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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广州人到达韩国首尔后到达广州需要多长时间？
不用坐飞机或坐邮轮，从广州到首尔只要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如果你中间有闲心，也可以去河南转一圈。
如果熟悉韩国地理，就会发现这个荒谬的答案完全有道理的——从韩国首尔开车南下，经过古力岩寺大桥，穿过汉江，到韩国广州只有60公里。
韩国卫星地图。来源/谷歌地图
在韩国，到处可以看到韩寒双语标记的地标，还可以发现襄阳、汉阳、丹阳、咸阳、扬州、陕西、江陵、丽水、泰安、海南等多种中国“冲突名”。
在亚洲，韩国的“冲突名”不是特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有很多与中国相同的地名：香山郡、江西郡、大同郡、淮阳郡、延安郡……。
与我国隔海隔水相望的日本，在项武天皇时代曾有“东京左倾、唐明洛阳”、“西京右倾、唐明长安”的说法。
与中国南部接壤的越南到目前为止，行政区域包括广东、河南省、太原省、西宁省、莱州省，甚至重庆县。
俗语云：人生不熟。可见的“人生”主要来自“地不熟”，可见“地”的重要性。地名是文化因素和时代产物，是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属性的直接或间接反映或人际关系的体现。众所周知，属于汉文化圈(sinosphere)的韩国、朝鲜、日本、越南、汉字、汉文、汉服、韩礼、韩俗、汉传佛教、儒学、汉唐律令制度等文化都来自中国，为什么这些国家会有很多失传？
“冲突名”后面不是发音的巧合，而是千年文化的痕迹。
环球九州：领土扩张和文化辐射
地名是历史的浓缩，是文化的载体，是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动的地名本身就是文化象征，传达着古今血脉相连的信息。
韩国手指卡。照片/ngchiyui，来源/图虫创意
古代和近代史上的朝鲜半岛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历来保持着对中国的强大向心力，“八条教育”是接受中华文明化、从“李”向“华”转变的开始。
新罗和高丽王朝后，“虽然居住在岛上，但郑朔、儒学、乐法、度量衡同济”(西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他们以背诵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文或吟诵中国诗歌为荣”(朝鲜时代，明清中国为“商国”)朝鲜文人徐格正在品尝时运。“明皇问三一，文物是上国洞。”韩半岛风俗也和中国相似。《崇尚信义、虔诚的儒术》《医官制度》(《韩国史新论》)。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朝鲜和韩国地名的来历、构成、命名方式，甚至地名用字都跟随中国也不足为奇。
越南愈演愈烈，其历史上“安南”、“越南”两个国家的名字都给了中国。
“安南”这个名字是唐朝在元年(679年)建立的安南都护府(现河内)首次发现的。顺熙元年(1174)初，越南李朝国王李天朝狮子贡品、南宋孝宗正式授予“国名安南、凤南平王李天朝安南国王”(何宇行，《明史》)、“安南国”，嘉庆8年。从那以后，“越南”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
长期沾染中华文化，越南的风俗习惯与中国相似，礼龄、服装、婚丧礼仪、父系关系等都与中国相似，所以后朝皇帝侯继丽(排名1400-1407位)也想问“安南。安南的风俗很顺。”他写道。议官党制，礼乐的君臣。“因此，在地名学方面，越南历史上的行政区不可避免地以郡、县、道、路、镇、部、州、省等地名通名向中国学习。
%2FWC0OR3gOasHAS%2Bi7ffoYFM%3D&index=2" width="640" height="426"/>越南风景。摄影/健忘的行摄世界，来源/图虫创意
但要说到“学”，应该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日本了。日本的宫室、都城的源流都出自中国，其中以平安京（日本京都的古称）最为著名。这座都城的结构布局乃至内部形制都以唐代的长安城为参照对象，而其中的诸多地点命名却仿自洛阳城。据学者王仲殊统计，日本平安京共有12个中国式坊名，其中铜驼、教业、宣风、淳风、安众、陶化、丰财、毓财8个坊名仿自洛阳；永昌、崇仁、永宁、宣义、光德等5个坊名仿自长安。日本平安时代，以嵯峨天皇为首的统治者高度崇尚唐风、汉化，不惜花大力气在岛国老家复刻了一个长安城。不过不久以后，由于平安京的左京洛阳繁荣、右京长安萧条，致使京都的“长安”之称被逐渐淡忘，“洛阳”则进而成为平安京的代名词。直至21世纪的今日，我们犹可见这一名字的延留，例如现今京都市内的洛阳工业高校、洛阳病院等。
日本平安京平面图。来源/《九条家本延喜式附图》
由此而言，中国地名被移植入日本、朝鲜、韩国和越南，这与古代中国属地扩张与文化辐射休戚相关，尤其离不开汉字的传入和影响。
向华看齐：政区通名系统的移植
中国的郡、县，始于春秋，战国时逐渐形成郡县制，秦灭六国后将这一制度推广到全国。古代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成为周边各国展开政权建设和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
朝鲜设置四郡。来源/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
汉武帝时，在朝鲜设置四郡，分别为乐浪、玄菟、临屯、真番，每郡辖有四至十余县不等，治所分别在朝鲜县（今朝鲜平壤大同江南岸）、沃沮县（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东暆县（今韩国江原道江陵）和霅县（今韩国首尔）。自此，朝鲜半岛内的政区通名系统几乎都跟随着中国政区制度变化。朝鲜半岛历史上的“三国时期”（高句丽、百济和新罗），行政区划通名或为郡、县，或为州、郡、县，与同时期中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区通名完全一样。
新罗的九州制度。来源/华林甫《中国传统地名学对朝鲜—韩国半岛的影响》
历史上越南的府名、别名也受中国影响。例如，丁朝称首都华闾为长安，李朝迁都后将其置为长安府；又如，李朝称首都升龙为应天府，号为南京，这与中国北宋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县）名称完全一致。此外，越南李朝的路制学自宋朝、越南前黎朝实行府制的时间比中国开始实行府制的唐朝晚了两百多年、越南安南国的州制效法了中国两宋时期，至于越南作为政区基层单位的“县”，仍然是仿效中国的结果，至今还在沿用。
此外，越南还模仿中国封建王朝命名都城的习惯，将都城称呼为顺天、应天等。李朝称首都升龙为应天府，号为南京，这与中国北宋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县）名称完全一致；阮朝时期则将都城顺化命名为京师承天府。至今，承天顺化省作为越南的文化之都所在地，依旧是一片极具文化底蕴的热土。
日本大化二年（646）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正式开始改革，史称“大化革新”。大化革新的两个“最高国务顾问”——国博士高向玄理和僧旻都曾受派赴中国学习，是不折不扣的“留学生”。这次改革便参照同时代的唐朝，将其政治、经济制度从头到脚照搬一套到日本，顺利将日本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其中，为了巩固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日本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便是参照中国建立京师、划分全国行政区域。于是，日本首个正式都城——藤原京诞生了。这期间，日本也完成了全国户籍的编制工作，形成由国、评、里、户组成的地方行政体系。
就在日本大化革新的第30个年头，隔壁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灭百济、高句丽，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地区，史称统一新罗时代。完成统一大业的新罗为了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全面学习中国政区制度，对其整个版图内的行政区划作了整顿，进一步加速政区通名系统和地名的汉化，甚至直接照搬中国地名，如朔州（今山西省朔州市；今韩国江原道春川市）、汉州（今四川省广汉市；今韩国京畿道广州市）等，其“五京九州”中的“京”也源自我国先秦时期称呼首都的单位。景德王十六年（757），原来郡、县的固有名称全部改为汉式名称，例如原新罗达勾火县改名大丘（今韩国大邱广域市）、原百济所夫里郡改名为扶余郡（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原高句丽冬比忽改名为开城郡（今朝鲜开城直辖市）......由此可见，新罗地名汉化程度之深。
中国古代地名文化中还有一大特色是“地名避讳”，即通过更改地名以避帝王的名讳。历史上越南曾避国王名讳，如后黎朝弘定年间（1600-1619）因避黎敬宗（名维新）之讳，曾改新兴府为先兴府、新平府为先平府，与古代中国完全一样。
而由于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均奉中国正朔，所以连中国的名讳都须回避。例如，因唐高祖姓李名渊，我国的长渊县、澶渊县分别被改名为长水县和澶水县、西魏所置金渊郡、金渊县也被追改为金泉郡、金泉县。而今韩国江原道南部的酒泉，就是景德王为避讳唐高祖之名而修改的地名，此地在《三国史记》记载中原名为“酒渊”。后来，由于宋朝章献明肃皇后之父名通，中国的通州于天圣元年（1023）改为崇州（今江苏南通市），而王氏高丽为避宋朝外戚讳，于1030年也跟着把通州改为宣州（今平安北道宣川）。
亦步亦趋：朝鲜、越南地名里的中华遗痕
这些“撞名”的异国两城之间，又有什么历史渊源呢？我们以中日两国的“洛阳”和中韩两国的“襄阳”。
《扶桑集》（卷七）中记录，日本醍醐天皇延喜二十年（929）大江朝纲于平安京鸿胪馆为送别渤海国大使裴缪而作的七言绝句，其中“晓鼓声中出洛阳，还悲鹏鹦远分行”一句便直接以“洛阳”指称平安京。江户初期，画家狩野永德的著名屏风画作品《洛中洛外图》，更体现出日本人对理想城市风景的印象。日本之所以直接借用“洛阳”命名京都，而且连宫城建筑命名也完全照搬汉魏时代的洛阳建筑，试图将中国古都洛阳作为理想的都城进行全方位复制。（国历君已讲过相关文章，详情见：日本想把长安、洛阳“搬”回老家，为何只完成了一半？）
日本社会文化与洛阳的关联很多。比如京都的鸭川被称为洛水，而中国的洛水是黄河的支流，流淌在洛阳古城的北边；日本国民歌曲《箱根八里》第一句“箱根之山为天下险，险过函谷关”，是用洛阳城西的函谷关来类比箱根的险峻，足见日本人对洛阳风物的熟悉程度，以及洛阳对日本社会影响的余韵悠长。
日本的鸭川。摄影/ZKX，来源/图虫创意
韩国也有许多和中国、尤其是中国湖北境内一模一样的地名：韩国首都首尔的前身“汉阳”之名源于湖北武汉、韩国“襄阳”“江陵”“利川”“岘山”等多个地名与湖北高度重合......这些巧合，我们能在不同版本的故事中找到各异的解释——
《五洲衍文长笺散稿》记载，楚国方士韩终为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而东渡至朝鲜半岛南部并定居，成为马韩王；
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北史》记载，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以罗氏和卢氏为主的部分荆楚小国遗民逃亡朝鲜，成为古之辰韩的起源；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南宋后期蒙古崛起，在襄阳围攻了五年之久，襄阳城破后宋朝士兵被元军俘虏至朝鲜半岛驻军，准备攻打日本，战争失利后，这群湖广人滞留于半岛之上，便在朝鲜重建了一个“襄阳”。
不过，这些荆楚移民在韩国弘扬楚文化的传奇和故事也仅是推敲而已。真实的韩国襄阳别号为“襄山”，在高句丽时期旧称“翼岘县”、新罗旧称“翼岭”，其得名均与山地有关，与中国湖北襄阳得名的重要依据“襄河”“襄水”截然不同。
这些国家从中国学去的汉化地名，并非只是现成的名字，还有起名逻辑和方法。
第一种取名逻辑来源于中国道家的阴阳五行思想。
五行学说中有五行相生相克的运动规律之说。位于越南岘港市郊区的五行山郡便是依循此规律命的名，其中五座高数十名的石灰岩石峰，分别被称作金、木、水、火、土。
《易传》言：“一阳一阴谓之道。”阴阳两极的交替变化，是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古人为万物判分阴阳，因此也有了“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之说。《朝鲜世宗实录》记载：“本高句丽南平壤城，一名北汉山郡......高丽初，改为杨州......（高丽）忠烈王三十四年（1308）戊申，改为汉阳府，置府尹判官。”“汉阳”是韩国存在的与楚国相同的地名中最早出现于统一新罗时代的地名，汉城府位于北汉山之南、汉江之北，处于山水俱阳之位，取名“汉阳”显然受到了中国“山南水北”思想的影响。
第二种取名逻辑源自对中国儒家思想的推崇。
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反映在地名上，便体现为一些提倡美好道德标准的字眼，诸如越南的仁泽、德合、莅仁、古贤、明义，韩国的忠正路、孝昌公园、淑明女子大学、贞信女子高中，朝鲜的耀德郡、文德郡、宁远郡等。
孝昌公园。摄影/photo_HYANG，来源/图虫创意
这些地名是各国历史行政沿革的可靠记录，它们有着不同寻常的由来和含义，一般与当时的自然环境、历中背景、社会生活、 乡风民俗等有着密切联系，是当地民族文化起源、社会发展的真实见证。随着现代化发展，很多古代文化内容中的中华元素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但其行政地名中仍保留着不少中华文化的痕迹，这些民族文化又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地名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也是民族沧桑巨变的历史见证。
与其说是越南、朝鲜、韩国、日本的一些城市和咱们“撞名”了，倒不如说是中华文化的传播在周边国家的地名文化上得到了显现，这些被赋予了自然和人文意义的地名又在历史中，得以不断演变与流传。
（国家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