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设置“大船”副首席技师、首席技师，衔接中国船舶集团技能带头人、首席技师等职务。以上4项职务与“大船”正科级、副处级、总经理助理级和副总经理行政级别待遇相当。
从去年起，戴振涛开始享受总经理助理级待遇。虽然他日常还是出入于钳工车间，但公司上下给他起了个新称呼：戴总。
让晋升机制更畅通、更多元，更好调动年轻技术工人的积极性，这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的共识。有的和“大船”一样，在国家设立的职业等级基础上增设“金蓝领”或专业指导师等资格，有的建立“W”形晋升体系，让技能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发展通道彼此畅通。
与此同时，国家层面也陆续出台举措为技能人才拓宽职业发展前景。2018年和2021年，《关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意见（试行）》和《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先后出台，支持工人“评教授”，鼓励教授“评技师”。2021年，人社部印发通知开展特级技师评聘试点；今年5月，人社部印发《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意味着新“八级工”制度出炉……
“从进厂起，年轻人就知道通过做什么能得到什么，这是一种安全感。”王玉坤说。
谁行谁上
2004年，船舶市场行情开始好转，“大船”接到的造船订单也明显增多。那年35岁的高丽娟被一次性安排了两艘船的总体设计工作——一艘可装载1800箱的集装箱船，一艘7.6万吨的油轮。这让高丽娟又惊又喜，“以往这种重要的工作都是交给经验丰富的老技术人员，年轻人只能打打下手。”
选人用人时不唯学历不唯资历，而是更看重个人能力，在“大船”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1991年，20岁的王常涛因招工进入“大船”当铆工。由于他肯下功夫技术进步快，一年后当上了领着几十号人干活的班长。
2001年，“大船”下属的新船实业公司空出一个管生产的岗位，见王常涛当班长时很擅长组织生产，领导层便让他借调到新船实业公司。2008年，该公司原总经理退休，王常涛接了班。那年他37岁，是当时大船集团大大小小的公司里最年轻的“一把手”。
王常涛也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农村娃，自己竟然能一路走上管理岗。
在高丽娟埋头画图纸的时候，当时的船舶系统调试班班长王东也被委以了重任。那时，“大船”制造的船舶控制系统主电盘是从日本进口的，相关调试工作也由日方企业定期派人到“大船”进行。由于造船量猛增，先后有28条船的主电盘急需调试，但此前“大船”与日方约定的调试期又还没到。
给船东交船的日子不能改，那就改变调试主电盘的人选。于是，这一工作交给了那时才30岁出头的王东和他的调试班员工。“现在想起来，那会儿公司承担了所有的压力和责任，却给了我们很大的试错空间。”王东说，主电盘需调试的有20多个项目，刚开始就算加班加点，也要7、8天才能完成一台主电盘的调试，“后来技术熟练了，时间也缩短到3天。”
3年间，王东和同事完成了27条船的主电盘调试工作，验收全部合格。日方公司了解这一情况后，不仅邀请王东和同事前往日本考察，还给“大船”颁发了调试资质证，此后相关工作就由“大船”人自己完成了。
“大船”给予员工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员工也给予了“大船”回报。王常涛当上总经理时，新船实业公司还处于亏损状态，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和开拓市场，公司在第二年即实现盈利。其后数年间，该公司业务领域不断拓宽，成为大船集团重要的业务板块之一。去年，50岁的王常涛也再次获得提拔，成为“大船”副总经济师。
由高丽娟担任总体设计师的两条船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交付。随后，经高丽娟之手设计的船只越来越多、吨位越来越重，她也由主管设计师一路晋升为高级主任设计师。
2017年，“高丽娟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工作室有22名职工，其中一半拥有硕士、博士学位。过去5年间，高丽娟与团队重点开发绿色节能新型船舶，研发成果成功转化为18万吨散货船、5.5万吨化学品载运船、7.2万吨成品油船等多型实船，在前几年船舶行情低迷时为“大船”获得了珍贵的批量订单。
把技能和荣誉“变现”
时隔6年，再说起自己第一次参加技能大赛的经历，王玉坤无意中透露了一个小秘密：“除了提高技术，训练时的另一个巨大动力是优胜者能有不菲的奖金。”
那一次，三等奖的奖金是6000元。
当工人收入低，是年轻人“逃离”工厂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不少制造业企业里即使是高级技师，收入构成的主体依然是计件劳动所得，技术在工资条上的体现则显得无足轻重。这也就难怪有外卖骑手和快递员表示，既然都是“计件工”，何不选择更自由的工作。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4641元。相比之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为175258元。前者还不及后者的一半。
能力、技术与收入相匹配，是“大船”对所有技术工人的承诺。按规定，职业资格每晋升一级，工资相应增加。2018年获得技师资格后，王玉坤每月到手工资有7500多元，“在技术学院的同班同学里，我的收入是最高的。”
2020年进入“大船”的袁清秋学的也是焊工。在这个专业里，核电焊接是难度系数很大的活儿，经过努力，袁清秋考下了核电焊接资格证。在“大船”，这样的证书是可以“变现”的——袁清秋的工资因此增加了3000元。尽管才22岁，但他每月的收入已近万元。
除了技能，在“大船”，荣誉也与收入和待遇挂钩。全国劳动模范一次性奖励3万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一次性奖励两万元； 辽宁省劳动模范一次性奖励1万元；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一次性奖励5000元……到2020年，戴振涛已集“大船”劳模、大连市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等多个荣誉于一身，“当劳模前我没出过辽宁省，当劳模后因为疗休养和参观学习，国内外我去了不少地方。”戴振涛说，现在再回想父亲当年的那句话，在自己身上已经得到了应验，“干得好，厂子真没亏待我。”
技能人才要涨收入，钱从哪里来是绕不过去的问题。武汉智能电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纯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我国制造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多数利润不高，如果再增加用工成本，企业生存就会有问题。
此外，由于分配方式不合理，在有的企业也出现了规模和利润上升工人工资却增长缓慢的情况。
在大船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志忠看来，技高者为企业发展做出了贡献、增加了效益，就应该从中拿出一部分作为企业给他们的回报。“有一技之长的人收入高、待遇好，自然会成为其他职工效仿和学习的对象，这又能促进企业创新和研发，加快转型升级的速度，形成良性循环。”
类似的良性循环，在部分制造业企业中也已经实现。比如，作为全国首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试点单位，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除了将技术等级与工资紧密挂钩，还以股权认购政策鼓励一线工人创新创效。在那里，仅有初中学历的工人王钦峰凭着一手好本事实现了身价过亿元。
不过，在“典型”之外，依然有许多制造业企业处于“招不到人”和“开不起价”的困境中。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政策的出台，相关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但说到底，只有企业底气足了，技术工人的收入和待遇才能真正提上去。” 杨志忠说。
劳模是荣誉，更是精神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的建议冲上热搜榜。在张兴海看来，外卖、电商、网络直播等行业吸引大量年轻人就业，产业工人空心化现象正愈加突出。
即使在“大船”，招工不易也是近年来的常态。和王玉坤一起进“大船”的同学有4个，没过多久就走了一个，“电焊车间烟气大，他嫌环境不好”。
在关于“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进工厂”的讨论中，除了外部因素，不少企业家、一线职工也指出，部分年轻人眼高手低、急于求成的心态让他们不愿放下身段从车间干起。在多位大国工匠看来，技工和医生、教师、科研人员的成长经历没有本质区别，都需要时间、勤奋和一颗精益求精的心。
“‘大船’需要工人、尊重工人，但不需要也不会尊重混日子的工人。” 宋佐强说，“大船”有个别名叫“劳模摇篮”，因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全国劳模评选“大船”都没落下。大连市以上的劳模更是已有上千人。
劳模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精神。戴振涛刚进厂时就发现，老师傅们都特别看重自己干的活儿，要是手里出了次品，就感觉丢了人。
先后解决了20多项国家重点项目中施工难题的朱先波，刚进“大船”时因为技术不过关，被安排打扫车间。为了进步，他白天看老师傅们实操，下班后就用别人废弃的电焊头自己练习。听说想要焊出好活儿必须手稳，每天回家后他就在地上放一个啤酒瓶，手里拿着水壶变换不同距离往里倒水，直到次次都滴水不漏。
后来，朱先波的精神也传给了自己的徒弟。王玉坤备战期间，师徒俩每天在车间练到深夜；袁清秋在大连市技师学院上学时认识了作为指导老师的朱先波，为了认下这个师父，他在学校期间就在专业上下了很大功夫，获得了辽宁省职业技术院校技能大赛焊工专业组比赛第一名，并最终通过严格的招聘考试进入了“大船”。
2020年，“大船”评上全国劳模的是“山东舰”总建造师马瑞云，而在他背后，是成千上万为第一艘国产航母建成贡献力量的一线工人。航母船舱狭小，除了常年的噪音与烟尘，那里夏天更热冬天更冷。“6年建造期，没有点精神，谁也顶不下来。”马瑞云说。
2019年，“山东舰”入列服役，而对“大船”而言，它与公司70多年来建造的3000多艘舰船一样，成为技能人才培养的又一个标志。（刘旭）
来源：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