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龙编辑|文坛
陕西省西南角黄河大隅的青城县有245个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2个。
最能代表芮城历史文化身份的“古魏城遗址”，本是东周时期魏国的最早都城和宗庙所在地。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该遗址屡遭盗墓团伙肆虐。最近20年中，当地无业农民联合外省市盗墓人员，形成了二三十个盗墓团伙，对这个有2400多年历史的文物遗址造成严重破坏。2013年5月，“古魏城遗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许多盗墓团伙累计盗墓十几次、二十多次，随后通过文物贩卖倒卖，造成包括“九鼎八簋”、青铜编钟在内的大量珍贵青铜器流失。这些团伙累计盗墓150次以上，倒卖文物赃款共计2500万以上。
根据最新的官方公开信息，2018年后，晋南当地公安展开打击行动，这些团伙纷纷落网。日前，相关犯罪分子已被法院判决，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
盗墓猖獗，团伙壮大
2012年10月，两名职业盗墓贼刘文江、王平开车去黄河岸边的风陵渡，在麻将馆找到另一个盗墓分子吴建林，三人到车里密谈。吴建林说出了一个墓葬的位置：古魏镇柴某村北面麦场边。当年12月27日，刘文江又叫了任卫峰、张钊等十几个人参与盗墓。
吴建林之所以知道这个线索，是一年半前，他在柴某村练车场练车休息时，从杜某那里听说，“这里有一个古墓是三五或者四六（盗墓规格术语）的坑，以前临汾人在这里盗挖过”。柴某村、练车场，是芮城县盗墓圈“民间情报系统”中的两个高频词。
盗墓并非易事。除了估测范围、仪器探测，还要靠“专业知识”和运气。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多名人员挖土、吊土等劳力协作。刘文江一伙昼伏夜出，连续挖了四五天，终于“出货”。他们挖到的是“八鼎八簋”、一个青铜盘及一些青铜残件。十多天后，几名团伙成员二次“洗穴”，又挖出一个鼎和一些玉器。因此，严格说来，这个墓坑中是“九鼎八簋”。
根据文献记载，自禹铸九鼎建立夏朝，九鼎便是一个国家建立及合法性的标志。《春秋公羊传》提及“郜鼎”的注中称：“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身份越高，使用和随葬青铜器数量和种类越多。
出土自“古魏城遗址”内的西周青铜簋。
依据周礼，只有天子才能享用“九鼎八簋”。“天子墓的实际情况不详。春秋时期，诸侯墓葬总体上遵循‘九鼎八簋’礼制，战国中期以后，诸侯称王，也不再遵守礼制，开始使用。”北京某高校一名考古学者告诉《凤凰周刊》，“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同等墓葬考古情况来看，这片墓地可能属于春秋晚期魏氏宗子或战国初期魏侯及其家族成员。”仅仅前面的“八鼎八簋”，就卖了180万。其中，刘文江等4人，每人分了13万元。
刘文江第一次盗墓，是在2007年。当时，他伙同另外5人，在芮城县阳城镇一片枣树林盗掘出一把青铜断剑（长40cm）和一件青铜器（长60cm）。此后，刘文江开始广结朋友，先后组织不同人员共计数十人，实施盗墓。
2011年11月，盗墓团伙主犯王平带人在芮城陌南镇盗掘青铜器10余件，赃款数额已不可确知，但王平一人就分得19.5万元。后来，涉案的2件青铜鼎、2件青铜戈被追回。其中，“左行仪”铜戈为国家一级文物，盖鼎、蟠螭纹鼎为国家二级文物，另一青铜戈为国家三级文物。2013年3月，谢小卜、刘文江、王平等8人在永乐镇盗墓，挖出一套编钟，王平卖给文物贩子齐发功、邢书治，获得80万元。该团伙每人分别分得8万、14万不等的赃款。
根据记者统计，截至2018年刘文江被抓，11年间，他参与的团伙共实施探墓、盗墓25次。其中，仅2017年刘文江就组织盗墓7次。
盗墓获利巨大，又曾长期缺乏法律制裁，让当地农民、无业人士分外眼红，盗墓团伙也因此“传染性”和“传帮带”发展壮大。2012年，一个朋友对王武桥说，“别人盗墓都赚钱了，我们也找几个人盗墓赚点钱吧。”王武桥便带领陈芮盈等七八个人开始盗墓。当年底第三次盗墓时，他们挖到了1鼎、1盘、2爵共4个青铜器，王武桥将文物卖给文物贩子叶惠民，得到78万元。
这让杨永周羡慕不已。2015年至2017年两年间，以杨永周、管杰为首的团伙盗墓14次，其中2016年下半年的几个月里，就频繁盗墓7次。2016年10月，杨永周、管杰、王武桥带领五六个洪洞县人在柴某村挖出1鼎、1簋、1觚、1甗、1尊共5个青铜器，卖给刘永峰，获利50万。同年12月，该团伙又在柴某村盗掘出2件青铜鼎、1件青铜甗、三四件破碎的青铜器、二三十件青铜车马器，以及3件玉，卖得50万元。杨永周说，“王武桥从中拿走10万元，说是关系费，剩下的40万元由我们分”。
芮城县的墓葬以两周时期为主。刘文江、王平团伙还盗掘过3个秦汉墓葬。盗墓犯罪，不仅盗卖了2000多年前的文物，还对墓葬结构、遗存物造成毁坏。例如2012年7月，陈芮盈、王武桥团伙在东垆乡盗墓，“只找到3个瓦罐，没有其他东西，有个大瓦罐拿不上来，就在坑里把大瓦罐打碎了，只把两个小的拿上来”。2016年2月，刘文江带人在大王镇盗墓，挖出几个陶罐，“因陶罐价值不高，张亚红将陶罐打碎，把墓坑回填后就离开现场。”
盗墓团伙的组织、分工、联络系统也越来越精密。作为“后起之秀”，基本由“85后”组成的任龙龙、张旭盗墓团伙，从2017年才开始盗墓，但出手并不迟缓，仅2017年3月之后一年内，该团伙10余人盗墓9次。
2017年3月至4月，任龙龙召集了4个朋友和4个陕西人，专门租下学张乡张富强家的院子用于盗墓。他们光探墓就花了20天，“白天睡觉，晚上出去找墓”。他们第一次盗掘出多件青铜器，卖给三门峡人，获利27万。
任龙龙经常同时安排两伙人，在不同地方探墓。2017年8月至9月，任龙龙组织张富强和几名甘肃人，在柴某村挖出一个青铜鼎、一个青铜盨、五件“冥器”、一些玉器及玛瑙珠，分两次卖给文物贩子刘宝兴，获得9.3万。这批文物出土的当天晚上，任龙龙又伙同陈卫强、董伟师、刘少坡及4名河南人，在南卫乡中某村农地盗掘出1盘、1盉、1簋和1个长方体青铜器。任龙龙将其卖给2名临汾人，获利60万。
任龙龙团伙的盗墓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2017年10月，他们在柴某村盗得1件青铜盘，被刘宝兴以22万元收购。该青铜盘后被鉴定为一级文物。至2018年4月，任龙龙组织嵇西盈、陈卫强、董伟师、刘赞哲等人再到中某村盗墓。嵇西盈说，“这次在那里停留了十几天，总共盗过六七次墓……每天都是（晚上）8点左右吃饭，天黑了就进地，连续探了几天”。嵇西盈年近60，身体不好，此前又被电焊烫伤了手，一天凌晨返程路上遇上巡逻警察没逃脱，才导致任龙龙团伙落网。
被盗墓毁掉的神秘“古魏国”
“河东形胜，古魏都会。芮国自古繁华。道教祖庭，民风淳朴。参差十万家。大禹回望处，古柏下，怒河无涯。荷芲盛开地，圣湖边，天鹅翩跹……”
芮城县最大的东茂商业广场一角，立着一方仿制青铜鼎，基座上刻着这样的美文。短短50个字，囊括了芮城县多个著名文博景点：古魏城遗址、道教永乐宫、大禹渡黄河景区、圣天湖。
芮城县商业广场一角，碑文描述了本地文物繁盛的景象。
芮城的文物遗存远不只这些。据芮城文博馆资料，全县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达245处，包含国保单位12处。其中旧、新石器时代的西侯度遗址、风陵渡匼河遗址、坡头遗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曾震惊考古界。元代佛教寺院“清凉寺遗址”发掘出龙山文化时期的史前墓葬355座，获评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芮城县的名称可以追溯到商代的小诸侯国“芮”。至今，芮城县宣传资料中，排在最前面的还是西伯侯姬昌（周文王）为了彰显礼让仁政而发明的“虞芮闲田”的故事。
《诗经》十五国风中的《魏风》，许多采自古魏国，包括《硕鼠》《伐檀》《十亩之间》等。图为芮城出土的石碑
进入周代后，魏国才出现。《史记·魏世家》记载，魏国的祖先毕公高与周同姓姬，武王伐纣后，被封于毕，方始姓毕。历史考据称，魏城在芮城县北五里，因此可以确认芮城县“古魏城遗址”就是魏国最早的都城，也是“魏国的发祥地和宗庙所在地”。遗址内的墓葬群，也应该属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东周）的魏国墓葬。
目前的考古学界，对魏国中后期的两大都城安邑（夏县）、大梁（开封）研究较多，但对芮城县的遗址研究较少。1962年，考古学家陶正刚、叶学明在《文物》杂志发表《古魏城和禹王古城调查简报》，只对古魏城的地形、4.5公里的城墙土层结构做了简单报告。此后，遗址内的墓葬一直掩埋在县城以北的黄土坡台农地中，直至上世纪90年代地下墓葬被发现。
随着遗址逐渐浮出地面，1996年1月12日，“古魏城遗址”被确定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5日，遗址被国务院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了范围：“东城墙外3000米，西城墙外3000米，南城墙外1000米，北城墙外3000米；四面再往外延伸300米作为建设控制地带”，该范围包含柴某村、坑某村、涧某村、龙某村、中某村等几个村子所在地。南城墙外只有1000米，是因为已经迫近今天的县城。
然而，针对“古魏城遗址”墓葬的考古研究至今几乎一直是空白。作为古魏国最早的都城和宗庙之地，古魏城到底处于什么历史年代，有着怎样辉煌的城市结构和制度文化，始终隐藏在迷雾之中。
2020年，天津师范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注意到芮城县“古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利用”。该论文开篇提到，山西文物的各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而运城市的102处国保单位也在全国地市中排第一，芮城除了12处国保、2处省保、7处市保单位，还有225处县保单位。但“文物资源一直以来面临着自然及人为因素的破坏”。
芮城县古魏镇柴某村，曾被盗墓分子大量盗掘出青铜器的农地。
芮城县一名文旅局工作人员对论文作者称，对全县的文物资源，“虽然数量可观、文物价值高，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去保护”。此外，对文物犯罪的打击“成效不佳”，“一直以来，文物盗掘现象非常严重，即使有公安机关人员对重要文物遗址进行巡逻，也不见效”。
而古魏城遗址周边的村民更是反映，“农田里全是盗洞，更有一些不作为的工作人员成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严重破坏了文物保护的秩序”。
芮城县古魏镇柴某村，曾被盗墓分子大量盗掘出青铜器的农地。
当地60岁的村民王朝阳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多年前，盗墓团伙使用炸药爆破，因两周时期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且深达5-10米，“人下去了，底下没氧气，中毒死了”，但另一位村民称，死者是被同伙人为掩埋“捂死”。但命案反而让古墓群更出名，盗墓的人越来越多，“肯定眼红啊。一下子几百万，发财了嘛人家。”
派出所民警的儿子也成盗墓贼
10年前，60后、70后都处于壮年，是盗墓团伙的主力。后来，80后“小弟”成长，又形成新的势力。如今的柴某村，还保留着2500多年前的魏国土坯城墙。在地里劳作时，王朝阳一抬头就能看见高大的中条山。“升全国（文保单位）了，（文物）都偷完了。”他说，“（盗墓贼）都有联手的。（公安局）内部没有人，谁敢大张旗鼓地在这儿挖？”
2011年8月，王有民、任卫峰、李卫红、李福山带着薛振等9人，在古魏镇柴某村盗墓。王有民敢组织这个团伙，是因为“他有一个朋友也参与，他朋友父亲在派出所上班，盗墓出事时好处理”。这个朋友叫薛振。这次，他们盗掘出一个青铜簋。第二天，李福山以3万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叫吉刚的文物贩子。但也有人说卖了5万或7万。
当时，年轻人薛振还是小弟。案发后，王有民供述称，薛振“经常缠着我要和我一起盗墓”，盗墓时薛振负责开桑塔纳轿车随时接送大家。薛振的父亲薛建会正是古魏镇派出所的民警。
后来，薛振又投靠了另一个盗墓团伙头子董耀强。2012年4月17日，薛振跟着董耀强、张哲民团伙在柴某村盗墓。晚上10点，挖到三四米时，他们被巡逻民警发现，薛振、张哲民被当场抓获，但二人仅被拘留15天后即获释。
2013年8月，薛振跟着孔升音、李应泽、吕纪红团伙，在柴某村一处古墓盗掘出1件青铜鼎、2件青铜簋、2片玉。吕纪红联系了买家。第三天，他们从大禹渡口把买家接回家中，3件青铜器商定40万。然后，他们开车到一个公路口，买家的另一辆车在那里等着，交给他们一个黑色袋子。薛振说，“孔升音拿了20万，我分了11万，全是一万元一捆的。”
有时，盗墓团伙可以很友好。2014年9月的一个晚上，薛振、“运城老三”一伙在永乐镇某村找墓，遇到另外一个10人团伙，两伙人一起“干活”，盗掘出三件青铜器，带到运城倒卖。也是这次，薛振认识了苏博。
从此，薛振、苏博二人多次伙同王武桥、孔升音、张社民、“运城老三”等团伙盗墓。2017年3月，薛振组织杨占宏等4个襄汾人在柴某村盗掘出3鼎4簋，卖得17万元。薛振分得4万，基本花在网络赌博上。
公安机关统计，6年里，薛振参与盗掘国保单位“古魏城遗址”范围内的古墓葬10次，盗掘其他古墓葬4次，累计分赃所得44万余元。
芮城县古魏镇“古魏城遗址”北部农地，可以遥望中条山。
2012年下半年，杨永周跟随董康伟、王武桥等人盗墓三次，其中当年12月，他们在古魏镇坑某村盗掘出1鼎、1簋、1盘、2爵杯，卖给叶惠民后得到78万，每人分得13万至19万元。2015年之后，杨永周自己成为头目，开始组织团伙盗墓。
公安机关侦查得知，2012年至2017年，杨永周参与盗掘古墓葬17次。后两年，他的团伙疯狂盗墓，仅2016年最后三个月内就盗墓7次，2017年盗墓6次。2016年12月，杨永周团伙在柴某村练车场附近盗掘出“2件青铜鼎、1件青铜甗、三四件破碎的青铜器、二三十件青铜车马器、3件玉”，倒卖获利50万。一名成员回忆，“王武桥递给我一个布袋，里面装着42万元现金，让我把这些钱给杨永周”，杨永周再分给众人。
张云峰在2010年因犯绑架罪、妨害公务罪被判刑五年七个月，2013年刑满释放后，手里没钱，决定投靠盗墓团伙。他先找到任卫峰，任卫峰说手里人多，挣不到钱，于是将他介绍给张亚峰团伙。
2013年12月，张云峰、张亚峰9人团伙在南卫乡中庄村盗得3鼎1盨四件青铜器。2014年1月，他们伙同郑勇、张福立、杨卫平等人，在中庄村盗掘出一套青铜编钟（含9个编钟），以及其他十几个青铜器，卖得120万。张云峰说，“我和张亚峰每人各30万元，郑勇他们四个分了50万元，剩下的10万元给了那两名放哨的。”2014年春节，他们又在中庄村盗掘出2鼎、1彝、1爵、1甗五件青铜器。
探墓、爆破、团伙竞争
芮城县的盗墓活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当时一两件青铜器可以卖到几千元。进入21世纪后，芮城县涌现出几十个盗墓团伙，所盗文物越来越有价值，价格也常高达数十、数百万。
2005年5月，《山西晚报》一篇报道《盗掘狼烟笼罩芮城县古墓》写道，“距永乐宫不远的坑某村，就是这样一个正在被各色盗墓团伙疯狂盗掘的地方。在方圆40来亩的苹果园里，被贼人炸出50多个四五丈深、黑黢黢的盗墓洞。而在村民刘小虎家的6亩果园内，就有13个洞”。
芮城县“古魏城遗址”内的“永乐宫”外墙，墙外即屡遭盗掘的农地。
此后多年，芮城县的盗墓之风有增无减。
2018年至2019年，运城市和芮城县公安展开了针对盗墓犯罪的全面打击行动。目前已受到法律制裁的犯罪人员，80%以上为芮城本地人，年龄跨越50后至90后，以1960、1970年代生人为主，其中不少人为无业农民。但与此同时，此地也吸引了运城、临汾、太原各市县，以及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盗墓分子，与当地盗墓团伙勾结作案。
2000年前后，蔡卫平、武当草、党伟卓三人团伙开始在芮城盗墓。三人分别出生于1954年、1960年、1964年，武当草（女）为临汾曲沃县人。
2000年，该团伙纠集其他数人，在古魏城遗址盗墓3次。前两次，他们盗掘青铜器和车马配件共13件，获利6000元。当年11月14日晚，该团伙在柴某村盗墓时被110当场抓获，随后取保候审。
芮城县“古魏城遗址”内，2400多年前的魏国都城城墙依然屹立。
2003年元旦，该团伙再次到柴某村，使用爆破方式盗墓。据蔡卫平供述，一个朋友跟他闲聊，说起在涧某村给县公安局找一涉案尸体时“发现后面有好墓”。不久，他们开始和几个临汾人合作盗墓，称临汾人“会干还会炸”。蔡卫平提出事成后五五分，朋友说“人家临汾人摊本哩，工具、炸药、雷管都是人家的”。蔡卫平同意四六开。
当天凌晨，7人先“打方”，“将那个坑探好，底子吊好”。第二天，武当草取来炸药，用筛子筛过，晚上，7人带着“炸药、雷管、电池、电线及探杆”到墓地，“装上药接通电源后，结果因炸药受潮没响。”第三天晚上，临汾人打电话让他们的“老大”送来新的炸药，成功炸掉古墓。
第四天晚上，他们“从尸骨头部处挖出1个铜鬲、4个‘T’字形的铜架（临汾人称是编钟架）、3个残损的玉璜，还有几十个浅红色圆珠”。蔡卫平联系了河南灵宝西闫乡的文物贩子赵亚宣，以3500元成交。2016年7月，该团伙及几个灵宝人伙同刘文江再次盗墓，但未挖出文物。
盗墓团伙之间，经常争抢地盘，竞争激烈，夜间盗墓相遇时，甚至大打出手。
2013年10月，赵跃峰、牛向阳、霍政军团伙两次在阳城镇“营子南遗址”盗墓无果后，转战芮城古魏城遗址。他们带着另外3个吉县人，实施了四次盗墓。和许多团伙一样，芮城本地人负责引路、指挥，引进的外地人则干技术、体力活。
动手前夕，按照霍政军建议，赵跃峰、霍政军等人“骑着摩托车，拿着棍子和手电筒，到中某村地里把其他盗墓的人都吓跑了”。随后，该团伙在两处墓地实施盗墓，共盗掘出12件青铜器。随后，赵跃峰、牛向阳挑选其中4件（1青铜盘、1青铜酒壶、2青铜爵）卖给闻喜县一个老板，获利30万元。剩下8件，闻喜县文物贩子乔俊虎以7万元收购。
2013年冬一个晚上，以王武桥、夏明明、叶惠民为首的盗墓团伙盗掘南卫乡一处古墓葬。天快亮时，盗墓人员决定第二天继续作业，他们将盗洞填埋后乘车返回租住处。第二天晚上，张云峰、张亚峰团伙得知消息后，准备截和。双方人员遭遇后发生冲突，王武桥的两名盗墓人员被打伤，张云峰团伙中的一名吉县人腿被打骨折。当晚，张云峰、张亚峰团伙盗掘出4个青铜鼎、1个青铜盨。王武桥连续三天上门滋事，文物贩子叶惠民居中调停，王武桥以20万元从张云峰处买下文物，转手又卖给叶惠民。
倒卖文物，偷越国境
文物贩子，是盗墓犯罪中的一环。与盗墓分子多是农民不同，倒卖文物者一般是有商业关系的个体户。有的人则既盗墓，又倒卖文物。
2012年12月，王武桥、夏明明、杨跃强团伙在遗址内盗掘出青铜鼎、青铜簋各1件，王武桥卖给文物贩子叶惠民，获得78万元。2013年冬，该团伙在南卫乡盗墓，盗掘3鼎、2簋、1甗，再次卖给叶惠民，获得23万。
盗墓团伙在前期探墓上也要花费许多精力。2015年3月，王武桥组织人员在古魏城遗址内，“连续探墓时间约两个月”。当年夏，该团伙8人再次盗墓，盗掘出土青铜鼎、青铜簋、青铜甗、青铜壶、青铜盘各1件，被王武桥卖给文物贩子齐发功，获得70万。6月，该团伙再次盗墓，从一处耕地中掘出青铜鼎、青铜簋、青铜盘、青铜匜各1件，王武桥卖给叶惠民，获得60万。
2012年至2015年，该团伙在芮城县盗掘古墓葬共计13次，总共获利251万。其中，主犯王武桥的犯罪10次在国保单位范围内。
2014年春节后，王武桥通过文物贩子齐发功联系，将张云峰团伙在南卫乡一果园内盗掘的2鼎、1甗、1彝、1匜卖给文物贩子邢书治，获利62万，自己还以5万元购买1件青铜鼎，同时从张云峰那里得到5万元好处费。2016年至2017年，王武桥先后四五次将田雷波团伙盗掘的8件青铜器、玉器卖给齐发功，获利30万元。2014年涉案的6件文物至今未追回。
文物贩子多手倒卖文物，赚取差价和好处费，往往给文物追回增加难度。例如，邢书治自述，2016年，他和齐发功从王武桥那里，帮助席永太以19万买到一件青铜方鼎，两人各得到一万元好处费。后来公安机关追查时，席永太已消失，被上网追逃。2017年7月，邢书治和齐发功再次到芮城王武桥家，以6万的价格买下一块玉璜，“将玉璜放在我在北京古玩市场经营的瑾玉杆店里，我儿子邢高衡以8万元价格卖给一个台湾人。”
2018年10月，张云峰叫上王武桥，坐飞机从运城飞到昆明，再到景洪。然后，他们从打洛镇偷渡到缅甸小勐腊赌博。返回国内后，王武桥自己又按原路线去了缅甸，“在景洪打洛镇，我说去赌场玩，就有经纪人免费把送我到缅甸”。这次在缅甸，王武桥遇到了从西双版纳偷渡过去的老乡李卫红，才知道自己被芮城公安网上追逃，“所以不敢回来，一直在缅甸”。
而据张云峰说，王武桥第二次去缅甸前，就已经知道了公安的抓捕行动。张云峰说，“王武桥通过别人转告我去他家，他说芮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程天通知他，沾过盗墓的都要出事，要大行动抓人了，得出去躲一阵子。我说我手头没钱去不成，王武桥一人去了缅甸。”
根据警方调查的出行记录，王武桥第一次从缅甸回国后，于2018年11月15日从昆明返回运城。两天后的17日，王武桥得到消息，为躲避抓捕和刑罚，当天就从咸阳飞往昆明，同日飞到景洪，“在未办理出入境证件的情况下，乘坐出租车偷渡至缅甸小勐腊，后辗转至缅甸佤邦勐波县勐平镇躲藏。”2019年3月，王武桥在缅甸佤邦勘波县被当地警方抓获，随后被移交给云南普洱市公安局。
但仍有漏网之鱼。李卫红在小勐腊的宾馆住了4个月，“后来和王耀华、王卫军、王武桥、岳金军一起去了孟平。在孟平一个赌场，我遇到任卫峰。在赌场，我被孟连警方和缅甸警方抓住，其余人跑了。”
任龙龙团伙中的嫌疑犯也曾逃亡。2019年4月，陈卫强、董伟师知道将受处罚，找到三个朋友，密谋出逃。“黄衍志、董小宁、冯霞驾驶一辆车，五人在风陵渡汇合后，将陈卫强、董伟师送至四川省广元市”。出逃期间，黄、董、冯三人还委托朋友给陈、董二人介绍工作，购买生活用品。当公安机关讯问时，他们也隐瞒了陈、董二人的下落。直至2020年1月，二人先后被南充市高坪区水上派出所抓获。后来，黄、董、冯三人因涉嫌犯窝藏、包庇罪受到刑事处罚。
据《凤凰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2018年，芮城县以古魏城遗址为主的文物遗址遭到20多个盗墓团伙、数百人盗掘约150次，被盗文物550余件，其中以两周时期青铜器为主。盗墓团伙倒卖文物所得2500万元以上。
芮城县“古魏城遗址”近年遭遇盗墓团伙情况表（不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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