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哩，太难了》我抽空回去见爸爸，拿着长凳坐在门口的时候，尊容老人准备再一次给我讲一次他活到近90年的春节的记忆。
我家庄基坐北朝南，冬日里只要有太阳的日子，门口总是三三两两的坐着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来是因为父亲也七十出头了，二来村里也基本上剩下的都是老人了，四十岁以下的人很少见。
在这帮聊天的人里，父亲还算年龄轻的，所以在他们看来，我这奔四的人就属于相当年轻的人了。因此只要我回去探望父亲，尊庸老汉就会给我这“年轻人”讲讲他的人生阅历。
即使我不想听，他们还是会认真的讲，虽然这样搞的每次回去我都和父亲说不上几句话。但听老人们的回忆，有时也会感觉到生命在时代脉搏里跳动，有温度，有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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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甭翻你的老黄历咧，年轻人没人爱听。”一旁跟尊庸老汉年龄相当的玉山老汉打趣道，这个老汉绰号叫瞎瞎兵，原因可能是曾在年轻时被拉过壮丁当过国民党兵的缘故。
今天的这场回忆是这两位老人交替补充进行的。
“老黄历再不说，就彻底没人知道了，跟非遗一样不传承就彻底断种了。”尊庸老汉将时髦的词汇“非遗”和关中话生冷噌倔的“断种”两个词联系起来，让我着实在心里噗呲笑了一声。
“瞎瞎兵，你还记得咱十五六岁那年过年，年三十晌午，咱堡子几十男人们往寺后头上老坟，准备请先人回家过年，往回走的半路上叫七八个驻扎在牛东的中美训练班美国兵统统截住，押着往梁桥修路的事不？”
“记得，记得，咋记不得。那年过年堡子里哭了个恓惶，女人们一哄一群的撩下蒸包子的锅，垫着小脚往西城门外头跑，边看边打望。男人们都叫美国兵拉走了让去修路，屋里爷娘人流眼泪，不知道把人拉去干啥了，以为是美国兵把人拉着上战场了，没成想那回火腿，面包，巧克力，die了个美，那可是头一回吃上巧克力，看着黑坨坨的，结果狗X的比德懋恭都甜。”玉山老汉边说边比划黑坨坨巧克力的大小。
老汉们口里的这个中美训练班应该是抗战期间全国各地先后开办了十多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简称中美训练班。一九四四年因战事关系迁往牛东村，驻进抗战期间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户县的营房，校部设在王曲镇(原城隍庙内)。
中美训练班里面有美国顾问和教官，当时可能因为才搬到户县，需要汽车到西安，但那时候的乡间全都是土路，沣河上也只有梁桥较宽能勉强行车，所以从牛东到梁桥的路需要修，于是就征集了沿路村子的男丁。
因为语言不通，美国教官过的又是圣诞节，于是也就没太注意征夫修路的时间，好巧不巧的是那天正好就是中国人的年三十。
“军官学校，一派胡闹，白天睡觉，黑了偷庙，不要砖瓦，光要木料。”两个老汉张着豁牙漏气的嘴，同时有节奏的说着村人给军官学校编的顺口溜，过了那个年，后来给美国人干活都叫附近村子的人，慢慢也就熟悉了。
“美国人给咱附近这几个村子年轻小伙子教打篮球呢，为啥咱村子老人基本都会打篮球，就是因为这原因，后来他们还拿河堰的杨木树削成棍，教我们打棒球。”两位老人由年三十被拉去修路，回忆到了美国兵教年轻人打篮球，打棒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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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还真想起我们从小在村里上小学，就上过篮球和棒球课，尽管篮球场都是土的。
解放后破四旧不让耍社活好多年，父亲他们那一代人年轻时过年最主要的活动就是附近各村的小伙子组队互相比赛打篮球。但是没想过为啥那个年代那个年龄的人都喜欢打篮球。
现在想想，棒球，篮球比赛时裁判用的许多术语也是英语，但是当时我们上小学根本就没学过英语，根本不知道这些英语的内容和含义。直到后来我开始学习英语，才慢慢猜出一些术语的英语含义。
比如小学时，村里一帮同学在操场上，本村的民办体育老师教我们拿个棍打棒球，打出左右两个端线的球方言就叫“反包”，我估计就是英语里面的“failed ball”；出底线方言就叫“奥塞”，可能就是“out side”，篮球里面的带球走，我们小时候就叫“窝克”，大概就是“walk”。
后来我们一帮小朋友做游戏如果说“把你干掉”或者说“你完蛋了”时就说“把你奥塞了”或者说“你奥塞了”，这些词俨然成了我们当时附近几个村子特有的外来语，仔细想来，这与老汉们诉说中的中美训练班也有关系吧。
“庸老二，你还记得very good 不？”说着两位老人又一次哈哈的笑了起来，笑声中的两位老人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调皮的青少年时代。
听他们讲，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个美国兵看到村子里有个妇女赤脚站在城濠水边，用棒槌敲打放在一块石头上的衣服，这个美国兵发现这是拍照中国女人缠裹小脚的最好机会，就一边拍照一边说：“very good”。那个洗衣服的女人就骂他说：“very good你妈的×。”美国人听不懂，还回答说：“very good，very good”。
这是两位老人回忆一九四四年或者一九四五年过年而展开的一些事情，那时候他们还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少年。
“瞎瞎兵，我过的最难的年是哪一年？你知道不？”。
“我知道，咋不知道？都被你念成经了，不就是六二年过年，再甭忆你的苦了，能过来都是好年景”。
尊庸老汉扭过头看看我，还是说起了他六二年过年的记忆：
“小伙子，六二年我也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年纪，农业社的工一直上到腊月二十六，咱屋里娘老子年龄大，娃们多，嘴多劳力少。不用会计决分算，咱自己都心明的跟镜儿一样，决分想见现钱是门儿都没有，能分几斤粮食还难说。
屋里的瓮底子进了腊月就是扫了又扫，这可咋办呀？过年就剩四天了，虽说年也不会把穷人撩在这边不让过，给人画一条线，但眼下嘴都糊不住了，实在是要把人逼上绝路呢。
思来想去，除了死法都是活法。人急生穷计，突然一窍上心，咱沙河滩石头多，我就给石头挽笼头打开注意了，连夜到河滩，翻回来两块大石头，二爷我年轻时捞锛子拿凿子当过两天石匠，硬是一夜没睡觉，赶吃早起饭时，就凿出一对门墩石。于是当天就拉到集上，想着这一对门墩只要有人要，至少10块钱也能把年过了。
集上人倒是不少，可是都腊月根根儿啦，谁买门墩呢？那个年月能盖起房装起门的人有几个呢？等了一天也么等来几个买主。最后门墩也不是在集上卖的，是拉倒镇上的副业组死磨硬泡，赊在哪里，赊了8块钱。
有了这8块钱，一家老小过年算是有了主意，黑市的麦麸子也就三块钱一斗，可算把人救了。
自那后，再也没过过只有8块钱的年，后来也就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年年槽上养一头猪，年底咋也见几个现钱呢，过年起码给小子娃买串炮，给女娃子买根红头绳。”
“荒年不饿手艺人，你还有二把刀石匠的烂手艺，凿一对门墩能赊来8块钱，我这没手艺只会出劳力的，可怜的就提不成了。六零年过年，屋里过要染布，我硬是二毛钱的包包青膏子钱拿不出来，咱屋里过年娃们跟戴孝一样穿的白布棉袄棉裤，多少年过去了，我想起白布棉衣棉裤就心难受。
你看现在多好，大人碎娃都有穿不烂的衣服，我一天睡到炕上都偷着笑哩，啥啥不干，国家还给咱发钱呢。”
“现在社会好了，咱就不要给年轻人念老藏经了，像眼前这年轻人，你说还坐在这听呢，像我屋里的孙子，再见你说这些事，拧身就走了，说你胡编排呢，人还能可怜成那样子，以为咱老了嘴里胡囔囔呢。”玉山老汉说起自己难过的那一年，顺便又提到了现在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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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回忆起的六七十年代过年时期，也是整个国家都比较困难的年代，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家家过年都很困难，所以大部分家庭都有这样的回忆。那个时候所有人梦想的日子就是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再后来，就一年比一年好了，肥料多，地里粮食打的也多了，管瞎（ha）好，年底生产队还是多少能分回来些麦子的，虽然全年吃不上白面馍，但只要过年过节，哪怕是金裹银的馍也家家都能拿出来了。过年也割几斤肉，麻雷子还买十来个，至于新衣裳，老人不说，娃们新棉衣棉裤隔年也给换一身。”尊庸老汉说着。
“八二年分地，一人一亩多，当年过年白面馍就家家一笸篮一笸篮的蒸，你说也怪球了，还是那些地，还是那些人，粮食就从地里冒出来了，以前上工队长挣破萨（sa）,铃能敲烂，一年四季在地里日鬼，全队打的粮食也才跟后来分地后一家子打的粮食差不多。
八三年开始，基本就是天天过年的日子了，白米白面尽饱喋，一年到头吃不完米面，旧社会说当兵吃粮，那他娘的吃的啥粮。吃馍馍就菜菜，只有军官的太太。咱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能尽饱吃，能穿暖也就是从邓家手开始的。”瞎瞎兵说着说着绕回被拉过壮丁的日子里去了。
“翻过年就平九十了，儿孙也都几十了，真是活到老，经到老，年时个（去年过年），新冠瘟疫是头一回见，各村堵路，亲戚不敢来。过去文化革命，过革命化春节红卫兵在村口夺人的行礼食盒，都没有堵住外甥给他舅拜年，女婿给老丈人拜年，年时个是彻底堵住了，三十还张罗贴对子了，初一各村堡寨就上推土机土堆堆封路了，这是我头一回经见。”尊庸老汉又说到了去年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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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堵？不封？咋的了？封的好，堵的好，我赞成，咱这么大的国家就是要万众一心好好管呢，没王的蜂还得了？咱也看电视呢，你看看外国不管、不封、不堵都成啥了？庸老二，你可知道，死了的可大多数都是咱这样的老家伙，咱这现在是狂风地里一盏灯，稍微见风就灭了。
国家倡导人都戴口罩，新冠狗X的瘟疫对老年人是一找一准，咱就悄悄灭灭的，国家让咋咱就咋，都是为了咱好呢。今年就是国家让走亲戚拜年，我还要提前给我儿女孙子们，早早打招呼，能不回来就甭回来，安安心心就地过年，想看爷了，现在视频方便的很，吃的喝的啥都不缺，好好听政府的倡议，过年不胡跑。”玉山老汉像是跟尊庸老汉抬杠，又像是在宣传亲身经验。
“对咧，对咧，谝够咧，你也跟你爸好好说会儿话，叫我俩搅和的你爷俩都没搭上话。”说着二位老者缓缓站起身。扶了扶头上的帽子，紧了紧鼻梁的口罩。
望了望西斜的落日，二位老人起身各自朝回家的路走去了。
作者 | 沣水囿园 | 陕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