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同时。秦军远征南越的军事行动较早开始，可以引为助证的有《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的记载：“……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这里明确指出，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秦军在灭楚之后，随即已经开始了“南征百越之君”的军事行动。而“破定燕齐地”，在“南征百越之君”之后。平定“百越”之地，是实现秦“尽并天下”帝业的重要战争步骤。
秦军灭楚之后，立即挥师继续进军“南征百越之君”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符合战国以来军事思想“役不再籍”的原则。《孙子·作战》虽然说“兵贵胜，不贵久”，“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但是又强调“善用兵者，役不再籍”。曹操注：“籍，犹赋也。言初赋民，不复归国发兵也。”而前引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已自称版图“南至北向户”，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琅邪刻石“南尽北户”的说法，其作为新兴帝国正式政治文告所应具备的可信性和权威性也支持这一推断。《尔雅·释地》“野”条说四至所在，“谓之四极”。又说：“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郭璞注：四极，“皆四方极远之国。”四荒，“皆四方昏荒之国，次四极者。”宋邢昺疏：“此释九州之外四方极远之国名。”何谓“北户”？“北户者，即日南郡是也。颜师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北户以向日者。”
按照《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南海置郡的时间，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但是“南征百越之君”的军事行动，则在灭楚之后即开始，即前引《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所谓“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按照《史记》叙事时序，事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之前。
张卫星在《秦战争述略》中总结“秦国开拓边疆的战争”中“统一南方地区的战争”时，指出：“秦国对南方诸族的进攻，早在王翦取得对楚战争的胜利后就开始了。”“王翦在秦王政二十五年消灭了楚国的残余势力后，‘因南征百越之君’。”然而论者认为，其事限于“江、浙”，未及南越，“这次对越人的进击应该是在江、浙一带进行的，秦人取得胜利后，即设立了会稽郡，郡治在今浙江绍兴，这一带的越人成为大秦帝国的臣民。”“秦统一六国的次年，即秦王政二十七年，秦军在平定江浙一带越人的基础上大举向江南地区的百越进军。”论者写道：“秦人征伐平定岭南诸地的战争旷日持久，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秦始皇派尉屠雎以五军戍五方。”“第二阶段，秦军大规模地进击越人。”“第三阶段，秦始皇重新布置伐越的战略，使任嚣、尉佗将卒以伐越，时间在秦始皇三十三年。”这一意见可以参考。以为“秦人征伐平定岭南诸地的战争”可以归入“秦国开拓边疆的战争”的判断，我们是赞同的。然而以为王翦灭楚后“因南征百越之君”只是“平定江浙一带的越人”的说法，似缺乏史事依据。所谓“秦人征伐平定岭南诸地的战争旷日持久”，说自有据。《史记·南越列传》写述尉佗事迹：“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严安上书，说道：“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汉书·严助传》在淮南王安上书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事，则说“旷日引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严安明确说：“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所谓“行十余年”，可以与前引《史记·南越列传》“与越杂处十三岁”说相对应，直接澄清秦远征岭南晚至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的误解。
关于秦平定岭南的起始年代，张荣芳等《南越国史》列举了4种观点：1.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2.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3.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4.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南越国史》评述了各种意见，以为“前218年说比较符合史实”。现在看来，这一讨论还可以继续。结论的最终确定，可能还有待于考古新资料的面世。
广西兴安县灵渠。新华社发
古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民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所谓“陆梁地”，张守节《正义》：“岭南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关于“以適遣戍”，注家亦有解说。裴骃《集解》：“徐广曰：‘五十万人守五岭。’”张守节《正义》：“適音直革反。戍，守也。”关于“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至“南越地”事，张守节《正义》：“谓戍五岭，是南方越地。”这是军事远征带动移民潮流的史例。不过这是以“適”即“谪”为标志的强制性的移民。所谓“以適遣戍”，体现这些移民承担部分军事责任的身份。《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伍被与淮南王谋反时，曾经说到秦代“五岭”以南地方发生的史事：“（秦皇帝）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对于伍被所谓“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的情节，《史记志疑》以为可疑，又引陈氏《测议》：“求女事《史》不见，伍被欲伪作请书徙豪朔方以惊汉民，岂即本此策耶？”马非百《秦集史》则以为可信，并看作“妇女从军之创举”。但西汉时期策士以此作为分析政治形势的辩词，或许反映了秦军远征岭南时发生的历史情节。求中原“女无夫家者”即独身女子“以为士卒衣补”事，暗示远征军人可能定居岭南的史实。考古学者就岭南秦式墓葬如广州淘金坑秦墓、华侨新村秦墓，广西灌阳、兴安、平乐秦墓等发现，曾经发表判断，以为相关现象“说明了秦人足迹所至和文化所及，反映了秦文化在更大区域内和中原以及其他文化的融合”，“两广秦墓当是和秦始皇统一岭南，‘以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与越杂处’的历史背景有关。”（叶小燕：《秦墓初探》，《考古》1982年1期）这样的意见是可信的。而“以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语见《通志》卷四《秦纪》，原文作“以適徙民”。“与越杂处”语见《史记·南越列传》。取向岭南的迁徙距离超远而人口数量空前的移民运动，是“南征百越”军事行为必然的后续演进。
岭南地方承接了秦代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南海郡受纳北来移民，应当也因此实现了新的户口充实、民俗更新和文化转换。
“秦东门”设定与秦始皇视域中的“东海”和“南海”
琅玡作为古港，亦为越国故都，在秦始皇东巡行程中受到了特别关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刻石内容明确可见“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史记·六国年表》：“（二十八年）帝之琅邪，道南郡入。”“（二十九年）帝之琅邪，道上党入。”《史记·封禅书》：“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反复说到“琅玡”。秦始皇“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是秦执政者在关中以外地方居留最久的记录，在出巡途中尤其异常。“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在秦强制移民的行为中，是组织向东方迁徙的唯一史例。其规模，也仅次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而“复十二岁”，也是秦史所见移民优遇最高的记载。琅邪刻石写道：“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这似乎说明了“至于琅玡”与“兼有天下”，“乃抚东土”的关系。巡行“东土”，是秦所谓“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的政治行为的实践。而“临于海”，是“东抚东土”的极点。琅邪刻石又有一段“颂秦德”的文字：“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其中“东有东海”，也是拥有“皇帝之土”的重要标志。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史记·秦始皇本纪》）。“东海上朐”与关中政治轴心，形成了特殊的方位关系。秦代与“咸阳—东海上胊”东西连线相垂直的，可能是“子午岭直道—直河子午道”南北轴线。对于呈现轴线格局的一南一北的交通干道，颜师古认为，这两条南北道路可以统称为“子午道”：“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汉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庆州东界，有山名子午岭，计南北直相当。此则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为子午道。”（《汉书·王莽传上》颜师古注）
《盐铁论·论邹》说，陆地之“州”，“有大瀛海圜其外”，“秦欲达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万国。”又提到，“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万国，亡其三十六郡；欲达瀛海，而失其州县。”所谓“欲达瀛海”“欲达九州而方瀛海”，都体现了秦始皇追求超越“九州”的“大一统”的政治雄心与海洋意识。而两者的位置北南对应。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出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所谓“望于南海”，或许可以说当时中原人以为“会稽”以外海域就是“南海”。然而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即秦始皇的海洋知识中已经储存了这样的信息：“南海”郡名指代的“南海”与“会稽”外海当时已经有便利的航路。这一条件应当是越人长期创造的。
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对琅邪的特别关爱，到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似乎对东方海岸线的关注视点发生了变化。从琅邪至朐的南向空间移动，除了“秦东门”在咸阳正东方向之外，或许与南海置郡有关。因为“南海”形势的变化，在“方瀛海”“达瀛海”政治视界中，“东海”“南海”海岸线中点的坐标向南移动了。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秦”的部分，“山东北部诸郡”“山东南部诸郡”与“淮汉以南诸郡”分图显示的中界，正是“秦东门”。秦帝国北部海岸线与南部海岸线，以“秦东门”形成分隔。
“番禺之都”的地位与南洋航路的开通
《淮南子·人间》说秦始皇时远征岭南，“一军处番禺之都”。说明“番禺”已经成为当时重要的军事据点。番禺在今广东广州，即秦南海郡治所在。又曾为尉佗都城，为南越国政权长期经营，是南海最大的海港，据有“负山险，阻南海”的地理优势（《史记·南越列传》）。《史记·货殖列传》写道：“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下》也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番禺成为经济“都会”及国际性商港的历史起始点，即秦始皇置南海郡。
后世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丰富华美的文物，说明番禺之富足。“蕃禺”文字遗存，标志着“番禺”的重要地位。番禺后为交州治所。东汉末年中原战乱不息，士民多有避乱会稽者，及战火延及会稽，则又纷纷浮海南渡交州。《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记载，许靖乃汝南平舆人，董卓乱政，辗转往依会稽太守王朗，后“孙策东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难”。由中原避乱至会稽、又由会稽“浮海”转迁交州之例，还有《后汉书·袁闳传》袁忠故事，《后汉书·桓晔传》桓晔故事等。可见当时中原人已经了解“交州”的繁荣，“会稽”至“交州”，即秦始皇“望于南海”与置郡南海地方的“浮海”交通，已经形成便利的条件。
南越有较强的海上航行能力。这一优势在秦汉时期得到继承。《汉书·地理志下》记述了“自合浦徐闻南入海”的航路。徐闻、合浦都是当时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徐闻、合浦汉墓大量出土金饼、金珠及水晶、玛瑙、琉璃、琥珀制品及香料等，其中部分很可能来自海外。“徐闻、合浦船行”的海上航运条件，对于中国海洋开发史意义十分重要。合浦可能秦时属桂林郡。然而从赵佗等人的事迹看，应当也在南海番禺为中心的政治军事辐射圈内。
《汉书·地理志下》对西汉时期南洋航运描述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地理志下》还写道：“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秦南海郡所在地方后来成为南洋航路的北端起点，是秦代区域文化史应当关注的重要现象。
秦代以后，南海地方逐渐成为古代中国文化通过海路实现对外影响的强辐射带。而海外文化传入中土，也首先在这里登陆。由此可知，秦始皇南海置郡，是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秦代南海郡在南洋交通开发事业中的领先地位和突出作用，是中国航海史、中国早期海洋贸易史和中外海上文化交流史研究不宜忽略的。“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出发的商旅“赍黄金杂缯而往”，其贸易主题可以证实这条通道称为“丝绸之路”的合理性。斯里兰卡DelivalaStupa遗址出土的一件中国丝绸，年代测定为公元前2世纪，即这条丝绸贸易通路的文物实证。斯里兰卡出土的半两钱，也是值得重视的文物证据（参见查迪玛：《斯里兰卡藏中国古代文物研究——兼谈中斯贸易关系》，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秦代即已实现南洋通道的早期开通，可视为秦史的光荣。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4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