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增加、人类社会变得更为和谐，从而更利于个体之间加强合作。而合作，正是智人战胜其他人种以及一些大型动物的法宝。
人类彻底拉开与动植物的距离，还在于大脑的进化。关于人类大脑的进化，目前大致存有三种假说：生态学机能假说认为，人类为了寻找食物促使大脑进化；社会性机能假说认为人类在相互合作与竞争中促使大脑进化；文化性机能假说认为人类的学习和知识传授促使大脑进化。我们的祖先大脑尺寸增加部分的60%是为了在环境当中生存下来，比如思考如何发现食物、储存食物、驯化动物和植物。另外30%是为了生存而团结在一起。在古代，部落之间要团结在一起，现在是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要团结起来，也是为了生存。人类大脑增加部分只有10%是用来和其他人群竞争的。因此从进化上来讲，合作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进入新石器时代，随着人类制造工具的改良，尤其是投掷工具的使用，人类利用、捕杀野生动物的能力获得了极大加强。人类与野兽猛兽之间发生了历史性的攻守转换，人类开始对野生动物的生存构成危机，这一时期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逐渐转变为伤害与被伤害，很多野生动物由此灭绝。比如，5万年前智人进入澳大利亚，仅仅过了2000年，当地体重50千克以上的24种动物中即有23种惨遭灭绝。在1.6万年前，智人进入美洲，猛犸象、乳齿象、剑齿虎、巨型地懒、巨熊、本土马、本土骆驼等大型动物逐渐全部灭绝。在共存区中，巨型动物的灭绝主要是遭到人类的猎杀或者生存资源被人类占据所导致的。这一时期的人类，俨然成为自然界的顶级掠食者，几乎具备猎杀一切猛兽的能力。不过，由于早期人类的人口数量有限，这样的猎杀对整体自然界的影响依旧有限。
志愿者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灵峰街道灵峰湖中清理垃圾。新华社发
驯化，影响了人类对动植物态度的转变
到了农业时代，尤其是人类开始驯化动植物之后，人类与野生动植物的关系开始转变为合作关系，这也间接缓解了早期人类对于野生动植物需求的压力。而历史上那些被人类有意或者无意选择的动植物被人类驯化，它们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也随之一并发生了转折。
从目前全球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情况判断，西亚和北非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较早，目前的考古研究证实，西亚是世界上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公元前7至8世纪，人类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和豆类。我国部分地区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进入新石器时代，是世界上粟、黍、水稻等的起源地。公元前8世纪，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于我国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则是世界水稻的发源地，代表性遗址为江西的仙人洞和吊桶环及湖南的玉蟾岩，分别发现了公元前10世纪的硅化水稻和公元前7世纪的稻田遗址。
在农业起源中，中国古代先民对小米的驯化过程，堪称一段传奇。我国对小米的驯化最早见于8000年前。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部兴隆沟聚落遗址出土了1500多粒炭化植物种子，这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所发现的最早的小米遗存。与其他作物有所不同，小米的祖先种其实更类似于如今的狗尾巴草，仅看其外形是无法带来食欲的。但是，中国的古代先民敏锐地发现它的食用价值，并加以驯化。
几乎与农业起源同时，人类也开始驯化动物。在10000多年前，人类驯化了狗；猪最初在大约9000年前于今天的土耳其东部一带得到驯化，此后驯化方法传播到了中欧、意大利、印度、缅甸、中国和新几内亚等地。
历史上的动植物驯化，是人类与动物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一方面，有了驯化的动植物之后，人类减少了对采集植物和狩猎动物的依赖；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驯化的动植物极为重视，而伴随人类生活地域的扩张，被驯化的动植物开始在全球扩张，纷纷进入原本不属于它们自然分布的地方。比如，我们如今全球食用的麦，其原生地仅限于中东地区，而玉米、番茄、红薯等原本只生长于美洲大陆一隅。
自从人类驯化出动植物之后，人类与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可以明显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类与驯化的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人类与野生动植物之间的关系。
根据人类驯化动植物的目的不同，人类也对其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人类对自己所驯化的作物表现出了严重的依赖，从某种程度上将这些作物的收成与当时人类社会的根基是否稳固相联系，这就是农业时代人类强调的“民以食为天”。世界范围内历朝历代的古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为了精细化耕种，我国先民早在商朝就发明了犁，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普及牛犁；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人们就已经发展了灌溉农业。
与此同时，驯化动物的出现也大大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很长一段时间里，狗被驯化后是作为人类的帮手存在的。在人类狩猎活动中，狗可以帮助人类预警并对抗猛兽，还可以帮助人类追捕狩猎其他中小型猎物。牛的驯化则大大提高了古代农业耕作的效率。马的驯化更是直接改变了人类的出行方式，缩短了空间的距离，极大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道是“汉唐之所以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清·王夫之）。我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对这些驯化的动物极为重视。秦汉时期皆立法严禁杀牛，魏晋南北朝时期曾规定：“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犯者皆死。”（《晋书》）宋朝为了保护农业生产颁布法令，严厉禁止私宰耕牛，即使是自家的耕牛也不能乱杀。历朝历代对马也非常重视。出土的秦简提到关于“乘马笃、胔及不会膚期”的律令（《睡虎地秦墓竹简》），这条律令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如果饲养的马体形消瘦、行动迟缓或者不按期参加评比，负责人就要受到“赀各一盾”的处罚。
人类驯化动植物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也为野生动植物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这一时期，除了少数游牧部落外，处于农耕文明下的人们对野生动植物的需求实际是大大降低了的。与此同时，人类对野生植物的依赖也极大地降低了。对于采集的对象，由原来解决温饱的基本需求逐渐演化成高端需求，比如从采摘果腹食物为主逐渐变为采摘各种名贵药材、名菌等。由此，野生动植物在满足人们生存、生活必要需求方面的地位随之下降，而在满足人类观赏等其他功能方面的价值则开始上升。于是，人类开始在各地收集奇花异木、珍奇异兽，以供观赏之需。最初的动物园雏形就起源于古代国王、皇帝和王公贵族们的一种嗜好，即从各地收集来珍禽异兽，将它们圈养在皇宫里，供人们玩赏，以作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我国，《诗经》有云：“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说明在周代就出现了类似的设施，饲养动物以供观赏娱乐。始建于1078年的英国伦敦塔中也曾饲养狮子等动物以供人类娱乐。而万牲园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公共动物园。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商部奏准修建“农事试验场”，将清宫动物交场内豢养，故这座农事试验场又有“万牲园”之称。1907年7月19日，京师万牲园对外开放，最初的展品是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端方自德国购回的部分动物及全国各地抚督送献清朝政府的动物。万牲园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动物园的开端。
植物园的历史同样悠久。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扩建长安（今西安）上林苑时，栽植了远方所献珍贵果树、奇花、异草等2000多种，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园雏形。宋代司马光所著《独乐园记》中提到的“采药圃”，记载了“沼东治地为百有二十畦，杂莳草药，辨其名物而揭之”，这和现代的药用植物园已经非常类似了。西方则从公元1世纪安东尼厄斯·卡斯特在罗马建立的花圃起，到文艺复兴后16—17世纪英国杰拉德在霍尔本城建立的植物园，也以药用植物为主要搜集内容。目前世界现存最早的植物园，是意大利的帕多瓦植物园，这座帕多瓦药用植物园建于1545年。
在这一时期，伴随着进一步利用动植物，人类也进一步知晓了如何保护动物。从文献资料来看，从传说的五帝时代开始，中国先民就非常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当时管理山泽鸟兽的官员被称为“虞”。大禹治水时，舜帝同时派益为“虞”。现在看来，“虞”可以视为世界上最早的生态保护机构和官职，而益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位出现在记载中的生态保护官员。到了公元前11世纪，西周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违者受到的惩罚很严厉。春秋时，《管子·地数》载：“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中也记载，当时制定了春夏秋冬的禁令，规定在生物繁育时期，不准砍伐山中树木，不准在泽中割草烧灰，不准用网具捕捉鸟兽，不准用网下水捕鱼等。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法令的完善，为后来各个历史时期的野生动物保护奠定了基础。近代的动物保护法则起源于欧洲。1822年，爱尔兰政治家马丁说服英国议院通过了禁止残酷对待家畜的马丁法案。1934年3月通过的《普鲁士狩猎法》，其主要内容是严格禁止捕杀未成年的幼兽和怀孕的母兽，列出不许捕杀的各种动物和飞禽，并对狩猎的各种形式作了详尽的规定。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从人类历史角度观之，人类在改造自然，与此同时，自然也在改造人类，无时无刻不显示着自己的力量。
比如，当人类认识动物的时候，动物也在认识人类。动物们拥有敏锐的视觉、嗅觉、味觉、听觉，可以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世界，感受人类感受不到的存在。人类与动物生活于同一个世界，看到的却是不同的世界。动物眼中的人类形象，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固有想法。比如，很多鸟类具备四种色觉，它们可以看到人类看不到的颜色；蛇类具备红外感应能力，它看到的人类也跟我们眼中的人类形象完全不同。而且，动物在认识人类的同时，也在想着利用人类，比如乌鸦、野猪，这些聪明的动物很善于利用人类创造的条件繁衍自己的种群，因此它们的家族不断壮大。同时也有一些动物，很不擅长与人类打交道，导致其日渐濒危。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大增强，与此同时，人类开始改变了农耕文明时期对于动植物的一些态度和方式，人类对大自然出现了过度开发和利用的情况，导致了生态的失衡及持续性恶化。人类活动导致的生境破坏、气候变化、过度开发、污染和入侵物种是地球生物群迅速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人类对野生动植物最大的危害，是对其栖息地的破坏——目前全球2/3的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人类的干扰和破坏，人类活动导致的物种灭绝速率比之前快100倍。从统计来看，半个世纪以来，人类活动使全球的野生物种群数量平均减少了68％，1970年至2016年间，人类导致了4392种哺乳动物、鱼类、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的种群规模和生物多样性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其中，从1970年以来，淡水哺乳动物，鸟类，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种群数量平均每年减少4％。淡水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下降的速度超过了白垩纪末期导致恐龙大灭绝的速度。16世纪以来，已有849种物种自野外消失。
伴随着对大自然的破坏，人类也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人类对野生动植物的开发——捕猎、贸易、栖息地破坏和城市化开垦，促进了野生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密切接触，从而提高了病毒溢出（virusspillover）的风险。野生动物中，那些丰度增加、良好地适应了人类主导下的环境的野生动物，与人类共享更多的病毒数量。其中包括一些啮齿动物、蝙蝠和灵长类动物。人类传染病60%来源于动物，50%的动物传染病可传染给人类。1970年至今，新发和再发传染病中超过75%为人兽共患。
我们人类经历了农业文明小碎步前进后，进入工业文明的快速跃进期，如今，地球25%的初级生产力供养着人类，南北极有人类的房屋，第三极留下了人类的痕迹，就连深不见底的马里亚纳海沟也有人类的潜水器。当人类快速前行的时候，不能忘记思索：我们该如何处理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人类是自然之子，人永远不能割断与自然界的联系，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人类一方面按照一定的目的以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界，使自然不断地适应人类的发展；另一方面，人类也必须改造自身以适应自然界的发展。因为人类的活动作用于自然界的同时，作为客体的自然界也反作用于人类，即把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反馈给人类。
由此，生态文明显得更加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加强，美丽中国正在不断变为现实；随着我国逐步向世界舞台中心靠近，我们的生态文明理念也日益被国际社会广为接受。
通过以上简单梳理人类与动植物关系的历史，我们需要更清楚地认识到，地球上生存的不止人类自己，还有无数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我们共同生存在一个地球之上，彼此依存，谁也离不开谁。我们恐怕无法想象，假如未来有一天没有了动植物，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我们更多地了解动植物，正确看待人类与野生动植物的关系，善待地球上存在的每一个物种；需要我们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0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