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川陕战区由吴玠之弟吴璘主持战局。
宋金重新开战，意味着吴玠无缘葬回水洛城。2019年夏，甘肃徽县召开纪念吴家将及仙人关之战的会议，与会人员又寻访吴玠墓、碑及仙人关、杀金坪等遗址。吴玠墓、碑在徽县东北的钟楼山上，钟楼山因原有吴王祠而俗称吴山。
据说吴玠是否安葬于此仍有争议，对吴玠碑倒是无所质疑，但与文献对照，吴玠碑让人颇多困惑。吴玠碑高约3米，碑额题“宋故开府吴公墓志”，“开府”是指一度被吴玠拒绝的“开府仪同三司”。碑的背面有清嘉庆十一年（1807）徽县知县张伯魁保护吴玠碑的记文与诗作，原碑上又复刻“宋故将军吴玠之墓”八个楷书大字，据称是1934年驻防于此的国民军李铁军旅长的手笔。
吴玠碑
三、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
吴玠碑的问题是碑文无法与传世文献对应起来。现存有两篇题为吴玠墓志的文献，一是出自乾隆《甘肃通志》卷四八的《开府仪同三司赠少师吴玠墓志》，作者署胡世将。另一篇保留于《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五，作者是为吴玠撰写神道碑的王纶。吴玠碑末尾部分漶漫不清、残缺甚多，与文献对比，开篇至“呜呼虽古名将何加焉”与胡世将所撰墓志大体相同，此后胡世将与吴璘论吴玠用兵等内容则出现在王纶所撰墓志中。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张发在撰写《吴武安功绩记》时指出胡世将的不足：
方其（吴玠）薨也，其长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抚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
这段话的信息量不小，特别是指胡世将未经吴家邀请而主动为吴玠撰写行状、墓志等。但主持吴玠丧事的应该是其弟、接任川陕军队指挥权的吴璘，吴玠神道碑就是吴璘邀请王纶撰写，因此胡世将如果真的绕开吴家撰写墓志会显得比较奇怪。从墓志的内容看，胡本开篇称“其弟璘与诸孤奉丧葬于德顺军水洛城北原茔之次”，应该作于宋金第一次和议撕毁之前。又以“开府仪同三司赠少师”称吴玠，未述及绍兴十年（1140）吴玠谥“武安”，应该是绍兴九年的作品。王纶撰墓志述及胡世将与吴璘论兵时称“后胡世将为川陕宣抚使使”，与胡本墓志自称“命四川安抚制置使成都守臣世将访状况医治疾”不同，因此文献中两种吴玠墓志应该不是误署作者，而是确实存在不同的版本。
据《吴武安公玠神道碑》，绍兴九年九月吴璘已邀请王纶撰写神道碑，王纶撰吴玠墓志所增论兵内容又有明显吴璘因素：
后胡世将为川陕宣抚使，公弟吴璘适在军中，一日从容问公所以战，则曰：“璘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遇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盖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而中国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坚忍。尽吾长技，洞中重甲，数百步外则彼固不能及我；据其形便，更出锐卒，与之为无穷以挫其坚忍之势，则我固有以制彼。至于决机两阵之间，变化如神，默运乎心术之微，则璘有不能言。”
这恐怕是吴璘对胡世将所撰墓志有所不满，具体原因难以捉摸，或许是胡本过于仓猝而事迹不详、未及谥号，或许还有别的政治原因。但大致可以猜测，现存徽县吴玠碑是吴璘综合胡世将、王纶两篇吴玠墓志而成。
近年有学者对《宋史》所载吴玠死因提出质疑：
晚节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
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吴玠病因，而是何时、为何出现如此记述。胡世将、王纶撰写碑志时以吴玠为西北长城，当时官修史书不太会指吴玠死于嗜欲。绍兴和议之前，岳飞遇害，韩世忠罢兵权，宋金防线上唯川陕战区的吴家将在吴玠之后又传吴璘、吴挺、吴曦三代。但吴玠侄孙吴曦于开禧二年（1206）叛宋被杀，现存史料中首见吴玠死于嗜欲的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成书年代当在吴曦叛宋之后，《宋史》还将吴曦之叛与吴玠嗜欲联系起来，称：
然玠晚颇荒淫，璘多丧败，岂狃于常胜，骄心侈欤！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
因此将吴玠之死归于嗜欲，很可能是吴曦叛宋之后刻意构建的历史书写。
吴玠墓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