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轮：从数量上看，从上中期到周初，中原出土的青铜器总数超过1万件，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早期文明出土的青铜器总数目前不超过500件。从机型来看，常州青铜器种类丰富，古蜀国青铜器种类远不如前者。从工艺上看，常州青铜器更为精美细腻，古蜀国厅
铜器要粗糙一些，比如，虽然商的后母戊鼎和三星堆青铜神树重量都超过800公斤，但后母戊鼎器身重量约在600公斤以上，系一次浇铸而成；青铜神树却是树干、树枝分拆成至少10个部分浇铸，前者的难度系数远大于后者。总体看来，商周青铜器数量大、种类多、厚重精致，代表同期青铜工艺最高成就；古蜀青铜器器少而工巧，富于想象，辅以特殊工艺（如贴金），以奇制胜。需指出的是，三星堆青铜器一出现就呈现较成熟的技术水平，这说明它是从别处学到了青铜器铸造技术。从相关证据链来看，这个“别处”主要就是中原的商朝。
三星堆文明有多发达
记者：很多人都在关注，三星堆为什么尚未发现文字？
高大伦：我们不妨反过来思考：三星堆为什么必须有自己的文字？以周为例，其当盟主时，文明发达程度应强于蜀。但周人并未另创文字，周文明显然使用了商的全套文字系统。
我大胆推测：三星堆如果有文字，极可能会是在新发现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上铸有商系统的铭文或族徽。这样说的依据是，20世纪80年代，广汉文管所曾收集到一件出自三星堆遗址的商代青铜觚形尊，在其底部圈足内有一“潜”字。退一步说，若真在祭祀坑里发现了与春秋后出现的所谓巴蜀文字相同的符号，如果没有同时写有商系统的文字，我们也很难破译这些符号，甚至难以断定它究竟是不是文字。
记者：网友们对三星堆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颇为关注。比如@西风小分队就希望专家勾勒一下三星堆在中华文化中的位置。
高大伦：有一种说法认为，三星堆的发现将中华文明史提早到5000年前，又据祭祀坑出土青铜器论证三星堆比中原还早1000年进入青铜时代。这实在是个误会。
20世纪初，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推到3000多年前；20世纪中期以后的考古发现，使考古学界大多数学者认可了约4000年前的夏的遗存；20世纪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以良渚、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新发现，将中华文明诞生提早到5000年前。但这都发生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而成都平原，截至目前，只在其边缘地带发现一两处5000年前的遗址，从文化堆积看，其文化发展水平比同期的中原落后很多。三星堆遗址虽有约4800年历史，但并不等同于有近5000年文明。直到商代早期，成都平原还看不到多少文明的积极因素。三星堆乃至成都平原、巴蜀地区，考古发现青铜器的最早时代是商代中期，那时的中原已有好几百年青铜器铸造史了。
记者：三星堆遗址在长江文明中处于何种地位？
高大伦：长江文明是考古学界特别是长江流域考古人几十年探索的重要成果。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家都认为中华文明摇篮在中原。20世纪70年代后，长江流域也有古老文明渐成学界共识。但是，与中原古文明以河南为中心不同，长江文明中心在不同时段有所转移：5000年前，在长江下游江浙一带，以良渚遗址为代表；4000年前，在长江中游湖北一带，以石家河遗址为代表；商代中期到西周早期在成都平原一代，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西周晚期到战国又转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以楚文化为代表。所以，准确表述应为：三星堆是商晚期（3300年前，以三星堆祭祀坑为代表）到周早期（2800年前，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长江文明中心。
记者：听了您的介绍，我理解，三星堆就是一枚古蜀文明中的“时空胶囊”。今天，我们打开胶囊，看到诸多前所未见的颗粒，产生大量未解之谜，需以后续研究来释读这些颗粒中的信息，完善人们的认知。
高大伦：这个比喻好！既有发现虽然解开了古蜀文明最大的谜——确认了早期古蜀国的存在，但还有更多谜团。比如，青铜器作坊、玉器作坊、大型墓地、宫殿区、蜀王陵在哪里，玉器和青铜器的原料来自何处，古蜀国势力范围究竟有多大，等各种问题都有考古发现可供研究时，我们对古蜀文明以及它与夏商文明关系的认识会更加深入、全面。
总之，以三星堆为代表的中原周边地区，在夏商时期加快了与中原文明融合的步伐。夏商文明强烈辐射周边，推动了周边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周边文化也滋养着夏商，使以中原为主体的夏商文明更加丰富多彩。三星堆的发现，更加彰显了中华古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是中华古文明充满活力、长盛不衰的秘密之所在。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王斯敏、张胜、李韵、蔡侗辰、李晓东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02日09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