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已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康熙时人沈寓就说：“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苏州一府，区区9万余顷土地，仅占全国土地的1%强。而每年交纳的税粮却多达250万石，占全国税粮将近10%。当时天下有“四聚”（京师、佛山、汉口、苏州）之说，而“四聚”之中，清人又一致认为市肆繁华以苏州为最。人称“吴闾至枫桥，列市二十里”。经济繁荣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与集聚，康熙年间，已经出现了“除是京师吴下有”的说法。时人盛称“吴城烟火，奚啻百万”。尽管“百万”之说仍是个笼统之数，但既然有人敢于把苏州与人口达百万的京城相提并论，说明苏州人口即使不及北京，相去也不会太远，应是当时的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这方面的另一个证据是，清代的苏州不光成为江苏省的两个省会之一（另一个是南京），还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三个附郭县（吴、元和、长洲）的城市——即便帝都北京，也只设有大兴、宛平两个附郭县而已。
在清代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苏州齐名的还有扬州。清代的扬州虽然位于长江之北，却通常被认为是一座江南城市。时云“扬州富甲天下。”清代康熙帝与乾隆帝几次南巡下江南，便都是以扬州为主要驻跸之地。与苏州一样，扬州的繁华也与大运河有关。扬州处于长江与运河“T”字型交汇处，居于南北交通枢纽位置，加上明清两淮盐业中心设在此地，便使其成为沟通南北东西贸易的“四汇五达之衢”，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之一。广东、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浙江、山西等省商人纷纷在此建立会馆。其中，浙江商人主要经营绸布，湖南商人经销湘绣为多，湖北商人以经营木材为主，江西商人主要经营瓷器，广东商人经销南糖，安徽商人经营盐业，而山西商人则以开办钱庄为多。“四方豪商大贾，鳞集廩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遂为“东南一大都会”。
然而，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扬州因大运河而兴，也随大运河而衰。清代中期嘉庆、道光年间，大运河已屡屡断航，几乎到了废止的地步。同治十一年（1872 ）漕运改海运，江浙沿海所产之盐也不必经扬州北上。轮船海运取代大运河的河运之后，作为贸易中转的扬州的地理优势地位已然不再。到了宣统二年（1910），北起天津、南至浦口的津浦铁路竣工后，扬州被彻底摒弃在中国南北交通要道之外，便因此一蹶不振了。与此同时，铁路的兴起与运河运输功能的丧失，也使苏州、杭州的商业地位不断下降。原先发达的苏州米市到清代后期迅速衰退，曾经十分兴盛的粮食专业批发市镇枫桥至民国初年已成“寒桥”，变得十分萧条了。
此落彼兴
不过，苏州、扬州、扬州等传统工商业城市在近代趋于衰落，却不意味着长江三角洲的衰落——同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了。
坊间常说，上海原本是个小渔村云云。这自然是个误解。至元二十九年（1292）是上海建县之始，在此之前，上海就已成为“华亭东北一巨镇”了。在清代嘉庆年间的县志中，上海县被文人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而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县已经拥有60余万人口，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施坚雅教授的研究，当时的上海是全国第13大城市，与天津、南昌相垺。从地理上看，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又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并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各地客商的到来，其中以闽、粤、浙、鲁等地为主，“每日满载东北、闽粤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
当然，对于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县的发展，倒也不能评价过高。无论如何，它只是一个松江府辖下的三等县城。嘉庆年间的上海县志，承认“方言同是吴音而视府城稍重”，同时期的松江府府志则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总而言之，此时的上海，不过是大苏州光环下的小上海罢了。
1908年，俯瞰杭州。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上海作为第一批条约口岸开埠通商，原本广州一口对外通商的局面被打破，长江流域的货物沿江而下，集散于上海；浙江的丝、茶也大都销往上海转运出口而不再运至广州。于是广州逐渐失去了在全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首要地位。从输往英国的出口货值来看，1844年广州出口的货值是上海的7.7倍，而到了1852年则上海出口的货值反而是广州的1.7倍。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所说，“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
但若仅此而已的话，充其量上海不过是个贸易口岸。上海开埠十年后，城区人口仍然只有55万，不能望苏州之项背。便是一个例子。近代上海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人口达数百万的大都市，要归功于移民的涌入，所谓“街头巷尾皆吴语，数祖列宗半外乡”便是指此而言。造成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就是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战争。长达十年的战争，使人烟一向稠密的江南地区变得荒凉不堪，很多城镇在战火中变为废墟，庐舍化为灰烬。比如杭州城就从一个近百万人口大城市跌落到只剩下20 余万。
唯独上海在租界的庇护下成为例外。大量的官员、商人、地主、士人、手工业者以及下层劳动者从战争波及的苏、杭、扬等城市向上海聚集。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激增至30万，1862年又增至50万，一度还曾达到70余万。这些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为上海提供了资金、劳动力和需求市场，而这正是近代城市发展必需的要素。当太平天国战争硝烟散去之后，上海已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心城市，而原先的中心城市如苏州却反而降为上海的从属城市了。到1949年，上海城市人口已超过500万人，成为无可争议的全国及长江三角洲的第一大城市了。
时光又过去了70多年。如今，长江三角洲已经成为全国大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在超大城市上海之外，杭州、南京已跻身特大城市的行列，甚至昆山、慈溪、义乌这样的县级市也跨过了大城市的门槛。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者的人，是区域开发的重要劳动力资源；而作为消费者的人，又需要有一定的社会财富供其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往往是衡量一个特定区域开发能力和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口的不断聚集，历时上千年的长江三角洲的城市“接力”，仍然是个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