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一套相当成熟的产业链。此前做生意赔了钱的万泉对这个“创业项目”有疑虑，直到那年夏天，他到商丘虞城亲眼见识了当地发达的“产业链”。
万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带他创业的老板就在虞城，最初收蚯蚓时，骑着“二八式”自行车，如今，开着“大金杯”汽车，在村子里盖了一栋像模像样的大别墅，开起了超市。而他们村子围着蚯蚓挣钱的人“多得要命”。
万泉花800元从虞城带回一套设备，开始“创业”。“创业”的起点是城郊一条干枯的河道。如今，万泉的“蚯蚓加工厂”已经开到了贵州威宁、江苏徐州，每次外出回老家时，他都会去那条“创业河”看看。
他听说，在2016年左右，河南漯河刚开始有人做“蚯蚓”的生意时，有农村的老人连买地龙仪的钱也不愿意花，“全部拿锄头去挖，把那河坝子都挖塌了。”
裁判文书网上的判例显示，2020年，在江苏沛县，一名年轻男子在家门口测试购买的蚯蚓捕捉机时，触电身亡，留下年近七旬的父母、30岁出头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也有媒体报道，2022年，在江苏如皋，一个70多岁的村民自制地龙仪捕捉蚯蚓时触电身亡。
尽管如此，在这个圈子里，流传更多的是关于“致富梦”的故事。
“（想做）这个玩意儿就是得货多。”万泉告诉记者，他知道，去年在四川小凉山，有一个老板3个月出了200吨干品。他说，靠蚯蚓发家致富的“不是多，是太多了”。
近10年需求整体上行
没有资料显示，谁发明了地龙仪，但在中国，生产与销售它的商家大有人在。
多年来，用于捕捉蚯蚓的地龙仪经不同厂家的改造，已升级换代数次；市场上出现了用于蚯蚓保鲜的地龙止损液；有厂家生产专门用于剖开蚯蚓的“开肚机”、晾晒蚯蚓的铁丝网。
一家名为“中山市久驰电器有限公司”的企业在2017年、2018年申请注册了“地龙仪”“蚯蚓机”的商标，而位于中山市的另一家生产地龙仪的企业，以“地龙仪”为通用名称为由，请求予以“争议商标无效宣告”，但最终“争议商标予以维持”。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检索系统中，搜索“地龙仪”，有多项相关发明专利，其中最早的一项发明专利申请于2016年5月23日。
实际上，地龙仪或蚯蚓机的出现，远早于2016年。
据一位广西玉林的蚯蚓养殖户回忆，当地在2005年左右开始出现使用车用“水电瓶”电蚯蚓的现象。从事蚯蚓养殖31年的贾立明记得，他注意到“电蚯蚓机器”的出现是在十多年前。
2014年，有媒体报道称，在海南省琼海市、安定县存在用“地龙机”电捕野生蚯蚓售卖的情况，“2012年、2013年最高涨到150元/公斤”。从事蚯蚓研究30余年的中国农业大学生态系教授孙振钧，也是在2013年左右才注意到电蚯蚓机的出现。
这套设备的生产制造并不复杂。刘玉莲告诉记者，她自家有生产并销售电蚯蚓机器、开肚机。
记者通过“企查查”检索发现，经营范围中包括“蚯蚓机”的企业在河南有15家，其中13家集中在虞城县界沟镇，成立于2019年至2020年两年间，他们有的同时销售“蚯蚓开肚机”“锂电池”，有的还收购中药材。仅在界沟镇刘沿村小刘沿，就有6家与“蚯蚓产业”相关的个体工商户。
那些用电捕捉来的野生蚯蚓，需要先用“地锅灰”拌匀，再一条一条放入“开肚机”。开肚之后的蚯蚓，得用水冲洗干净腹内泥沙。而后，将其一条条摊平，晾晒在铁丝网或竹竿上。“晒干跟那个小鱼干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在一些大型加工点，会出现10余名被雇来的农妇，同时为蚯蚓开肚的景象。而成千上万条蚯蚓的开肚与晾晒，是一项耗费时间的工作。一个在农村的姑娘算过，她电了20斤蚯蚓，花了4个小时才摆完。
蚯蚓巨大的腥味时常招来满院苍蝇，这并未影响许多农民趋之若鹜。在刘沿村，有的村民将蚯蚓干的收购点设在村委会对面的马路边，也有人带着从焦作赶来考察的客户在界沟镇派出所刘沿警务室前的水沟边测试“地龙仪”。
商丘虞城当地成熟的蚯蚓加工产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想从土里“掘金”的人。商丘毗邻亳州，而虞城县界沟镇位于两市交界处，距离亳州市区的直线距离仅20余公里。安徽亳州有“中华药都”之称，这里拥有“全球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
一位在安徽亳州从事中药材批发生意的陈姓老板告诉记者，他收来的地龙“基本上都是野生的”，产地包括广西、四川、安徽、河南。
这些地龙大多进入制药企业。“截至2021年，中成药企业需求量占比57.56%，中药饮片企业需求量约28.52%，出口、保健品和其他占比约13.92%。”天地云图中药大数据平台首席数据分析师贾海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包含地龙这味中药材的上市中成药就有40种，在中成药中，地龙需求排名前三的产品包括，苏黄止咳胶囊、脑心通胶囊、乳块消片。
该平台提供的数据还显示，地龙需求量排名第一的企业是陕西一家制药公司，该公司的不少产品集中在心脑血管用药领域，其中“脑心通胶囊”便是该公司的产品，该公司官网信息显示：此药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用药”。
6月23日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显示，我国每5例死亡病例中就有两例死于心血管病。报告还显示，目前，我国心血管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推算我国心血管现患病人数为3.3亿。在全球范围内，心血管病都被视为“头号杀手”。
贾海彬告诉记者，“老龄化加剧，心脑血管用药需求增长，近10年整体保持（地龙）需求上行。”确切的数据是，地龙的药用市场需求量从2010年的400吨上涨至2020年的675吨。
“野外捕捉占比约70%”
“（地龙用量）最近逐年在增加。”安徽亳州一家中药饮片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与10年前相比，地龙的使用量增幅有百分之七八十。而该公司主要生产地龙中药饮片与地龙配方颗粒，“主要是去到医院、药房”。
上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公司主要使用广地龙，“养殖的基本上没有”。“因为药典中规定了，只有那4个品种。”
《中国药典》2020年版中作为药材的“地龙”，指的是钜蚓科动物参环毛蚓、通俗环毛蚓、威廉环毛蚓、栉盲环毛蚓4种蚯蚓的干燥体。前一种习称“广地龙”，后三种习称“沪地龙”。而人工养殖的蚯蚓，主要是“大平二号”。这是人工选育种，而大平二号蚯蚓目前尚不允许入中药，因为该品种的蚯蚓并未被列入《中国药典》中药材“地龙”的使用范围。这种被广泛养殖蚯蚓“90%应该在垂钓行业”。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生态系教授孙振钧告诉记者，广地龙主产于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沪地龙主产于上海、浙江、河南等地。
“因为《中国药典》里头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2000年之前，只有1种，就叫广地龙，学名参环毛蚓，后来（这种地龙）越来越少。”孙振钧说，“2000年，《中国药典》又加了三种沪地龙，它比广地龙的分布稍微宽一点儿。”
10多年来，尽管中药材市场上的地龙需求量巨大，但广地龙、沪地龙并未能实现大规模养殖。
“技术上没突破，因为它野性太强。”孙振钧说，在海南，他们通过调查广地龙的资源分布情况，找到了它在海南的主要分布区域，并尝试将原地环境保护起来，促使广地龙生态增殖。
在广西，电捕蚯蚓的人在减少，养殖广地龙的人在增多。31岁的陆放2020年开始养殖广地龙，他有7亩地，养着收购来的野生广地龙，他还在慢慢熟悉它们的生活习性，“需要有经验”，“细心，天又好的话，（一亩地纯利润）能到1万元至1.5万元。”
但陆放告诉记者，如今有不少广地龙养殖户，一边养，一边也收野生的，“赚快钱。”这种现象在河南虞城同样存在。一家“地龙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她这里“野生的、养殖的（蚯蚓）都有”，她一边养着“自己培养”的蚯蚓，一边到各地收蚯蚓干。
“它的繁殖速率没有办法跟大平二号相比。”孙振钧说，“从现代药用化学的分析来看吧，（二者）差异不大。”
贾立明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蛋白质含量，有效成分含量等方面，“人工养殖的蚯蚓不比野生蚯蚓差”。
人工养殖大平二号蚯蚓干燥体市场价在60元-80元/公斤，要比野生蚯蚓便宜，但很多厂家不敢使用。“正规厂家（货源）都非常正规。如果不正规会犯法。”贾立明说。
但从该品种蚯蚓中提取的一种蚓激酶，可用于西药。一种用于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的西药——蚓激酶肠溶胶囊（国药准字H20044080）便是从人工养殖的赤子爱胜蚯蚓（即“大平二号”蚯蚓）中提取的一组蛋白水解酶。
在贾立明看来，人工养殖的蚯蚓是对野生蚯蚓最大的保护。“因为它也不属于野生动物，它不破坏生态环境。”
“对蚯蚓的利用远远不是目前现有的一些报道所说的那样，中药在利用，西药在利用。保健品、化妆品、食品都在用。”一位长期从事自然保护的专家告诉记者，“通过人工饲养繁殖，是可以起到保护野外蚯蚓的。”“要用发展的问题解决保护的问题。”
但实际上，从中药材市场上地龙的来源看，“养殖、半养殖（野外捕捉幼体育肥）占比约30%，野外捕捉占比约70%。” 贾海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广地龙的传统产区广东、广西，由于近年来对蚯蚓资源的过度捕捉，“产量在一年年下降，往年一个主产镇多的时候有上千人抓地龙，现在也只有数十人，收购点也不断减少。”
贾立明觉得，可以尝试将人工养殖的“大平二号”蚯蚓，列入《中国药典》，纳入中药材目录，打破野生蚯蚓过渡捕捞造成的恶性循环，包括土壤与生态的破坏。孙振钧也支持将它列入药典。
“转移阵地”
多年来，在广西玉林，电蚯蚓做药材“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但现在“电的少了”。
广地龙养殖户陆放告诉记者，小时候，蚯蚓几毛钱一斤，村子里有人用茶饼兑水，倒在蚯蚓多的地方，“过一段时间它就会爬上来，就会晕。”
到2005年至2008年间，当地人开始用“水电瓶”电蚯蚓。“疯狂地电，那时候那些人一年都能创造十万元、二十万元的利润。”陆放说，“一直持持续到2017年左右吧，然后就变少了。”
但市场对于地龙的需求量并未减少，地龙价格还在一路走高，一些人开始“转移阵地”。
“一些常年收购的加工户这两年已跑到四川、云南、贵州去开发新产区，新产区的收购量还是可以。”贾海彬告诉记者，安徽、河南、湖南等省的部分地区，也成为地龙的新产区。
从近年来地龙产地供应商的数量来看，排名在前10位是贵州、广东、浙江、云南、湖南、湖北、江西、河北、江苏、河南。
2021年8月，万泉将蚯蚓加工厂开到了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雪山镇。
“因为那边环境比较好。山地比较多。”万泉说，他在威宁见过最长的蚯蚓有1米多长。于是，他带着10台地龙仪到威宁，将设备免费发放给当地农民，农民到山上捉到野生蚯蚓，再卖给他。他还在当地租下民房，雇工给蚯蚓开肚、清洗、晾晒。
“（威宁）那边一直都能干到过年呢，不像北方季节性强。”万泉告诉记者。
在威宁县，检察官李爱此前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对野生蚯蚓的掠捕。
李爱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2021年七八月开始，陆续有河南、安徽、四川等地的地龙收购商带着地龙仪来威宁，每到一个地方先租老百姓的民房，再把机器发出去。
李爱说，去年11月，有护林员、村民向林业局、公安局等部门反映有“有人在山上打蚯蚓”。威宁县检察院几乎在同一时间了解到这一情况，并决定研究“怎么样依法来处理这样的情况”，最终他们决定“拯救蚯蚓”，对这个产业链条上的人提起“公益诉讼”。
“大概有七八个镇有这个情况。”李爱告诉记者，在其中一个镇，多的时候，有六七个老板收购加工野生蚯蚓。
加工点负责开肚、晾晒的临时工多是五六十岁的农村妇女，而外出电蚯蚓的人多是留在村子里的四五十岁的人，男女都有，年轻人较少。“也有的人之前在外面打工，听到老家有这个生意可以做，回来专门搞这个。”李爱说。
从一个外地收购商的发货记录上，李爱了解到，该收购商从3月9日到5月31日，从威宁发出1804公斤蚯蚓干品。从一个本地电蚯蚓的农民的收款记录查到，从3月到6月，“他卖出去的货价值已经到4万元左右”。
过去的两个月，李爱一直为公益诉讼的事奔走山野，但他发现，“拯救蚯蚓”困难重重。
“他们没有法律意识，觉得那个东西反正地下全都是，打了好像也不会影响什么，反正不是在自家地里打，但赚取的利益是个人的。”李爱说，“我们下去调查过程中，很多老百姓直接说，‘国家没有法律规定，你们不能禁止我们来搞这个东西’。”
李爱告诉记者，“其实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有规定的，但是是过于原则性的规定。”
在准备公益诉讼起始阶段，他们就翻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等，“没有找到可以对应（蚯蚓）使用的具体的规定，蚯蚓也不在三有动物名录。”
他们又邀请公安局、环保局、林业局、农业农村局，开研讨会，想听一听行政机关的意见。“争议很大，最终没有达成共识。”李爱告诉记者，“各个部门都说，这个东西其他地方没有处理过，是罚款、拘留，还是没收工具？”
等检察院进入“调查取证阶段”，李爱发现，“调查对象抵触情绪很大。很多人不愿意配合。”
有时，电蚯蚓的人见到他们，拎着设备就往山上走，根据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他们也没办法采取强制措施。“毕竟他们也是受人指使。”李爱说，有时他们去寻找加工点的收购商，收购商常避而不见，见了还会挨骂，有的甚至连夜将场子搬到其他地方去。
经过两个月复杂的调查取证，威宁县检察院对电击、收购、加工蚯蚓已立案民事公益诉讼案件6件。但在法律适用、生态环境损害量化上，李爱担心，无法与法官达成统一意见。此前，全国检察机关并没有提起蚯蚓保护方面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先例。
2020年，有环保组织对广东省中山市3家电蚯蚓机生产企业提起公益诉讼。广东省珠海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蚯蚓属在土壤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野生动物，人类对其进行经济利用的手段必须在合理范围之内。荣者光电等三家公司出售电蚯蚓机，使购买者以电击的方式猎捕蚯蚓，不利于蚯蚓和土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这个被媒体称为“电蚯蚓机第一案”的公益诉讼案件最终打到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而高院驳回3家企业的上诉，并维持了一审判决。
除了没有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先例外，李爱的另一个担忧是，由于地龙涉及到中药产业，会不会对司法机关推动蚯蚓保护产生影响。但他还是希望，“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的时候，要在利用与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一种恶性的循环”
孙振钧担忧的，是蚯蚓的减少给土地带来的影响。
“如果大家都这么弄的话，跟农田的质量就有关系了。农田都没有蚯蚓了，没有好的土地怎么能生产粮食出来？”孙振钧说，其次涉及到生物多样性的问题。“不仅对这个蚯蚓有影响，对其他的土壤生物，土壤线虫、土壤螨类，还有蜘蛛等。”
“实际上蚯蚓在生态系统里面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位长期从事自然环保保护的专家告诉记者，“（电蚯蚓）对生态系统也是有破坏的。虽然它们不是受保护的物种，不是珍贵濒危物种，但是这是一个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
此前，不少媒体在报道电蚯蚓现象时，将这种行为描述为“灭绝式捕杀”。
“捕杀地龙，是不是灭绝式的，这个需要进一步探讨。”上述自然保护专家表示，在他看来，蚯蚓繁殖力极强，生存范围又广，“它不像大熊猫数量是有限的”。“现在还谈不上是‘灭绝式捕杀’，农药、化肥（对蚯蚓）造成的伤害可能在地域范围上会更广一些。”
但在这位专家看来，这种（捕杀）是存在问题的。
“土壤出了问题，是整个我们的土地利用方式出了问题。电蚯蚓只是其中问题之一，冰山一角。”那位长期从事自然环境保护的专家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蚯蚓也就是受害者。
孙振钧也认为，蚯蚓的减少是事实，而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农药、化肥、除草剂等大量使用，土壤面临的污染不断地加剧，使得野生蚯蚓种群降低；其次是中药对地龙的需求越来越大；再者是地龙仪的出现，使蚯蚓的种群更少了。
“现在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孙振钧说。
“我们农业专家早就提倡要休耕，要轮作。”该专家说，“我们对土壤是掠夺式的利用。其实不只是说电蚯蚓这一块儿，更可怕的是除草剂，使土壤板结。”
而使用野生蚯蚓，会带来另一个问题：中药中部分地龙重金属超标。
根据各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通告，多年来，在药品抽检中，常出现“地龙”抽检不合格的情况，其中不合格项目包括“重金属”。
四川食药监局在2018年的抽检中发现，四川涪丰药业有限公司销往威远县界牌镇卫生院的地龙“杂质、酸不溶性灰分、总灰分、重金属”不合格。2015年，亳州市国苑中药材饮片有限公司销往阳谷县张秋中心卫生院的一批地龙被检测发现“不符合规定”，不符合项目也包括重金属。
“实际上各部门都有保护生活多样性责任和义务，但我们往往认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只是保护主管部门的事，这是片面的。”那位自然保护专家认为，“利用部门要主动承担起可持续利用和保护资源的责任。中药部门如果不提前考虑，就是把中药自己的路堵死了。”
万泉也听到了一些关于“禁止电捕蚯蚓”的风声，但是在许多地方，“大家偷着做的还是挺多的”。
2021年，万泉在威宁待了一个月，将加工点交给自己的哥哥，自己去了开在江苏徐州的蚯蚓加工点。今年下半年，万泉打算去陕西，“因为陕西是去年刚加入的新货源地”。万泉的哥哥则在威宁，继续回收蚯蚓，加工晾晒成干。
他也在做另一手打算：明年准备开蚯蚓养殖场。“如果哪一天国家只要说，蚯蚓都不要再电了，我立马就收手。”万泉说，“你不能电，你得想后路啊，因为它本来就是个紧俏产品。”
（文中刘玉莲、万泉、陆放均为化名）（记者 李强）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