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这种规划突破了《周礼》规定的前朝后市的基本格局，对东晋南朝建康城的规划、营造产生了重大影响。
孙吴建业城的选址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定都之后，经济方面的困难便迎面而来。为解决军粮问题，孙吴先是开始屯田，后又开挖了沟通建业与太湖流域、杭州湾地区的人工运河破冈渎。245年，孙权命校尉陈勋带领3万屯田兵开凿句容中道，打通了建业通往吴郡、会稽郡的运道。展览中有一件褐釉鸡首壶出土于破冈渎，据此推断，破冈渎的开凿，使原本相对落后的茅山北麓句容至延陵一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甘露元年(265年)，孙权之孙孙皓将都城迁至武昌，此举损害了江东豪门大族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抵制。时任荆州牧陆凯上书朝廷，引用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在江东大族的强烈反对下，孙皓迁都武昌仅维持了一年零三个月，便于次年十二月还都建业。展览中有一件青瓷双系罐，底部刻着“当值还都”四字，见证了孙吴都城沿长江迁移的历史。
西晋末年中原动乱，晋王室和世家大族纷纷南渡来到南京，中华文明的中心转向南方。东晋时期，建康城内人口激增，工商业区和住宅区规模都比孙吴时期有所扩大，秦淮河两岸的大长干、小长干因地形平坦、风景优美、交通便利，成为世家大族安宅首选。在世家大族的引领下，长干里地区商肆林立，热闹繁华。王兴之夫妇墓出土的铜盖碗、颜镇之墓出土的铜鐎斗、温峤墓出土的青瓷盘口壶……这些世家大族墓中的文物反映了当时的生活面貌。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展览中王康之和谢球的墓志，便是出自这两大家族。王康之为王羲之的叔叔王彬之孙，其墓志正面竖刻44字：“永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晋故男子琅琊临沂王康之，字承叔，年廿二卒，其年十一月十日藏于白石，故刻砖为识。”谢球墓志记载他官职为辅国参军，祖籍豫州陈郡阳夏县。谢球妻是王羲之的孙女，合葬于谢球墓，墓志中有“球妻琅邪王德光，祖羲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的记载。
奔流入海
隋唐至宋元，经历短暂的低潮后，南京长江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隋唐时期，南京繁华与衰落的对比孕育出许多“金陵怀古”作品，如刘禹锡的《乌衣巷》、杜牧的《泊秦淮》、李白的《金陵三首》。南唐定都南京，扩建城邑重建金陵，南京城形成滨江格局。
展厅中有一组秦淮河西水关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器型多样，主要为碗、盘、罐等生活用器，大部分为青黄色釉，装饰题材丰富，其中以褐绿彩绘花鸟图案最为精彩。这批瓷器的出土说明秦淮河是唐代南京重要的航道，贸易运输频繁。
宋元时期，南京为江南重镇，特别是宋代政治中心南移后，南京作为临安(今杭州)的陪都，城市经济得以复苏，为后来明王朝定都南京奠定了基础。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南京第一次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明代沐家算是顶级豪门。沐英作为朱元璋的养子，受命平定云南后便世代镇守云南，家族世袭黔国公爵位，历经十二代、十四任，贯穿明王朝始终。
沐氏家族墓地位于南京将军山，墓中出土的嵌宝石金镯、葫芦形金盒等极尽奢华。嵌宝石镶玉金带板和嵌宝石金盒的主人都是沐启元，他是最后一位归葬金陵的黔国公。金带板共20块，以累丝工艺制成，中间镶玉，周围镶嵌一圈红、蓝宝石和珍珠，珍珠已风化，仅余空托。金盒为多面体，每个面镶嵌着红、蓝宝石，有个卡口推测可以打开，内部可能装有香料或丹丸等。
明代奉行“以德睦邻”外交政策，明成祖、明宣宗先后派遣郑和下西洋，航迹遍及南亚、西亚、东非。据记载，郑和船队中的大型海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有九桅十二帆，可乘坐一千人。郑和下西洋的船只多为南京宝船厂制造，这是明代最重要的官办造船机构。展览中的木棰、木桨等船用构件，令人管窥南京船厂的制造技艺。郑和船队自南京龙江关七下西洋，留下了彪炳史册的壮举，长江文化与海洋文化交融，形成了绚美夺目的画卷。
南京，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从秦淮河源头的江南聚落发展为中国统一王朝的首都，并沿着长江走向海洋，汇入滚滚浪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