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各民族之间的仇恨和几十年战争留下的仇恨，很难用一章的协议治愈
当地时间2021年8月31日，阿富汗喀布尔，最后一批美军撤离后，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喀布尔国际机场。
图/澎湃文｜《财经》记者 郝洲
编辑｜苏琦
伴随着中南亚地区独特的民间手鼓和Rubab琴演奏的背景音乐，几名戴着墨镜的大胡子士兵全副武装——头戴可装配夜视仪的凯夫拉头盔、身着干净整洁的迷彩服和防弹衣、手持美式的M4突击步枪——穿行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大街小巷，维持街头治安秩序，并为喀布尔市民提供安全防卫。
没错，这是塔利班在接管喀布尔一周之后，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最新形象宣传视频。视频中时不时出现这支塔利班精锐部队的番号：Badri 313旅。巴德尔之战是伊斯兰教早期历史上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先知穆罕默德率领313名士兵以少胜多击败了反对他的古莱什部落。
一位熟悉前阿富汗政府军的专家看到视频后一眼便认出，视频中塔利班士兵穿戴的是原阿富汗政府军国家安全部队的装备。无论是捡来的还是抢来的，塔利班在重回阿富汗政权的中央舞台之后，都急于改变自身的“土包子”和“游击队”形象，试图让阿富汗民众和外界相信，他们有能力给阿富汗带来和平与秩序。
塔利班改变自身形象的努力还体现在更多层面——安排塔利班高级领导人在阿富汗当地电视台接受不戴面纱的女主持人的采访；塔利班首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主动接触欧美媒体传递主要施政原则；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塔利班的公关人员一再重申不会追究前政府雇员或服务于美军的阿富汗当地翻译的责任；在喀布尔的塔利班士兵甚至会走街串巷，叩响前政府公务员家里的大门，邀请他们回去工作，理由是：“我们什么也不会做，阿富汗没有你们不行。”
从最终导致苏联入侵的1978年阿富汗“四月革命”算起，阿富汗人民已经见证了43年连绵不断的战乱、杀戮、揭发、告密、仇恨与背叛，每一次政权的更迭带来的是对前政权的清算，也就意味着更多的杀戮。
塔利班上一次进入首都喀布尔执掌政权是在1996年，最为骇人听闻的暴行莫过于对前阿富汗总统纳吉布拉的折磨，纳吉布拉政权被认为是苏联占领期间扶植的傀儡政权，纳吉布拉本人在追捕“圣战者”的过程中手段也十分残忍，塔利班攻入喀布尔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全城搜捕纳吉布拉，结果发现后者藏身于联合国驻阿富汗办事处。出于愤怒的塔利班士兵无视外交规则，闯入办事处将纳吉布拉揪出，不仅把后者阉割，而且还打到全身骨折，之后拴在吉普车后绕城拖行数公里，最终，纳吉布拉的尸体被挂在喀布尔街头的红绿灯上曝尸数日。
这些血腥而又残忍的画面深深地烙在每一个阿富汗人的心中。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再次进入喀布尔之际，美国及其盟友所扶植的总统加尼隐匿了踪迹，逃离阿富汗国土，用加尼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想让阿富汗人再次看到他们的总统被吊死”。
但是，塔利班并不是以血腥和暴力的面目登场的，而是暴力的终结与秩序的恢复。
塔利班运动起初带来了秩序
在塔利班诞生之初，阿富汗全国处于苏联军队败走之后的军阀混战之中。在十年的抗苏战争期间，阿富汗各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圣战组织，在反苏的大旗下，他们统称自己为“穆贾希丁”（Mujahideen）。
苏联人一撤，阿富汗地面上留下了大量作战经验丰富的穆贾希丁老兵和未曾使用过的武器弹药，形形色色的圣战组织很快就开始争权夺势。大量无辜的平民因此而遭殃。例如，臭名昭著的军阀希克马蒂亚尔拒绝参与临时政府，与当上临时政府国防部长、号称“潘杰希尔雄狮”的塔吉克族武装领袖马苏德在喀布尔周边发生冲突。希克马蒂亚尔的武装人员从周围的山头上肆意向喀布尔市内发射火箭弹，导致2000名-4000名喀布尔市民丧生，近万人伤残。
这只是在喀布尔周边的局部战斗，事实上阿富汗全国都处于混乱之中。据统计，在1992年-1994年期间，阿富汗的军阀武装冲突导致4.5万人死亡，而且情况愈演愈烈，社会在不断地下沉。
位于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省是阿富汗第一大民族普什图族的聚居地，形形色色的武装人员在乡间随意设置路卡、争抢民财、欺男霸女的事件在坎大哈也比比皆是，“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不到几里的路，就能遇到好几个收费的关卡”，民怨几近沸腾。对时局深感愤怒的毛拉奥马尔和身边一些穆贾希丁老兵决定采取行动“扭转残破的局面”，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为了与那些腐败的军阀区别开来，他们不再使用“穆贾希丁”的身份，而是改称为塔利班。
“Talib”在普什图语里是“学生”的意思，“Taliban”也就是最初围绕在虔诚信仰伊斯兰教的奥马尔身边的三五十名宗教学生，再加上一些穆贾希丁老兵。塔利班的第一仗就是救出来两名被当地军阀抢走的少女，还缴获了大批军火物资，而后又介入两大武装势力争夺一名少年的冲突，成功救出少年。从此塔利班名声大振，投靠者纷至沓来，其中包括了很多巴基斯坦境内阿富汗难民营里的宗教学生。这些宗教学生大都出身于支离破碎的家庭，在战乱中逃亡奔命，又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宗教学校（madrasa）里接受了基本的世界观。他们从小到大，除了自己的母亲和姐妹，几乎没见过任何女性。所以他们对女性的观点全部来自于宗教学校里教授的宗教知识。这为日后塔利班掌权限制女性自由埋下了伏笔。
无论如何，塔利班运动的初衷是在阿富汗全国结束十数年的战乱，建立伊斯兰秩序。这一初心得到了众多拥护者，到1996年攻进喀布尔之时，塔利班的追随者已有十万之众。那时的阿富汗普通百姓已经厌倦无休止的战争，把塔利班当作了救世主。1996年9月26日，塔利班攻取喀布尔，建立了新政权，改国号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the 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
对于1996年的塔利班而言，其主要政治实践集中于结束国内的暴力冲突和战争，对于如何在战后的废墟上建设国家、管理失序已久的社会、如何维护国家团结统一的问题上则毫无经验可言。
掌权后的塔利班不承认任何其他政党或政治力量的合法性，奥马尔称，“既然伊斯兰是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塔利班政府无须依靠族群、部落或教派为基础。”建政后，塔利班的“大脑”依然在坎大哈，由12名资深毛拉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设立在坎大哈，掌管着最高的政治-军事权力；而在喀布尔的只是由各个职能部门组成的部长委员会，执行来自坎大哈的决策，这些人需要定期前往坎大哈汇报工作。
在对内治理方面，比起前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和军阀混战时期，塔利班政府要廉洁高效许多。但是其对社会也施以酷刑，塔利班效仿沙特专门设立了促进道德与防范罪恶部，根据毛拉们对伊斯兰的个人理解而处决“违反伊斯兰法”的人。很快，塔利班在体育场公开处决“犯人”、在巴米扬炮轰佛教文物古迹等画面传遍了全世界，国际社会对塔利班政权开始了尖锐的批评，一直到2001年塔利班政权垮台时，只有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三个国家正式承认了塔利班政权。更重要的是塔利班没有可靠稳定的收入和资金来源，无法向阿富汗民众提供基础设施和必需的公共服务，这时，来自中东地区的金主瞅准了时机，他们带来了塔利班需要的资金，同时也带来了圣战思想。
在塔利班夺权期间，其核心武装力量是来自普什图族的宗教学生和士兵，但也不乏来自阿拉伯、非洲、东亚和中亚地区国家的穆斯林圣战者。例如，“基地组织”大约2000名武装分子的055旅就被整编为塔利班的武装力量。人们很快发现，塔利班里存在着一股追求不同目的的武装力量，他们更像是希望在全球发动圣战。塔利班内部对于是否接纳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藏身于阿富汗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尽管其国内治理方式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但是塔利班的影响力仅限于阿富汗国内，并没有把视线投射至全球范围。因此除了口诛笔伐，美国及其国际盟友并无意与塔利班政权为敌，只是偶尔会因打击基地组织的需要在阿富汗实施空袭。直到“9·11”事件发生后，塔利班拒绝交出本·拉登（根据普什图族的传统价值观，必须无条件地善待来客），美国才以军事入侵的方式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在阿富汗一待就是20年。
新猫鼠游戏
从1996年9月进入喀布尔到2001年12月被美国推翻，塔利班第一次建立的政权仅仅存活了五年零三个月。关于倒台之后的塔利班，阿富汗民间存在着两种说法，一种是塔利班的领导人和指挥官们首先又回到了各自的村庄，做回了农民，但是在美军和新组建的亲西方政府挨家挨户地追捕和围猎之下，又被迫逃到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普什图部落区，重新集结拿起武器反抗；也有一种说法称，是塔利班最高层主动选择了战略撤退，选择了以游击战的方式对抗入侵的以美军为首的国际部队及其扶植的傀儡政权。
无论如何，阿富汗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轮回——一个强大的外来入侵者扶植了一个当地人组成的傀儡政权，与藏匿在崇山峻岭、隐藏身份于部落乡村的游击队展开了新一场猫鼠游戏。
自下台以后，塔利班的领导层结构对外界而言一直是个谜。一直到2015年7月，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其他成员才确认塔利班的创始人奥马尔已经死于2013年。随后便是对塔利班内部谁来出任一号领导人的猜测和争论。奥马尔的儿子亚库布一直有心“子承父业”，统领塔利班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行动，但是他年纪尚轻、资历又浅，无法得到塔利班内部元老们的支持。随后，亚库布转向操控塔利班的经济活动，其触角甚至已经深入到建筑、房地产、电信以及农产品贸易当中，为塔利班提供资金支撑。奥马尔去世后，毛拉曼苏尔接任最高领袖一职，但是曼苏尔缺乏在内部的宗教权威，得不到战场指挥官们的充分信任，曼苏尔担任塔利班最高领导人不到一年的时间，于2016年5月在阿巴边境被美国无人机猎杀。之后，曼苏尔的副手阿洪扎达接任，“哈卡尼网络”的领导人希拉杰丁·哈卡尼以及奥马尔的儿子亚库布担任其副手。在担任最高领袖期间，阿洪扎达很少公开露面，新冠疫情期间，甚至有传闻称阿洪扎达感染了新冠肺炎而死亡，但是2021年8月30日，阿洪扎达抵达了坎大哈，准备带领塔利班重新组建阿富汗政权。
苏联入侵时期，反对苏联的穆贾希丁们大多都是阿富汗的普通农民。当战事需要时，他们就拿起武器反抗，没有战事时，他们可能是教师、小店主、手工业者、农民甚至政府公务员等正常的民众。一位穆贾希丁曾表示：“你为什么要区分战士、老人和妇女儿童？如果你勇敢而且珍爱自由，那你就是穆贾希丁，我们全都是穆贾希丁。”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了美军率领的西方联军入侵之后。“只要反对美国人和入侵的敌人，我们任何人都可能是塔利班。”阿富汗北部地区的一位村民曾这样告诉《财经》记者。
塔利班能够一直存活下来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并不是塔利班的生命力或政治号召力有多么顽强，而是美国鲁莽的军事行动和腐败的阿富汗政府将当地人推向了塔利班一边。美军一位名叫约翰尼·里科的士兵（Johnny Rico）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美军及其率领的多国部队将铲除剩余的“坏人”视为己任，他们在夜间撞开阿富汗村民们的家门，羞辱和恐吓里面的居民，把人带走拷问，以获取其他“坏人”的信息。愤怒的亲属和村民在黑暗中向美军开了几枪，于是美军士兵踢开了更多的门，折磨了更多的人。而后村民们尝试更大规模的反抗。美国地面部队要求进行空袭，他们的炸弹炸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有一名西方调查记者在阿富汗当地的调查发现，在美军占领期间空袭导致的人员伤亡里约90%都不是美军真正想要猎杀的目标。
另一层面的原因是像无底洞一样的贪腐行为。一位名叫贾姆希德的喀布尔市民曾告诉《财经》记者，普通的阿富汗民众一开始对美国人是抱有希望的，“他们认为美国非常富有，可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变化”。但是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大量非政府组织带来的外部援助仅仅停留在城市地区，大量的资金流向了那些选择与亲美政权合作的阿富汗中间商的口袋里，而未能撼动阿富汗的乡村政治经济体系。有媒体报道称，在美军撤离前给阿富汗雇员最后一次发薪的时候，很多人只拿到了相当于七天的工资，但是他们签字的工资单上写的却是三个月。另有评估显示，美国投入近千亿美元建立和训练的35万阿富汗政府军内存在大量伪造姓名吃空饷的现象，这样的“幽灵”士兵可能多达数万名。很多政府军士兵早就对美军撤离有所心理准备，并不愿赌上性命与塔利班战斗。美国前驻阿富汗大使迈克尔·麦金利也撰文指出，浪费和欺诈的数额高达数十亿美元，腐败往往涉及阿富汗政府高级官员。
在农村地区经济得不到发展、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文盲率依旧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在国际援助部队鞭长莫及的阿富汗广大农村地区，又恢复到了旧有的“战争经济”的状态——谁掌握了枪杆子，就可以提供安全保护之名在当地收取人头税、保护费等。阿富汗有许多未开发的天然矿产，这些矿产被以原始的方式开采出来之后低价卖给中间商，再通过黑市流向城市或国际市场；阿富汗的土地条件还特别适合种植罂粟，罂粟的种子基本撒下去就能成活，不需要太多的肥料和人工成本，很多农民就以鸦片的形式上缴“税收”，而这些鸦片再经过一些地下加工厂的进一步加工，被贩往国际毒品市场。阿富汗2020年的鸦片产量达到创纪录的近万吨，相比于2001年增长了50多倍。
据联合国一个特别调查小组评估，这些非法经济活动在2012年前后每年能给塔利班带来约4亿美元的收入，到2020年前后，这些收入可能已经高达15亿美元。这些收入被塔利班用来购置军火，走私日用消费品到农村，再吸纳更多没有更好选择的农民从事鸦片种植和挖矿。
塔利班在乡村地区还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司法体系。早在2010年，塔利班在除首都喀布尔之外的33个省成立了影子政府，与“亲美政权”的官员基本不作为、手下的军警为了弥补自己的收入动辄鱼肉百姓的行为相比，塔利班可以提供一套廉价且相对公正的司法裁决体系，以至于村民们遇到土地争端及其他民事纠纷甚至刑事案件时，都纷纷去找塔利班解决问题。到了2012年的时候，塔利班甚至可以提供流动法庭，甚至可以保留一些庭审记录，而且塔利班依照伊斯兰法执行严格的司法程序。
与此同时，塔利班还不遗余力地利用现代化手段开展宣传工作。研究人员发现，塔利班运营着一个名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网站，用于发布领导人的布道讲话、声明以及鼓吹塔利班战士在战场上的战斗故事。尽管很多内容做得比较初级和业余，但每隔几天就有更新，还使用普什图语、达里语、阿拉伯语、乌尔都语和英语五种语言。此外，塔利班还印刷杂志提供有关塔利班领导层人事变动、活动以及讲话的“重要”内容。在农村地区，人们的识字率普遍不高，因此清真寺的祈祷活动就成了塔利班的主要宣传阵地，他们还录制DVD和磁带，通过传统阿富汗歌曲和诗歌等形式讲述塔利班的战斗故事。当手机在阿富汗民众当中越来越普及的时候，短信和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塔利班制作的内容，脸书、推特以及Instagram等社交网站上有很多塔利班支持者的账号，塔利班成员也非常善于使用WhatsApp和Telegram等即时通信软件分享内容。
在战场上，塔利班也不再是一群衣衫褴褛、穿胶鞋的靠战斗意志、精神力量与老式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作战的农民组成的部队。俄罗斯军事专家弗拉基米尔·安热伊认为，“塔利班是一群身经百战的老兵，拥有丰富的组织、指挥经验和精通非传统战斗行动的战术专家。”例如，塔利班积极学习使用无人机进行侦察和投掷微型炸弹，尽管这些无人机都是民用级别，存在航程不足、精确度不高等缺陷，但是塔利班在非对称战争中将无人机与摩托车的机动性、灵活性相结合，起到了很好的实战效果，给西方联军制造了非常多的麻烦。此外，塔利班武装还实现了“摩步化”，摩托车在阿富汗廉价易得，比汽车省油，又具备超高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尽管这些高机动性和低强度的进攻不会给联军和阿富汗政府军带来太多伤亡，但是令后者疲惫不堪。
塔利班政权2.0
2021年8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阿富汗问题紧急会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会上发表讲话，敦促塔利班“采取负责任的治理方式和人权准则，努力重建社会团结与和解，包括尊重在数十年冲突中受苦受难的所有人的权利”，尤其是塔利班“对待妇女和女孩的方式”将成为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塔利班的“一条红线”。
尊重女性的基本权利、建设包容性的政府也是塔利班发言人自8月15日进入喀布尔以来反复强调的原则。但是许多熟悉阿富汗的专家和阿富汗本地人都对此持谨慎观望和怀疑的态度。
首要原因就是塔利班内部派系复杂，分支繁多，在反美的大旗下他们都可以是塔利班，但是美军一撤，他们的分歧便会逐渐显现出来。一位与前阿富汗政府军关系密切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目前进入喀布尔市区的只是塔利班“哈卡尼网络”的武装部队，他们无法号令全国各地的塔利班分支。8月16日，也就是塔利班接管喀布尔之后的第二天，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欣便在推特上宣布，“（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已经命令它的圣战者们并且一再指示他们，他们不允许进入任何市民的房屋。所有人的生命、财产和尊严都不得受到伤害，圣战者们必须站出来捍卫这些。”但是在南部的坎大哈省就发生了7名哈扎拉人被杀害的事件，也有消息称，塔利班拿着一份秘密名单正在（坎大哈）当地搜捕记者和前政府军官兵。
俄罗斯前驻阿富汗大使、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亚与上合组织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米哈伊尔·科纳罗夫斯基也对《财经》记者表示，“我不相信塔利班是个整体，他们内部关系非常混乱并且复杂。普什图族一直想起主导作用，意图将普什图民族沙文主义强加于其他民族……阿富汗国内的民族关系依然紧张。”
阿富汗各民族之间的嫌隙以及数十年战争遗留下来的仇恨很难用一纸协议抚平。细心的观察家发现，阿富汗北部传统上是反塔利班势力较为活跃的地区，但是塔利班一直在稳步招募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以至于塔利班此次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区域也很快“翻红”。一位名叫阿米尔的哈扎拉族阿富汗人告诉《财经》记者，“这是更多的人选择不抵抗的结果。人们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战争已经十分疲惫和厌倦了，除了塔利班，阿富汗人并没有其他选项。但这绝不能代表人们都支持塔利班。”还有一位西方外交官记录下一个细节镜头，今年3月，塔利班的政治领导人巴拉达尔与前总统卡尔扎伊被邀请至莫斯科参加和平会谈期间，巴拉达尔一直对卡尔扎伊表现得十分冷淡，他还恶狠狠地对这位前傀儡政府总统咆哮道，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孩子们在美军的突袭下四散奔逃的情形，“他们被迫光着脚在长满荆棘的沙地里逃跑”。
至于保护女性权利，塔利班已经公开表示，他们将根据伊斯兰教法（也称“沙里亚法”）统治阿富汗，所有妇女的权利，包括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将在伊斯兰教法的框架下得到尊重。但是阿富汗电影公司的女导演萨赫热·卡里米已经在她发给全世界的信中说明了一切，在塔利班攻入阿富汗第三大城市赫拉特之后，已经有多所学校遭到摧毁，有200万名阿富汗女孩被迫辍学。另有消息显示，在一些偏远地区，塔利班士兵闯入了居民的家中将其电视砸烂，因为电视画面里出现了女性裸露的面孔和皮肤。“塔利班的绝大多数士兵并没有接受过教育，他们的思想依然传统而保守。即使塔利班高层有部分人士见过外面的世界，但他们很难说服保守的底层士兵为何要做那些‘违背真主意愿’的事情。” 阿米尔告诉《财经》记者。
塔利班新政权还面临一项更迫在眉睫的任务——如何向城市里以及他们原先控制的农村地区的居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对《财经》记者分析称，执政之前的塔利班基本上是“寄生”在阿富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上的，不管后者多么腐败、多么依赖外部援助。例如阿富汗全国的公路收费问题，修路都是政府花钱来修，而塔利班来收过路费。“塔利班往往在政府修路的时候停止袭扰，一旦路修好了，就开始袭击政府军的检查站，然后取而代之收取过路费。现在轮到塔利班来修路了，这是他们需要解决的大问题。”8月31日，美军撤走喀布尔国际机场的最后一批士兵之后，绝大多数的国际援助组织也撤离了阿富汗。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预警称，阿富汗最早将可能在9月出现粮食短缺问题。像医疗器材、药品以及严重营养不良救援包等援助物资也无法像以前一样正常进入阿富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