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依旧知卫州。
司马光还提到，公主回到宫禁中生活之后，皇帝多次派人安抚李家，并且赏赐重金，传话说“凡人富贵，亦不必为主婿也”，于是李玮的兄长李璋上书，托称自己家配不上公主，希望离婚，皇帝就允许了他们离婚。由于失和是因为公主的过错，所以没有处罚公主。
总之，按照司马光的记载，一切都是因为公主宠爱内侍，不尊敬夫家，并且受到了奸人的挑拨。至于公主与李玮的“离绝”，也是仁宗暗示，由李家提出，仁宗允许。
看起来，一切都由公主挑起，以皇帝申斥公主结束，都只是皇家内部的事，仁宗也留下了深明事理的形象。
不过司马光没有提及的是，仁宗皇帝的立场本是偏向公主的，当时处罚公主，是群臣“围攻”之下无奈的结果。而“围攻”公主的领袖，正是身为谏臣的司马光本人。
被“围攻”的公主和铤而走险的母亲
当时群臣“围攻”公主的奏状，被集中收集在《宋名臣奏议》中。由于宋仁宗天性宽仁，欣赏直言敢谏的大臣，所以当时的言论环境非常自由，大臣们批评的矛头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准皇室乃至皇帝。在这个事件中，没有一个人指责驸马，所有的大臣都将矛头指向了公主乃至皇帝。
在婚变事件中，言官对公主的控诉点，起初主要集中在公主深夜入宫，夜开宫门，破坏了皇宫门禁制度。一系列弹劾之后，皇帝将公主的骄纵归结为身边内侍的教唆，因而把公主身边包括梁怀吉在内的内侍都贬去他处。不久，仁宗因为公主的反抗而不得已召回梁怀吉，此事被言官发现，又掀起了新一波的弹劾浪潮。
时为谏官的司马光是这几次弹劾的主力军，他先写了一篇奏状，将矛头指向公主身边的宦官，认为皇帝不该为了安抚公主而召回宦官梁怀吉与张承照，这些人“罪恶山积，当伏重诛”，皇帝宽容，将他们放走，朝廷内外的舆论才平息，现在才几个月又召回，人言可畏，不利于管教公主，也不利于皇帝的名声。针对公主的种种失控举动，他还援引前朝的故事，暗示公主有这样的举动，一定是受到了身边人的挑拨，要皇帝应该效法前人，重罚公主身边的小人，以管教公主。
过了几天，司马光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奏状批评皇帝对公主的教育，文中将太宗之女“献穆公主”与福康公主对比，阐述公主教育的重要性。献穆公主就是剧中已经登场的“魏国大长公主”，下嫁北宋国初大将李崇矩之孙李遵勖（有说法认为他是济公的先祖），但她成婚后“贵而不骄”，从未嫌弃夫家，而是生活俭朴，尽力相夫教子，温顺而“不妒”，最终得享令名，司马光认为，与太宗相比，仁宗没有教导好公主，使她养成了骄纵的脾气，对此事是有责任的。
《清平乐》剧中一闪而过的魏国大长公主（谥号献穆公主）
之后，李玮降职外任、李玮的生母杨氏搬出公主府第的命令下达以后，司马光又站出来，坚决反对让驸马外任。他奏道：皇帝你让李玮做驸马，本来是为了给李家施以恩宠，皇帝你当初就尝过母子分离的痛苦，现在怎么害得李家母子分离？驸马如果有过错，公主也应该被降罪！这里说到仁宗让李玮做驸马，是为了弥补仁宗不能奉养生母的亏欠，这一点在众多史料中都提及，也是当时朝中大臣所共识。这确实是针对仁宗的一记杀着，终于促使皇帝作出了申斥公主的决定。
围攻公主的不止司马光一人。当时的左正言王陶、殿中侍御史吕晦、知谏院唐介、监察御史傅尧俞等等，都参与过对公主夜开宫门、皇帝驱逐驸马、召回公主内臣的弹劾。对于皇家的这次挑战，成为了他们心中共同的光辉往事。司马光为吕晦撰写墓志，特别提到了吕晦弹劾过公主这件事。而苏轼撰写关于司马光的重要传记《温公行状》时，也特别提及了司马光弹劾过公主。可以说，仁宗朝的这些名臣，几乎都将冒犯龙颜、攻击公主，当成了自己不畏权势、敢言直谏的勋章。事实上，这群大臣豁出一切地帮忙管教公主，并不是真的心疼驸马，而是想要借挑战皇帝私情之机，促使皇帝成为他们心中的符合儒家典范的明君。
在群臣的炮火下，宋仁宗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只有一个人无条件地与公主站在一起，为公主不惜铤而走险，这个人就是公主的生母苗妃。
苗妃是仁宗的乳母许氏的女儿，后来成为了仁宗的妃嫔。据《续长编》记载 ，公主精神陷入不安定之后，苗妃认为需要拯救自己的女儿摆脱婚姻。她就和另一位妃嫔俞充仪合谋，在公主府安插了亲信内臣王务滋，试图找到李玮的过错，好让公主离开这段婚姻。但是李玮做事谨慎，王务滋毫无收获。王务滋便提出，她们可以向皇帝请求旨意，赐死驸马。
苗、俞两妃子先后两次向皇帝请命。第一次，皇帝默然不答。第二次，曹皇后在侧，见她们开口，便说：皇帝当初让李玮做驸马，正是为了章懿后，这种事怎么能做呢？曹皇后身边的内侍任守忠也在一旁帮腔称是。于是驸马躲过一劫。
也许是苗妃这样出格的举措，让皇帝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终于，事情就发展到了《涑水纪闻》里记载的离婚阶段，但是事情没有结束。当时，正当盛年的司马光对离婚的决定表示无法理解。他上奏说：公主既然已经嫁人，就不能久居内廷，还是应该跟李家人住在一起。内廷不是公主可以久居之地。住得久了，就再也不愿意回到李家了。为了给天下做表率，公主必须和驸马在一起。
此时出来劝谏的也不止司马光一个人，还有之前与司马光一起弹劾过公主的大臣龚鼎臣。他引用《周易》中“睽”卦上九爻，和宋仁宗说，公主和驸马之间只是婚姻中都会有的小打小闹，以后一定会和好，“待其疑亡则志适矣”（“睽”卦上九爻为“匪寇，婚媾”，对应《象》传中说“群疑亡也”）。
在这些大臣的“要求”和“预言”下，福康公主和驸马似乎真的和好如故了，刘挚为龚鼎臣做墓志铭时，说宋仁宗觉得事情被龚鼎臣说中了，很高兴。这件事就变成了他的功绩。根据《宋会要辑稿》，公主与驸马结束分居，是嘉祐七年十一月三日的事，这场分居一共只持续了几个月。
就在众人都以为得偿所愿，“公主与驸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没过几年，就来到了故事急转直下的结局。
是孝女，还是一个疯女人？
福康公主死了。
她与驸马复合之后没有几个月，仁宗就去世了。养子宋英宗即位，不到四年，就轮到了英宗的儿子神宗即位。之后转眼就到了熙宁三年。这正是公主第一次逃回皇城的十年后。正月九日这一天，年仅三十三岁的福康公主——此时已经是长公主了——突然去世。
论起来，福康公主是神宗的堂姑，并非亲姑。但是，神宗的父亲英宗在深宫寄养时，曾受过福康公主的生母苗贵妃的照顾，记载在《宋史・后妃传》中。从这层关系来看，他们的关系可能还是比较亲密的。之前的熙宁二年五月，公主曾经向神宗请旨，要更换翰林医官，神宗破格允许了。这一次得到公主死讯，神宗立刻前往公主府浇奠，之后急急忙忙叫来了中书，下达了对李玮的处罚。
这一记录出现在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所作的日记《熙宁奏对日录》中。
据王安石的记载，当时宋神宗说：“玮都不恤长主”。他说，福康公主生病时，需要服药、看病，李玮都加以阻挠。福康公主死在正月，天气寒冷，她还要拖着病体，自己烧炭取暖，死时脸上可以看到炭火烧伤的痕迹，衣服和被褥上都爬满了虱子。又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宋神宗当时还当着大臣的面恸哭了一场，之后就撤销了上元节的作乐、朝会活动，命令宰辅都去给长公主上香。
这揭开了之前被强行降下的幕布的一角：福康公主和李玮的和好如初，恐怕只是谎言，或者表象。从这条记录，可以知道《宋史》中说李玮“奉主无状”不是没有理由的。
如果福康公主在仁宗死后遭遇李玮的虐待，为什么不再次回到皇宫去？这其中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英宗登基以后，仁宗晚年还在宫中的幼女不得不将宫室让出，给英宗的公主居住。福康公主实际上已经没有“娘家”可回，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司马光当初说公主不可能久住皇宫，竟然不幸言中了。但是，也正是因为强烈要求公主回到无爱的婚姻中，反而推进了公主的死。晚年司马光记公主事时对此避而不谈，也许是他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
《清平乐》剧中福康公主向上天祷告的感人情节
公主已死，需要为公主定谥。这是一个为福康公主翻案的机会。神宗提出，公主是孝女。于是根据公主年少时的孝行，下敕谥号定为“庄孝”。至于公主的孝行，可能是《宋史・公主传》中记载的事：有一次宋仁宗突然“不豫”，没有人敢靠近，只有福康公主光着脚向苍天祷告，希望自己可以替代父亲生病。
宋仁宗一生有过数次“不豫”，字面上是身体不舒服，剧集中表现为疑似心脏病，但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这时他往往说出人意料的话，做出人意料的事。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间歇性精神病。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曾经详细记载过仁宗一次最严重的“不豫”，是从嘉祐元年大雪的除夕夜里开始的，宋仁宗突然光着脚跑到了院子里向上天祝祷（后来民间传言宋仁宗是“赤脚大仙”下凡，可能就与这类行为有关），之后一连好几天行为举止十分怪异，甚至指控曹皇后要伙同宦官张茂则杀他。此事引起了很大震动，曹皇后惊慌不敢出面，张茂则险些惶恐自杀，以至于只有几个宫人敢上前照顾皇帝。
但是，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间接否认了福康公主对仁宗的孝行，说福康公主“时已病心”，一开始根本不知道皇帝有病。如果公主出嫁前就已经发疯，那么不但公主的孝行不成立，后来的出嫁似乎也就成了一场针对李玮的皇家阴谋，这与司马光过去对公主的激烈批评又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宋代确实有多位皇室，包括真宗、仁宗、哲宗、光宗，都曾经有过类似精神失常的记载。如果公主真的也患有偶发的精神失常，那么单从公主的角度来看，这场糟糕的婚姻，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被皇室抛弃在外，强行婚配，又被虐待致死的悲剧，而公主那些骇人听闻的骄纵行为，也许只是一些值得同情的病理表现而已，那么，此前司马光对公主的批评，不就落空了吗？
王安石的记载对公主的悲惨命运充满同情，司马光却总是要揭露公主的种种缺陷，这矛盾的记载让公主在后世的形象变得扑朔迷离。事实上，两人对公主的评价不同，也许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关，王安石当时“得君行道”，正依托宋神宗推行新法，与神宗正是如胶似漆，神宗对姑母遭遇的悲恨，自然会得到王安石的同情。而司马光反对变法立场坚决，加上从始至终参加过当年弹劾公主的行动，对公主本来就观感不佳，此时为了对抗神宗为公主施加的美谥，将她写成“病心”以否定其孝行，也是一种表达不同态度的方式。
宋代史学昌明，重视史料保存，正史记录过于简单，但还有《宋会要》、《续长编》这些正史的原始记录，大臣文集中的公文、笔记这样的个人记录，再配上墓志、行状等个人传记资料，仍然可以形成一张资料网。尽管由于政治风向加上皇家体面等原因，信息的客观性可能会遭到破坏，但是多种个人记录的存在，仍然可以帮助后来人了解过去。个人记录的“不客观”，和正史的不一致，几乎是必然的。即使是司马光和王安石这样的史学家、亲历事件过程的见证者，他们的个人记录中也无法避免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正史的冲突。毋宁说，越是有宏大叙事作为背景，个人记录就越有它的意义。
不幸的起源：落差极大的婚姻
在福康公主的故事里，公主的遭遇令人同情，群臣的谏议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推动一切罪恶的“幕后黑手”，那么，这个悲剧是否就无法避免了呢？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回头追溯一下公主不幸的起源。前文已及，这段婚姻是宋仁宗亲自安排，以作为对“章懿太后”一家人的补偿，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这种补偿的动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宋仁宗要弥补自己孝心的缺憾；另一方面，他也想要借此掩盖李宸妃贫寒的出身。
章懿太后，也就是李宸妃的故事，在《清平乐》中也有演绎，不过对于章懿太后的出身、她和章献太后刘氏的关系仍然交代不够清楚。
李宸妃是章献太后刘氏身边的宫女，兄长名叫李用和。据《宋史・外戚传》，李用和年少时极为贫寒，流落京师，靠凿纸钱为生，后来得到了“魏王刘美”的赏识，才“奏补三班奉职”，有了个差事。
刘美是章献太后刘氏名义上的兄长，本名龚美。刘氏入宫前，是在民间打鼓卖艺的流浪艺人，就是跟着这位龚美卖艺。皇家为了掩盖这段往事，龚美才改名刘美，封为魏王。他们的刘，也成为了世家大族“彭城刘氏”之刘，家谱也被改成了名臣之后。
按正史的说法，李用和是被刘美从民间找到的。有观点推测这可能是刘家对李宸妃“借腹生子”的回报。不过，主编《新唐书》的史学家宋祁为李用和撰写的行状，留下了一条不一样的说法：李用和与刘美有“里表”，带亲戚关系。如果是这样，那么刘氏、李氏之间应该就没有民间想象出的“宫斗”关系，李氏自始至终都是刘氏的亲信，她一入宫就因为两家的亲属关系成为刘氏身边的宫女，代刘氏生子可能也在两人的计划之中。这更像一个《寄生虫》式的故事：一个平民女子打入了皇家，之后将自己的亲戚熟人都带进了皇宫中，一起发达。这体现出了平民阶层的进取心。
虽然仁宗亲政后，李用和以国舅身份飞黄腾达，他出身的家族，也变成了高门“陇西李氏”。但是，来自平民的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这些习惯也影响到了李用和的儿子李玮。几乎所有记述李玮的资料，都会说到他“朴”“性朴”，这其实是“粗鄙”的一个婉转说法，就是说他出身卑贱，行为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
仁宗让福康公主嫁到李家去，也正是让自己出身贫寒的母族融入上流的方式。公主与李玮要离婚，仁宗感到难办，也正因此。
公主的婚礼在公主七岁懵懂无知时就已经定下，当时李玮也只有十三岁，这显然是安排得过早了。仁宗还特别任命国子监的名师王逢为“陇西郡王宅教授”，给李玮当家庭教师，就是担心他们婚后合不来。
可是，对公主的宠爱，加上补偿李家的心情，又让仁宗对公主出嫁一事有了过度关注。
据《续长编》，嘉祐二年六月，仁宗要求将女儿封为兖国公主，并举行册封之礼。册封公主，是为了公主下嫁做准备，本来没有问题。但是行册封之礼，却并不符合宋代的“祖宗家法”。时为翰林学士的胡宿上书反对，认为本朝之例，册封皇子才有仪式，册封公主没有仪式，甚至之前仁宗册封楚国、魏国两位大长公主都没有仪式，如果要实行仪式，就僭越了位分。另一方面，公主受到册封，公主的母亲苗贤妃也有册封，公主有仪式而贤妃没有仪式，则女儿逾越了母亲，这也不符合礼制。仁宗这一次没有听从胡宿的意见，仪式就按照册封贵妃的规格举行了。
公主下嫁前，由于已经多年没有公主出嫁的先例，众礼官又对于婚礼究竟该怎么办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公主下嫁不同寻常婚姻，古礼中以男方家庭为主动方的“纳采”“问名”都很难适用，官员们反复研究，最后决定由李家出面，准备雁、帛、玉、马，在皇宫东门举行形式上的纳采之礼。这后来被记载入礼典，成为后世公主出嫁的依据，但是这种仪式本身，就显示了公主和李家的不平等。
在正式出嫁之前，仁宗先为公主进行了册封大礼，一个月后，又为公主正式完婚。官方将公主下嫁称为“出降”，这个用词无疑进一步强调了公主的屈就。同时，整个婚礼费钱数十万缗，导致后世公主出嫁时朝廷都会为了拿不出相等的婚礼费用而发愁。
一场又一场的仪式，让这场旷日持久的婚礼，在满朝的凝视关切下增添了许多无形的压力。表面上仁宗对公主极尽尊宠，但公主被包装得越尊贵，“出降”带来的落差就越大。这也为公主后来的不适和不幸埋下了祸根。
婚礼三年前，宋仁宗就命人修建公主府第。至和元年（1054）十月七日，当时著名的宦官任守忠主持公主府第奠基仪式，为他撰写祝文的，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祝文说：
“《礼》崇下嫁，《诗》美宜家。惟筑馆之有初，方涓辰而叶吉。冀百灵之来护，期不日以斯成。尚飨！”
引经据典，写出了仁宗对女儿婚姻的美好祝愿，只可惜后来都没有实现。
但是对于李家而言，福康公主的到来是一场灾祸吗？恐怕也不是。
南宋有一位高僧雪巢法一，根据他死后的塔铭《长芦长老一公塔铭》记载，法一年少时即气质出众，谈吐不凡，问之，“实出章懿太后家”，是李玮弟李瑊的后人。法一是因为厌恶家里锦衣玉食的生活才选择出家的。塔铭说当时李家已经俨然成为贵族：“承平百馀年，中外安富，而李氏勋戚之贵振天下，筑大第，建旄节，粉白黛绿充满后房，鸣锺列鼎而食。子孙奉朝请者数十人，朱轮华毂，相属于道”，由此可见，尽管李玮这一代仍然“性朴”，及至公主嫁入李家之后，他们社会身份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李玮的后人又如何了呢？根据神宗朝知制诰苏颂文集中保留的公文，福康公主死前还留下了遗表，为嗣子李嗣徽请官。李嗣徽是从李玮的长兄家过继来的，本名墦，过继之后改名嗣徽。（顺便说一句，福康公主的本名已不可考，《清平乐》原作小说中杜撰了“徽柔”这个闺名，可能是因为李嗣徽。）由此看来，虽然遭受李玮虐待，福康公主仍然牵挂着李家的子孙，恐怕也不能算作嚣张跋扈，翻脸无情。
这场不幸的起源，可能是宋仁宗试图弥合身份落差的方式。他是一位宽仁的皇帝，对亲情十分重视，但他表达亲情时，却又常常忍不住利用自己皇帝的特权。他想要补偿李家，却选择了公主下嫁的手段，赋予他们皇亲国戚的身份；他想要对公主好，却选择了赋予她逾越一般公主身份的特殊尊宠，反而加剧了公主心中的落差。也许在仁宗心里，先给公主一系列特权和荣宠，再将她下嫁李家，是既对公主好，又对李家好的两全其美之策，然而这最终造成了女儿一生的痛苦。这时仁宗再试图用特权来挽救女儿，群臣便不再依从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光对仁宗不善于治家的批评，也是有其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