生态环境质量,恢复淤泥质滩涂、盐沼及牡蛎礁生态系统,提升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助力碳中和目标,保障生态安全。”滨海新区海洋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与申报文件的精神十分契合。
记者注意到,天津修复项目中包含了一项退养还湿工程,将对约155.7公顷的养虾池范围内进行治理,实施养殖围堰拆除和土方整理,然后开展湿地地形塑造。这项工程预计将营造碱蓬湿地120公顷,提高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年固碳量预计超过1000吨。
海洋生态环境普遍好转
和天津一同通过竞争性评审的项目还有辽宁庄河、江苏盐城和南通、上海、广东湛江、广西北海等地的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总计16个项目,覆盖我国黄海、渤海、东海、南海沿岸10个省市。
2021年6月5日,游客在天津市滨海新区东疆港人工沙滩游玩(无人机照片,赵子硕/摄)
这也体现了多年来,我国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广度和力度。
受围填海工程、入海污染物大量排放、过度捕捞、近海资源开发与密集运输等人类活动影响,以及全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曾经形势严峻,赤潮、绿潮等海洋生态灾害频发,滨海湿地面积缩减,海水自然净化及修复能力不断下降,自然岸线减少,海岛岛体受损以及生态系统受到威胁。
这一趋势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得到扭转。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开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随后,该整治行动被列为“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的重大海洋工程。2016年以来,国家支持沿海开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福建厦门、广东汕头等成为全国首批18个试点城市,主要实施了海岸整治修复、滨海湿地恢复和植被种植、近岸构筑物清理与清淤疏浚整治、生态廊道建设、修复受损岛体等工程。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实施蓝色港湾整治行动、海洋保护修复工程、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国整治修复岸线1200公里,滨海湿地34.5万亩。
受益于此,渤海海域到2020年,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82.3%,比2018年增加16.9个百分点。环渤海三省一市共整治修复岸线132公里,37.5%的渤海近岸海域划入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区。
依托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划,天津市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天津12条入海河流,从2017年的“全部为劣”,改善为2020年的“全部消劣”。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70.4%,比2017年提高53.8个百分点,在环渤海三省一市中改善幅度最大。
同时,天津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2018年至2020年,天津全面开展岸线岸滩综合整治,滨海湿地修复面积达531.87公顷,整治修复岸线4.78公里。严格落实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海洋捕捞总产量与2015年相比减少25%,增殖放流各类苗种近72亿单位。
“如今沿海湿地内水系丰盈,植被得到恢复,吸引来的鸟类种类和数量以及珍稀鸟类的种数都大幅度增长。”刘莉表示,由于岸线景观得到改善,天津的海岸线已成为京津冀游客的亲海生态廊道,吸引大量市民参观游览,不断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
天津南堤滨海步道公园一景( 李然/摄 )
保护修复任重道远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由于我国在生态方面的历史欠账还比较多,问题积累多、现实矛盾也比较多,生态保护修复任务仍然艰巨。
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明确提到,当前存在生态保护和修复系统性不足等问题。公开资料也显示,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着“一边建设一边破坏一边修复”的怪象。
在沿海地区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滕宝贵认为,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健全,存在违法成本过低等问题。例如,在海洋大省海南,海砂盗采一度猖獗,而根据《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对盗采海砂的一般情形处罚金额顶格5万元,严重情形最高处以20万元罚款。这与盗采行为几十上百万元的非法获益以及盗采行为导致的生态灾难十分不成比例。
同时,由于海洋生态的特殊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还是一项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复杂而特殊的系统工程。然而“九龙治海”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为克服这一机制障碍,在渤海综合治理过程中,天津市首先打破原有工作格局,不仅成了市级指挥部,统筹推动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还将生态保护纳入督查工作,派出督办检查组常年驻守各区,对发现的入海河流和海域污染问题督促责任区整改落实。市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务、农业农村、交通、海事等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建立实施湾长制,建立问题、责任和任务三个清单,最终形成了“党政同责、齐抓共管”的协同治海新格局。
此外,从国家海洋督察通报看,还有地方因为配套资金匹配不到位的问题,导致中央资助整治修复项目推进不力进展缓慢。一些业内人士坦言,目前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仍未理顺,部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中央财政资金投入,尚未建立资金筹措长效机制,也未形成多渠道投入机制。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专家陈克亮等人士认为,全国海洋生态修复涉及项目多,前期资金投入大、周期长。国家和地方政策文件都“鼓励建立海岸带综合治理、生态修复项目多元化投资机制”,目前社会资本参与的激励机制和模式上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记者注意到,在天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通过评审后仅1个月后,中央财政首笔2.5亿元资金就下达到位。“现在项目各项前期工作已经开始。整体项目计划工期为2年,其中2022年主要开展项目准备与部分工程的实施,2023年将完成项目验收、监测与效果评估工作。”张士琦说。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