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抖音(抖音)在线外部音量高通知功能。用户在外面摇晃声音视频，音量太高，就会触发“当前音量大”的通知，引起网民们的吐槽。“好像有用没用”，“有素质的人不开，没有素质的人不关”。
可能也有人表示不服：“我怎么听是我的自由”。
到底是外放的人动了别人的奶酪，伤害了别人的自由，还是“被伤害”？还有没有比抖音目前的做法更好的方案？
本号不才，结合两个方面略谈一二。
自由的博弈
说起博弈论，最著名的就是“囚徒博弈”。
囚徒困境，说的是两个关押嫌犯的选择。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如果两个罪犯合作，一起抵赖，将同样获刑一年；如果一人招供选择背叛，一人不承认选择合作，那么背叛者可以获释，合作者被判五年；如果两人都选择背叛，则同样获刑三年。所谓困境，不难看出，从整体利益而言，相互合作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从个人利益而言，让对方合作而自己背叛是最优解。
生活中，我们当然不是囚徒，但是我们仍然在合作与背叛之间博弈。遵守规则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合作。什么时候过马路？行人应该等多久，司机应该等多久？如果没有统一的规则，就会是这样的：
这是没有规则也没有其他力量介入的情况。可以看出，尽管最好的情况是“平安无事”，但是司机仍有充分的动机背叛（无视行人驾驶），因为没有规则约束司机；作为容易受伤害的一方，行人合作的意愿会更高。
抽象来说，法律是这么诞生的，它惩罚一些行为，保护一些权利。
就这样，不论是用行政命令还是用道德约束，当人们达成“红灯停绿灯行”的共识之后，也就达成了一种合作关系。
大家都遵守红绿灯的规则，形成了秩序，外部力量会狠狠地惩罚这些“背叛者”：
这时，司机的最优解也变成了合作——只要背叛带来的惩罚足够大，就少有人选择背叛。我想，这也是有人提出“重刑”的依据。
回到抖音外放，以公共场合之一的地铁为例，则是乘客们之间的博弈：
这里我们把人群抽象为A和B两个群体。当A和B都自觉维护公共场合的安静时，他们都能和谐相处，而无论是哪一方外放，都会造成另一方的不舒适；如果都外放，那就太糟糕了。
我们可以说，外放是一种背叛，一种对和谐安静氛围的背叛。外放者得以听到声音的娱乐，是建立在制造噪音影响安静者的基础之上的，毫无疑问，他背叛了他们，侵害了保持安静者的权利。当然，我们也乐意看到，很多地方的地铁也在考虑惩罚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行为——惩罚这些背叛者。
让避免问题的成本最低者承担责任
科斯是一名经济学家，尽管他本人从未定义“科斯定理”，但是其他人将他的思想总结成为了“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是这样的：无论资源最开始落在谁的手里，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最后都会落到最能够使用这个资源的人的手里。
也可以这样理解，为了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当问题和纠纷出现的时候，谁更容易解决这个问题，谁解决这个问题的成本更低，谁更应该对这个问题负责。
尽管科斯定律在社会上还有许多争议，尽管经济学界虽普遍接受科斯的看法但是认为前提——交易成本为零太过于苛刻，我想，在公共场合外放的例子上，仍然有科斯定理的用武之地。
外放者和其他乘客有三种选择：
一、外放者自由外放，其他乘客只能默默忍受。这其实就是目前让人感到困扰的问题。
二、外放者不再外放，问题被解决了，大家得到了一个舒适的公共环境。
三、外放者继续外放，其余乘客各自准备耳塞，问题同样被解决了。
新的问题是，哪种方案好呢？
毫无疑问是第二种。
想要大家都开心，外放者付出的成本只是停止外放，如果允许外放者继续外放，其他想要安静的乘客要付出的成本确实每个人都要配备一副耳塞，还要随身携带。我们知道，现实中，想要安静的乘客数量往往是多于外放者的数量的，也就是说，选择方案三的成本太高了。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想维护一个舒适的公共环境，最好的选择，就是让外放者停止外放。
抖音的选择
矛盾找到了，应该对此负责的责任方也找到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办。
地铁可以出台规定，那广场呢？公园呢？谁来管理？怎么管理？
从这个意义上，抖音的选择似乎是目前最好的方法。从源头上予以提醒，而不是要让可能的传播场所逐一限制。
问题是，这样的提醒，有用吗？为什么是“提醒”而不是“限制”？
可能还真的有点用。
对于素质不高者，这种温和的提醒确实不大有用；这个提醒针对的对象，更多的是那些有一定素质、但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外放扰民的人。
没用的原因，也是因为这部分人太少了。真正有高素质的人，自己就会注意到音量的问题，以及对大众的影响。
限制？为什么要抖音动它自己的奶酪？
喜欢外放的人，不说素质问题，至少是喜欢使用抖音APP的人。为什么要对忠实用户“痛下杀手”？
如果有一种技术被发明，能够自动识别公共场合外放的手机并予以关闭，也未尝不可。问题就在于，没有这个技术，也不能搞“一刀切”，伤害自己的用户。
有的用户，如果人家自己在家里，隔音足够好，放大声点有什么关系？这是人家的自由。
或许，提醒用语音播报，让这位外放者能够暂时脱离抖音世界感受一下群众的愤怒，会有更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