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指令：前往湖北武汉。他向朋友借了200块钱，买了一张珙县到武汉的大巴车票，穿着一件单薄的外衣、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出发了。
按照收肾人的安排，李瑞住进武汉的一家小旅馆，房间里还有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自称来自江西，也是来卖肾的，但因为暂时没找到合适的买主，已在这里住了两三个月。
和江西小伙待了不到半小时，李瑞就被旅馆老板要求搬到另一房间，“还要求我们不能串门聊天。”4小时后，李瑞再次接到收肾人的电话，向他索要身份证号以订购火车票。
当天下午4点左右，李瑞按照收肾人的指示乘火车离开武汉。至于去了哪里，他说自己记不清了。他只记得走出目的地的火车站时已是半夜，收肾人让他到火车站广场对面寻找一辆大巴，还用支付宝转了350元车票钱。
在李瑞的印象里，那是QQ收肾人最后一次与自己联系。李瑞记得那是一个说话声音很细的男人，“感觉年纪不大。”
为供体、受体体检配型
与李瑞联系的收肾人，在团伙中的上线叫做国林，42岁，初中文化程度，曾因挪用资金罪被判缓刑。起诉书显示，国林为本案的第一被告人，除负责统筹协调、利益分配外，还会联系供体、受体。
与供体相对，20多岁的葛雄是一名肾脏受体，接受手术前患有肾功能衰竭。葛雄的证言显示，2018年4月左右，一个陌生电话询问其是否愿意买肾换肾，手术费用55万元，术前检查、术后疗养费用自理。经过几个月的考虑，当年8月初，葛雄决定换肾，并在肾脏中介的指引下前往济南的医院体检。
起诉书显示，山东济南是这一团伙的落脚地之一。据一名被告人交待，其在团伙中的主要职责就是带供体、受体在济南术前检查，并调理身体。
2020年1月23日，非法手术场地内遗落的医用引流导管和吸氧面罩。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
2018年11月16日晚，李瑞乘坐的卧铺大巴目的地正是济南。那天半夜，一个陌生男子拨通了他的电话，让他到济南后与自己联系。
第二天早上8点，到达济南的李瑞被要求在车站门口等候。20分钟后，两个年轻男子出现在他面前，一个瘦高，一个矮胖。其中的矮胖男子就是夜里与他通话的人。
二人核实了李瑞的身份，步行带他到车站附近的一家医院体检，抽血、验尿、腹部拍片。李瑞不知道那家医院叫什么，只记得走出济南汽车站大门后右转，沿马路直行十多分钟就到了。
体检完毕后，两人为李瑞买了一件御寒的外套，又将他安置到附近的小旅馆。李瑞在那里住了4天，矮胖男子每天为他交纳房费，还给他100元生活费。“他还要求我不能到处乱跑，晚上少玩手机，不要熬夜。”李瑞说。
住到第4天，一个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的男子来到旅馆，第二次为李瑞抽血。与其同来的还有一个戴着口罩的小伙子，也接受了抽血检查，这个人便是舒康。
在李瑞的印象里，舒康一头长发，身高大约1.75米。那次见面，两人一句话都没说，李瑞并不知道舒康就是自己的买肾人。
“一般来说，肾移植手术前，供体、受体要先进行红细胞、白细胞血型配型。如果供体是O型血，也就是俗称的万能血型，那受体什么血型都能相容，否则就得双方血型一致。”北方某省一家三甲医院的肾脏移植专家告诉新京报记者，此外，供体还要通过CT、尿检等程序检查其肾脏是否完好，是否存在肾结石、肿瘤、潜在隐性肾脏病等。
“这些检查都匹配了、都合格了，手术前还要进行一个淋巴毒试验。就是从供体血液里提取100个活的淋巴细胞，放入受体血清中孵育几小时，以模拟肾移植后二者的状态。”上述专家说，如果细胞死亡数量不超过10个，那就基本具备了肾脏移植条件。“李瑞第二次抽血，很可能是在进行淋巴毒试验。”
2018年11月21日，抽血后的第二天，清晨6点，熟睡中的李瑞便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瘦高个和矮胖男子为他订好了从山东济南前往河北邢台南宫市的大巴车票，李瑞再次独自上路。
那天中午，李瑞在青银高速公路南宫出口再次见到瘦高个和矮胖男子，三人乘坐出租车来到南宫四方宾馆。在四方宾馆，李瑞见到了舒康。这一次，他意识到眼前这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孩，就是自己的肾脏受体。
山东来的医生，河北来的护士
2018年11月21日下午6时许，李瑞和舒康登上一辆灰色面包车，交出手机，戴上眼罩，从南宫市四方宾馆出发了。大约一小时后，车子开进了一处空旷的小院。
起诉书显示，这处小院是国林等被告人商议后，于2018年6月出资租赁的，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境内。
2020年1月23日，新京报记者在小院现场看到，铁栅栏门前悬挂着绿色帆布作为遮挡，附近杂草丛生。小院内，自西向东有五间平房依次排开，后窗全被砖块砌死。其中三间平房内部打通，两间作为手术室，一间作为医护人员更衣室。
一名附近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是一处废弃了七八年的厂房，平时很少有人出入。
2020年1月15日，非法手术场地紧邻居民区的一条胡同，手术室后窗已用砖头封堵。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
非法手术场地被查抄后遗落的器械。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
2018年11月21日，李瑞、舒康进入小院后被带进一间平房，屋里的人问李瑞：你确定要做肾脏摘除手术？李瑞确认后被带到隔壁房间，房内有一个推拉门，背后就是手术室。
在李瑞的印象里，这间手术室内很简陋，只有一张手术床、两台叫不上名字的机器，其他什么都没有。手术室里还有三四个戴着口罩的人，但看不清脸。其中一人穿戴着白大褂、手术帽，其他人都穿着深绿色手术服。从他们的交谈中，李瑞发现除了一名身穿深绿色手术服的人为女性外，其他人皆为男性。
起诉书显示，为李瑞进行肾脏摘除手术的主刀医生是被告人纪洪禹，手术助手是李坤、张仑仑，三人全部来自山东。
2020年1月22日，纪洪禹户籍所在地、山东省德州市纪庄村的一名村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纪家从村里搬走已有七八年，很少有人了解他们的近况。但他知道，纪洪禹曾在济南的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又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下称“千佛山医院”）工作。纪洪禹的叔叔也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侄子曾在千佛山医院泌尿外科做医生，换肾手术业务很精。
一位接近医疗行政审批系统的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经查询，纪洪禹注册执业机构为济南市历下虹桥诊所，为内科专业执业医师；李坤、张仑仑无执业医师证。
2020年5月6日，新京报记者致电千佛山医院医务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纪洪禹已于2018年从该院离职。
同日，新京报记者致电历下虹桥诊所，接听电话的人员表示从未听说过诊所里有人叫纪洪禹，并表示会向诊所负责人询问后回电。截至发稿，历下虹桥诊所未予回电。
国家卫健委官网的执业医师查询页面显示，纪洪禹为历下虹桥诊所执业医师。网页截图
据国林供述，纪洪禹、李坤、张仑仑是其在网上结识的中间人李某（目前在逃）介绍的。国林每次拿到供体、受体体检、配型的资料后都会交由李某评估，由李某联系纪洪禹、李坤，再由李坤联系张仑仑。几人确定手术时间后，会在手术当天从济南包车前往新河。
除上述三人外，团伙内还有麻醉师刘黎明、器械护士李娇。起诉书显示，团伙内有成员专门负责与二人联系，每次手术前，会开车把他们从保定送到新河。
上述接近医疗行政审批系统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麻醉师刘黎明来自保定市世纪协和医院，器械护士李娇来自保定市桥东医院。
2020年1月16日，新京报记者致电保定世纪协和医院办公室，负责人称刘黎明确为该院医生，目前仍在医院上班。同日，保定桥东医院的门卫告诉新京报记者，该院医护人员目前不超过三人，没有李娇。
2018年11月21日，在那间简陋的手术室内，一名身穿手术服的人再次询问李瑞的意见：是否确定进行肾脏摘除手术？得到确定的答复后，他让李瑞脱去衣服，侧躺在手术床上，还在李瑞腰椎附近打了一针麻醉剂。李瑞记得有人捏了捏自己的腿，又捏了捏自己的胳膊，再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与此同时，舒康正在小院内的另一间平房内等待。李瑞的肾脏摘除手术成功后，舒康的肾脏移植手术即将开始。
肾脏受体术后跨省疗养
肾脏移植手术结束的当天夜里，受体舒康就离开了河北新河，被送往山东烟台疗养。多名被告人供述显示，团伙中共有韩会龙等三人负责肾脏受体术后转运，与国林等人合作前，他们均曾在北京经营黑救护车业务。
据韩会龙交待，受体从做手术的小院出来后，先由私家车送到新河县一处加油站附近。趁着天不亮，受体要从私家车转到私人运营的黑救护车上，之后再被送往烟台。
在烟台，负责联系疗养事宜的是山东人朱森。据朱森供述，2013年他卖掉了自己的右肾，之后开始接触地下肾脏交易；河北新河案发前，他与国林曾在山东临沂地区组织非法肾脏移植手术，并由此结识了山东老乡王海滨。
与国林、朱森等无业人员不同，王海滨是烟台一所部队医院的退休医生，今年57岁。通过王海滨的关系，舒康等受体被安排到了烟台仁济泌尿外科医院（下称“仁济医院”）。据朱森供述，每联系好一名受体的术后疗养事宜，国林向其支付5万元。但他只将其中的2万元转给王海滨，并约定术后疗养周期为7天。
2020年4月13日，新京报记者来到烟台市福山区福海路的仁济医院，院内几乎没什么患者。二层的门诊留观输液厅内仅有两人等待治疗，三层的5间住院病房内只有一名患者住院。
4月13日，收治非法肾移植术后患者疗养的仁济医院。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
据仁济医院院长李芳介绍，王海滨是2017年左右加入仁济医院的，案发前为该院医生。“当时他是带着简历和医师资格证来的，想和医院合作。他承诺不拿工资但会带来病人，并从病人的收入中分成一半。”李芳说，医院看中了王海滨曾是部队老军医的资历，同意其加盟，并通知人力资源部门为其办理了入职手续。
但仁济医院护理部主任宋丽对此予以否认。她说王海滨不是仁济医院医生，“是（烟台莱山）北大医院的”，王与仁济医院只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
2020年4月26日，新京报记者通过国家卫健委官网“医生执业注册信息”页面查询发现，仁济医院的注册执业医生中没有王海滨；而烟台莱山北大医院的注册执业医生中存在“王海滨”其人，执业范围为内科。
至于王海滨为仁济医院介绍了哪些病人，李芳表示不知情。“患者来医院都是主治医生负责制，王海滨是主治医生，我也没问过这些病人的情况。”
李芳说，2018年8月至11月，新河县肾移植手术受体在仁济医院疗养时，自己在国外陪孩子读书。如果不是案发后新河县公安局来医院调查，她根本不知道医院收治了多名非正规肾移植手术的疗养患者。
但宋丽称，李芳知道这些病人接受过非正规肾移植手术。“她（指李芳）亲自安排护理部配合王海滨的工作，明确说过这些病人做了肾移植手术，而且不是在正规医院做的。”宋丽说，自己曾经担心收治这样的病人是否合法，“但李院长的爱人是律师，她说她爱人说了，前期给病人做肾移植手术违法，后期为病人疗养不违法。”
宋丽还表示，一次，医院同时收治了两名这样的患者，但院内只有一台心电监护仪，不够用，她向李芳做了汇报。经过协调，医院才从外面借了一台心电监护仪，李芳不可能对此不知情。
仁济医院三层的病房，曾收治非法肾移植手术术后疗养患者。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
案发后，李芳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证言显示，2017年至2018年，王海滨共向仁济医院介绍了26名患者，其中19人是术后疗养的肾移植患者，8名来自河北新河的肾脏受体也被包含在内。
据宋丽回忆，大约从2018年年初起，仁济医院开始收治非正规肾移植手术的疗养患者。他们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时都是上午，不办理住院手续、不建档，就直接入住三层的住院部病房。住院期间，他们全由王海滨一人负责，由于没有病例，王海滨下达医嘱时就随便写个便条，护士再依此取药、用药。“王海滨还嘱咐过具体护理的护士，不能打探患者的个人信息等隐私。”宋丽说。
2020年4月17日，曾经参与受体护理的两名护士向新京报记者证实了宋丽对护理情况的说法。护士梁菲说，“患者出院后，我问王医生（王海滨）护理记录单怎么处理，他说扔掉就可以了。”
据宋丽介绍，2019年春节前后，她与李芳、梁菲因涉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被新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后转为取保候审。李芳说，警方侦查后，对该院非法收治患者所得的18万余元予以没收。
2020年5月6日，仁济医院所在辖区——烟台市福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对于仁济医院收治非法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患者疗养一事不知情。工作人员称，本案已属于刑事案件，一切以公安机关处理为准。
卖肾人难获犯罪团伙赔偿
与受体舒康被送到医院疗养不同，2018年11月21日的肾脏摘除手术后，供体李瑞被送到新河县一处城中村的院子里疗养。
第二天一早，苏醒后的李瑞发现自己躺在一间陌生的平房里输液。帮他输液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个子不高，圆脸。案发后，新河警方告诉他，这个人叫许宁。
2020年1月16日，许宁的父亲告诉新京报记者，许宁曾在多年前学过医，但没有行医资格。
在疗养平房的床头柜上，李瑞看到了一个红色透明塑料袋，里面是厚厚一摞百元现金。许宁说，袋子里一共是4.9万元，“四万五是卖肾钱，剩下四千是买肾人给的红包。”
李瑞在这里住了7天，因为不能出院门，没事就在屋里看电视。一名老人每天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为他做饭，但一日三餐不是稀饭就是馒头、面条，每顿饭只有一个素菜。李瑞想吃点好的，就给了老人400元钱，请他买了一条鱼、一只鸡和一些水果。
其间，一个20多岁的瘦高男子常来李瑞的房间串门聊天。“那个人说他是浙江人，赌博欠了钱才来卖肾。他的手术比我早5天，卖肾钱和我一样是四万五，但买肾人给他的红包比我多了3000块。”李瑞说。
离开疗养民房是在一天晚上，李瑞被归还了手机、再次戴上眼罩，一辆私家车将他送到了邢台汽车站附近。他在旅馆借宿一晚后，从邢台乘大巴至济南，又转卧铺大巴返回宜宾。大巴开了20多个小时，一路颠簸，李瑞尚未痊愈的伤口渗出血水，身下的褥子都被洇湿了。
刚一回家，李瑞就到车行替表哥还钱，老板得知这是卖肾的收入后免了债务。他随后给姐姐转了1.5万元，让她带常年在外打工的母亲去医院看病，买点衣服和好吃的。他和姐姐说了这笔钱的来历，但特意叮嘱，千万不能告诉母亲实情。
至于剩下的钱，他把3万元存进了银行。
2019年2月，李瑞重回浙江海盐，在一家纸箱厂打工。一次下夜班后，他突然晕倒，医生说他缺了一个肾，不能再干重活了。“直到现在，我都不能长时间熬夜、不能剧烈运动。一跑步，刀口里面就会一扎一扎地疼。”李瑞说。
2019年7月，本以为再也不会和舒康扯上关系的李瑞，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舒康的父亲。“他说舒康的肾最近出现了排异反应，希望我去广州抽血化验。路费他们承担，还会再给我5500元补偿。”
时隔半年多，李瑞再次见到了自己的肾脏受体，与之前相比，舒康的气色好多了。李瑞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在广州的一家医院抽血并拿到补偿后当即返程。
2018年11月29日，新河县公安局在境内那处非法手术场地、以及南宫四方宾馆抓获国林等犯罪嫌疑人12名，当时，小院内正准备进行另一例肾移植手术。案发后，又有两名犯罪嫌疑人向警方投案自首。
新河县公安局侦查发现，2018年8月至11月，犯罪嫌疑人国林等人在那处小院内开展非法肾脏移植手术活动9次，其中做成手术8次。
虽然警方事后查抄了小院内的手术设备，但2020年1月23日，新京报记者依然在现场看到了疑似肾脏受体、供体的病例检查资料，以及手术刀、引流管、止血钳等医疗器械，一个黄色小桶中有3根缝合针，针上带着血迹。
1月23日，非法手术场地遗留的未使用缝合针线和带血的输液器。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
2019年9月19日，新河县检察院针对这一涉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团伙向新河县法院提起公诉；11月26日，新河县法院对本案公开审理，14名被告人全部到庭。
据一名河北省法院系统内部人士透露，2020年4月29日，新河县法院对本案做出一审判决，14名被告人均构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其中，国林、朱森、许宁、纪洪禹等5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至四年不等，并处罚金；王海滨、刘黎明、李坤、张仑仑、李娇、韩会龙等9名被告人被判处缓刑。
此外，14名被告人及仁济医院所得赃款共计139.9万余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同时予以没收的，还有警方在非法手术场地查获的手术床、手推式消毒车、手术无影灯、心电监护仪。
国林等被告人出庭受审。河北省法院庭审直播网截图
案发后，李瑞和父亲找了律师，还曾到新河县法院咨询，希望在严惩被告人的同时为李瑞争取更多赔偿。李父说，儿子毕竟失去了一个肾，舒康给再多补偿也没法挽回损失。
但律师告诉父子俩，取得赔偿的希望不大，“人家说我这是自愿行为”，李瑞说。
对此，北京的律师殷清利表示，综观此案，卖肾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法却执意实施，存在主观过错。“在这种情况下主张赔偿，很难得到令自己满意的结果。”
（文中李瑞、舒康、肖平、葛雄、李芳、宋丽、梁菲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编辑 滑璇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