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是酒城,生产的“泸州老窖”面食、头发、异教,在重庆我们经常喝。这次到泸州的时候,沿途看到了很多高粱地,但由于山地、低地的地形,没有形成北方地区的“厅长”。当时城区分布在长江两岸,只有一座桥通,全城都是酒的曲香。工作结束后,我们沿着长江边一条街上的青石板路走了几公里才结束。
剿匪时的旧案这是一名1950年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他在上访中反映,文革中受到家乡有人诬陷,被部队撤职处理回家,安置到息烽的一个兵工厂当工人,要求平反恢复干部待遇。这是一起涉嫌杀害解放军剿匪干部的历史旧案,我们分别在贵阳、息烽两地进行了认真调查,认为虽情节上有出入,但基本事实存在。因此当即向其讲明维持原处理不变,他本人辩解了几句,也没再说别的。
记得当时息烽县城还很简陋,街上还有草房,我们下车后还误以为走错了地方。他所在的兵工厂条件也很简陋,从县城去还是走的小路。
在息烽,我们参观了息烽集中营。
贵阳,是铁6师的诞生地。1950年,由进军大西南的二野杨(勇)苏(振华)兵团下辖的3个师,各抽掉一个团,组成了铁6师。后参加成渝线建设、抗美援朝之后,又两上贵昆,师机关都设在贵阳。因此有许多复员转业干部都留在了贵阳,其中最大的有师副参谋长。我们在外调时,有老兵问我们,要不要去拜访,我们因时间紧,便未去打扰。
江西上饶一一常宝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常宝田,原27团一名营长。1959年时回乡探亲,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百姓吃不上饭,回部队时他在多种场合讲过。没想到“庐山会议”之后,党内反右倾运动开始了。他的话成了右倾言论,如果他深刻检查,或许要好一些。但他偏偏不服,“头发不知蓐下来多少”,也不服。最后干脆被处理转业至上饶的一个小车站。
他的问题,是早已调任其他师的原27团政委李洪彩提出来的。他亲笔给师党委写了一封信,说明应该给他平反。他的名字就包括在13名犯“右倾”错误的名单之中,自然被彻底平反。但他的去处已无据可查。只能凭李洪彩政委信中所说的“上饶的一个小车站”,通过老同志了解到,转业到那里的还有一位上饶铁路医院的院长。
于是,我们顺藤摸瓜,到上饶后找到铁路医院进而找到那位院长,院长对我们很热情,说“娘家来人了”。当我们向他说明来意后,他说“老常啊,现在当生活段长了,我昨天还碰到他,到下面检查工作去了。”说着便拿起电话拨通了常的电话,说“你赶快回来吧,师里来人了,给你平反了。”只听见电话中传来了常的回话“平什么反?我找徐诚之(当时师政委,后任铁道兵政治部主任)去!”院长放下电话说,“这家伙脾气一点没改。行了,他一时回不来,你们也不要等了。把材料放我这里,他回来后我给转达就行了。”我们表示感谢后,离开了医院。
在上饶,我们参观了上饶集中营。
(外调 照片之三)
江西景德镇一一一名医生的历史问题
记得是为他改变了一个历史的结论。问题不大,但他却看的很重。一定请我们到他家吃一顿,他的夫人炒了4个菜,一盘竹笋炒猪肚,猪肚是切成片的,很好吃。
江西余干县一一老黄的工作安排问题
老黄原来是一个连队的副指导员,曾因不当言论受到处分,本人闹情绪按复员回到原籍。他开始来部队上访,主要是要求撤销处分,处分撤后又来上访,要求给按干部转业落实工作。这是当时落实政策中最难办的,因为按当时干部复转原则,可以转业安排工作,也可以复员回原籍不安排工作。地方往往抓住这一点,而对当时被错误处理的,也不会给予重新安置。有的明确说,除非你们收回部队重新转业,否则我们无法安排。
老黄能说会道,比较圆滑。从部队回地方后,他也没在生产队干活,而是选择了养蜂,到全国各地放蜂。不但他自己放,还带动了周边人也放。这在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是不容易的。
这次落实政策,他也是动了脑子的。开始只是申诉处分问题,给他撤销处分后,他马上又提出工作问题,说当时自愿还乡是因受处分而造成的。这次我们是顺便过来,与他一起先到镇上后到县上,分别介绍了他的情况,请地方给予照顾安置。幸好地方没有推辞,算是对他一个交待。他也对我们说,部队对我已尽力了,我以后也不再麻烦部队了。
在帮老黄联系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余干县城外有一片水域。天气很热,吃过饭后我们便来到水中洗澡。在水中游了一会,上岸后碰到一人,他有些吃惊地问,你们下水了吗?我们说下水了。他说这里的人没有敢下水的,因为有吸血虫。这使我突然想起了毛主席的《送瘟神》,“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余江县和余干县是邻县,我们会不会得上吸血虫呢?
(外调 照片之四)
浙江湖州 南浔镇一一程副政委的党内处分
程是后勤部副政委,刚转业不久,在部队时曾受过一个党内处分(因何原因受何处分忘记了),在这次落实政策中,他也提出了申诉,经审核给他撒销了。为了对他的尊重,我们把材料带来了。
他刚转业时是南浔镇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我到镇上打听时,他已当主任了。当时他正在县里(吴江)开会,他的夫人接待了我们,非常热心。记得她向我们谈起,程副政委当兵前家里很穷,没上过学,当兵后利用打仗行军时,在前面的同志背包上挂一个字,学会了再挂一下,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学了一点。
第二天,程副政委回到镇里后,我们先办完公事,便谈起了对南浔镇的印象,对它的历史我们没有什么概念,只是感到很干静。程副政委说,南浔是干净,在解放初期开展的灭“四害”运动中,《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万人大镇无苍蝇”。程副政委还带我们去看了那座著名的藏书楼,记得是两层木楼,当时没有开放,他让工作人员打开了其中的一间,是藏书楼的目录间。程副政委说,解放上海时,陈毅曾专门派了一个营,来保护这座藏书楼。62年中印边界反击时,找不到历史上的边界图,周总理命令在全国找,结果最后在这座藏书楼找到了。
山东临沭县一一曹排长的离奇经历和处境
曹排长在山东临沭县蛟龙公社。他自抗战后期参军直到抗美援朝,一直没有回过家,但却突然接到家中的一封来信,说他的夫人在家生了一个孩子。愤怒之下,他休假时私自带枪回家,要找他的仇人算账。结果被告到部队,受到军纪处分,并被处理复员回乡。
我们到他家里时,他还在地里干活。被叫回家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他已看不出曾经的军人形象,岁月的沧桑已使他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农村老人。
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连声说:“吃饭吃饭,吃饭再说。”他的老伴麻利地拿出了几个鸡蛋,半炒半炖地做了一碗韭菜鸡蛋,我们推辞不掉,吃了两个煎饼。曹排长当时受的什么处分及如何改变的处分,现在我已记不清了。但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我都感到他需要的不只是处分的改变,而真正需要的是本该他应有的命运的改变,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做不到的。
山东济南市一一老干事的婚前不当行为
这次外调,本可不来济南,但因这位老干事是与科长同期入伍的,科长让我们专门去一下,以示对他申诉的重视。
这位老干事之所以受处分,是因为婚前与未婚妻的行为失当,当时造成不好的影响。时过境迁,这当然就成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了。他的申诉是希望撤销处分,但复查时却给他留了一个尾巴,只是减轻了处分。当与他见面时,他对我们设说什么。但回到机关后,我看到了他写的一封信,把科长讽刺、挖苦了一顿。这也难怪,处理此类问题确实不应拖泥带水。
(外调 照片之五)
北京一一后勤部某副科长历史问题
外调内容与四川泸州相同。是那个副科长提出的另一个证人——总后勤部某部部长。当我们在总后大门传达室登记并被允许走进大院后,这位部长就在他家的小楼前等待我们了。我们向他敬礼并汇报了来意,他即非常认真地写出了自己的证言。
在北京,我住兵部五棵松招待所。利用内部电话的方便,我向科长汇报了前段的外调情况和下一步到东北去的打算,科长说东北不要去了,赶紧回部队吧。于是,我们的外调就此结束,打道回府了。
2022.6.21于泉城济南
作者沈子友(心系远山),山东莒县人,1970年12月入伍,中铁十四局退休。
编辑:李勋修 尤宝清《青烟威文学》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