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e Webb） / [美]克里斯蒂娜·穆塞洛，译者: 王诗溢 / 李沁芸，版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年10月
韦氏词典中对于“忽视
（Neglect）
”一词的定义是：“给予很少的关注或尊重，或漠不关心。”儿童精神病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抚养一个孩子成长为情感健康、可与他人形成健康连接的成人，需要父母给予一定量的情感互动、共情和持续的关注作为燃料。而缺失这种必要的情感连接，孩子也许会成功，但会感觉自己内心空虚，像缺失了什么必要的东西，他们苦恼而挣扎，却没人看得到。
毫无疑问，朱朝阳的父亲就是一个忽视儿子情感的家长。
那么朱朝阳的母亲周春红呢？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她应该在儿子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关爱与关注，足以弥补父爱的缺失吧？
不幸的是，根据韦布书中对造成情感忽视的父母的划分，周春红恰恰符合其中两个类别：专制型父母和抑郁型父母。
《隐秘的角落》剧照，剧中朱朝阳的妈妈周春红。
最初提出“专制型父母”概念的戴安娜·鲍姆林德博士这样描述此类家长：他们推崇规则、限制和惩罚，用一种既不灵活又强硬要求的方式抚养他们的孩子。剧中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周春红逼着儿子每晚喝一杯热牛奶，当朱朝阳觉得牛奶太烫想过会儿再喝时，她凌厉的眼神让儿子无法拒绝，只能哈着气喝完了牛奶。更明显的问题暴露在一次家长会之后。细心的班主任向周春红反映，朱朝阳在学校里没有朋友，甚至被其他孩子孤立，周春红却反过来质疑老师，孩子来学校是学习的，不是交朋友的，把书读好不就够了吗？她看似关心孩子的成长，却只会用自己的规则硬性要求孩子，而忽视了孩子真正的心理感受与情感需求。
同时，周春红又始终扮演着一个悲情、抑郁的形象。她时常给孩子传达此类观念，“我们是被你爸爸抛弃的”“那个女人夺走了原本属于我们的一切”“他们害我们还不够多吗？”……韦布认为，面对抑郁型的父母，孩子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我必须是一个完美的孩子，免得使妈妈感觉更糟。这也和剧中情节吻合——朱朝阳努力学习，回回考试拿第一，是因为他把父母离婚的原因归咎于自己不够好，如果自己表现好一点，妈妈就会好受一点。
《隐秘的角落》剧照，周春红逼迫儿子朱朝阳喝牛奶。
而周春红的悲情形象，也成功地对儿子产生了一种情感勒索。
她常对儿子说的一句话是：“朝阳啊，妈妈只有你了……”这句话听起来是充满爱意的表达，暗含的意思却是：如果你都不听我的话，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你必须顺从我的心意。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剧中朱朝阳是多么害怕自己的妈妈，连好朋友都不敢介绍给妈妈认识，妈妈打来的电话一响连说话的声音都虚了几分。正如心理治疗师苏珊·福沃德在《情感勒索》中描绘的：悲情型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脆弱，事实上，他们是一种沉默的暴君。他们不会大吼大叫或故作姿态，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会使我们受伤、困惑和愤怒。
同伴关系与自我认同发展：
唯一的朋友
来自父亲的情感忽视，来自母亲的情感绑架，这是朱朝阳成长的家庭环境。这是他内向、封闭性格的形成原因，却还不是他“变坏”的直接理由。
朱朝阳一直在这样的家庭中过着波澜不惊的普通生活。当曾经的伙伴严良带着普普出现在他家门口，一切开始走向失控。正如朱朝阳最后所说：“我真后悔给他们俩开了门。”
《隐秘的角落》剧照，朱朝阳。
但如果有重来一次的机会，我相信朱朝阳还是会为严良和普普开门。人类学家、生态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种种研究发现，尽管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的父母育儿方式存在着显著差异，但在每一个社会里，孩子们都强烈地渴望与其他孩子在一起，强烈地渴望来自同辈人的陪伴和友谊。朱朝阳在学校里没有任何朋友，邀请严良和普普进门，是他获得友谊的唯一机会。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曾撰文讨论同伴关系对于青少年的重要性。她提出，在青少年时期，同伴关系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它能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的特点、选择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定向自己的生活道路。
比如，同伴之间的分享，能带给人更丰富尝试的机会。在和严良再次相遇之前，朱朝阳是妈妈的乖宝宝，过着学校、书店、家中三点一线的生活。从福利院逃出来的严良却带着他大喊“你大爷的！”来发泄心中的愤怒与仇恨，教他学会打架来自我防卫。
同伴之间的言语反馈和行动鼓励也难以替代。朱朝阳虽然成绩优秀，时常获得老师家长的表扬，却从没收到过来自同学之间的认可，因此普普一句“朝阳哥哥你真聪明”就显得尤其宝贵，能帮朱朝阳建立强烈的自我认同。
对于朱朝阳而言，最为重要的还是同伴带来的可贵的支持环境。在陈祉妍看来，人的一个重要需求是得到他人的确认
（validation）
——我的感受并不是自己独有的，别人与我有着相似的感受，所以我是正常的。当一个人的感受没有其他人能产生共鸣时，这种负面情绪会进一步加重。就像培根说的，“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般忧愁。”而朱朝阳所承受的父爱的缺失、家庭的压力，恰恰是严良和普普所共享的，于是在彼此分享中，三个人都得到了来自他人的确认，并在一定程度上被治愈。
《隐秘的角落》剧照，图为朱朝阳与严良。
这种情感支持可以来自各个年龄层，但对于青少年来说，来自同龄朋友的支持最为有效。因为朋友不像父母那样肩负教导的重任，对于自己犯下的各种错误更为宽待。所以朱朝阳可以和严良、普普分享自己对朱晶晶的仇恨，却绝不会向妈妈吐露半分。
由此来看，和严良、普普的友谊对于朱朝阳本应是有益的，但问题在于，他们三人都是彼此唯一的朋友，目睹犯罪和意外这样重要的共同经历又把他们紧紧绑在了一起，使三个人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个小群体在一艘小白船中越漂越远，也就失去了其他社会群体的参照和支持，在自己的逻辑中走向失控和“变坏”。在剧情发展过程中，几次面临重要抉择，如果朱朝阳有其他朋友可以商量，或者有其他人可以为他提供心理支持，他的选择都会大相径庭。
周春红不赞成孩子在学校和其他孩子来往的原因是担心儿子学坏。她的担心是有依据的——与问题行为较多的同伴交往，确实会加大青少年问题行为发生的概率，甚至导向犯罪。大多数青少年犯在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问卷上的人格特征是：高乐群性低独立性、高兴奋性和高敢为性，这意味着他们很需要同伴、容易从众、行为冲动，不幸做了犯罪行为中的从犯。
但是，与周春红想法不同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不让孩子交朋友，而是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培养孩子具备独立的判断能力而不是过于寻求他人的认可。而这一切，正是朱朝阳在成长过程中所缺少的。
用发展的方式 “变好”，
或者用倒退的方式 “变坏”
但是，朱朝阳的“变坏”仅仅在于不健全的家庭、缺乏同伴友谊等外在原因吗？
虽然有种种外界因素的干扰，但最终做出决定的还是朱朝阳自己。只不过这个决定，对于十多岁的他来说，太困难了而已。
“面对一般选择，多数人总是趋‘善’避‘恶’，但像这样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是不存在的”，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指出了这个困境，“只存在特殊的行动，其中一些行动是行善的手段，另外一些行动则是作恶的工具，我们在选择问题上的道德冲突发生在我们做具体决定的时候，而不是发生在选择一般的善和恶的时候。”
《人心：善恶天性》，作者: [美]埃里希·弗洛姆，译者: 向恩，版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5年6月
如果让朱朝阳选择做“好小孩”还是“坏小孩”，他大概会毫不犹豫选择做个好孩子。但当问题变成“要不要告诉警察自己目睹了朱晶晶坠楼”或者“要不要偷爸爸的冷库钥匙”，选择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不幸地，朱朝阳做出的选择成为了恶的工具。
每个人本身不是非善即恶、非黑即白的，而是在善恶之间纠结的一个“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人可以选择用热爱生命、美好与祝福等发展性的方式 “变好”，也可以选择用热爱死亡、暴力与诅咒等倒退性方式“变坏”。善恶可以转化，却很难停在中间的矛盾状态。
在《隐秘的角落》第10集开头，有个名为《三只小鸡》的动画故事，讲到三只小鸡到狐狸家做客，却被狐狸吃掉，只剩下一堆鸡骨头，但是地上最大的一块骨头，明明就是狐狸的头骨，而窗户里映出的难道是另一只狐狸？这个动画似乎也在告诉我们，小鸡也可以成为狐狸。
剧中插入的动画片《三只小鸡》。地上最大的一块骨头，是狐狸的头骨。
更明显的暗示是朱朝阳和张东升的名字，“朝阳东升”，仿佛一开始就告诉了观众，朱朝阳可能是下一个连环杀人犯张东升，而张东升曾经也是热爱数学、一心向学的好孩子朱朝阳。
那么是怎样的动机吸引“矛盾”的朱朝阳一步步走向恶与暴力的呢？
弗洛姆把暴力分为几种类型，最常见的一类是反应型暴力。它的根源是恐惧，指为捍卫自身或他人的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所采取的行动。正是源于对失去父爱的恐惧，为了捍卫自己平静的生活，朱朝阳才选择对警察瞒下自己亲眼目睹朱晶晶坠楼的事实。
更进一步的暴力则是报复型暴力行为。在原著《坏小孩》中的朱朝阳，因为父亲的猜忌产生了巨大的仇恨与愤怒，以至于指使张东升替自己杀掉父亲，这就是典型的报复型暴力行为。而张东升一开始杀掉妻子徐静的父母，如果是想挽回自己的婚姻，还属于反应型暴力的话，之后干脆杀掉出轨的妻子，可能就是报复型暴力了。
《隐秘的角落》剧照，图为秦昊饰演的张东升。
弗洛姆认为，报复的动机是与个人的力量、创造能力成反比的。如果一个软弱无力和丧失生活能力的人被创伤击垮，那他只有采取一种方式来恢复自己的尊严，那就是按照“以牙还牙”的惩罚原则进行报复。相反，一个具有创造性和生活能力的人不会、也根本没有这种需要。显然，张东升和朱朝阳都属于前者。
更可怕的是，采取报复型暴力之后，人就可能滑向极端，用完全的暴力来代替自己的生活和创造。因为他将意识到，由愤怒、残忍或破坏带来的刺激和关注，比用爱和创造带来的快得多。到了这时候，小鸡便成了狐狸，以杀生为乐。这也是这部剧集让人细思极恐之处，你无法想象习惯作恶而又天资聪颖的朱朝阳，在长大之后会做出什么。
看完这部剧，也许会让人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在面对来自父母的忽视、同伴的缺失、生活的伤害时，我们似乎无力阻止一个小孩的“变坏”。但事实是，截断这一系列环节中的任意一环，悲剧都可能不会发生。
从一个小孩是怎么一步步“变坏”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如何让一个小孩不再“变坏”。
作者 | 肖书妍
编辑 | 张婷 李阳
校对 |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