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祖民(左)采访了贫困家庭。
“朱朝敏的这本书，对当下的文学写作而言，无论从作家还是作品，都是一个难得的示范。”在近日举办的《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坚实录》线上研讨会上，《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高度评价了这部刚刚出版的纪实文学。
如何在脱贫攻坚的行动中找到文学创作的应有之意？作家朱朝敏在两年多的扶贫工作中逐渐找到了答案，“以前我是坐在书斋里想当然，但参加精准扶贫工作以后，我发现自己以前的观念出现了偏差和误解。”帮扶人的身份让她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乡村现状，带来了一场自我革命式的写作。
走遍41个村庄
采访数百位乡亲
2017年下半年，作家朱朝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扶贫干部，她的扶贫对象是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镇的4户贫困户。
对于百里洲，朱朝敏再熟悉不过，她的童年和青春时光都在这里度过，“那时，百里洲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种植棉花和沙梨，闻名全国，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但是，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这个四面环水的江心岛却因为交通不便而日渐陷入闭塞与贫困。
有段时间，朱朝敏非常害怕回乡走亲戚，“我害怕听闻他们的伤心事，认为无可救药了”。但当她以帮扶人的身份再次返乡时，她发现自己“小瞧”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他们遭受了天灾人祸后，从不屈服命运的摆布，也不降低自身的尊严。百里洲人的性格是独特的，他们既有逼仄的地理环境下的锋芒，又有天生的豁达；既有闲散人生的随意，又有时刻为尊严而战的孤注一掷。”
在两年多的扶贫工作中，她走遍百里洲镇的41个村庄，采访了数百位扶贫干部和脱贫人员，“因为我父亲是孤岛上有名的外科医生，在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遇到不愿意配合的，我就搬出父亲的名号，居然屡试不爽。”即便如此，朱朝敏也遇到过头疼的事，有时因为聊到了伤心事而使对方颇为恼火甚至把她赶出家门，有的因为涉及隐私无法将采访变成文字。最终，她写出12个故事，真实记录下那些鳏寡孤独、留守儿童、五保户的生存状况。
脱贫攻坚战以来，百里洲每年减少近300余名贫困人口。2019年，百里洲将贫困人口减至零，这一系列数字背后，也凝结了枝江上万名扶贫干部的付出。今年上半年湖北疫情严重，朱朝敏和帮扶对象每周都通电话联系。“卖不出的农产品，政府和帮扶干部都会帮忙，我家吃的鸡蛋、蔬菜、水果、肉食，都是找贫困户买的。”这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让朱朝敏在辛苦之余也感受到了彼此给予的温暖，“只要这份关系在，没有熬不过去的坎”。
“最后一公里”
急需关注心理脱贫
翻开百里洲的“扶贫手册”，所有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几乎都是“因病或因残”，但真正深入他们的内心，朱朝敏发现，每家每户都有各自解不开的心结。“随着精准扶贫力度的加大，国家拿出大量资金，出台了各种保障政策，物质上的贫困很容易得到解决，但有些事情并非物资和资金能够解决。比如孤寡老人的孤独问题，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关爱和人身安全问题，精神病患者的心灵隐疾，天灾人祸留下的心理创伤等，很复杂，但都集中在心理层面。”于是，关注弱势群体的心理状况，书写他们的内心，就成为《百里洲纪事》区别于其他脱贫攻坚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受农药残害，执着地走在寻妻路上的杨勇；突遭家庭变故，沉默背后无尽心伤的黄大国；遇天灾人祸，在困顿中挣扎的熊贵生一家；年逾八十，拒绝一切帮扶只求为孙女讨回公道的覃老太……朱朝敏将所见所感用手中的笔真实地记录下来，呈现了一幅幅动人心魄的乡村生存图景。在她看来，“心理疾病的弱者在乡村大多数时候都是以贫困的面目显现的，如果我们的脱贫攻坚战不给予这类人心理关注，不解答他们的心理困惑，也就谈不上突破‘最后一公里’的瓶颈。”
随着脱贫工作的深入，这一问题也得到了很多帮扶干部的关注，并拿出了具体对策，“那就是多交流、多鼓励，尤其是多举办活动。比如，百里洲福利院隔段时间就会开展一些活动，帮助开导鳏寡老人，还请心理老师来辅导，有一定的成效。但这是长远的问题，要立马见效不可能。”朱朝敏也希望通过自己文字，让更多人关注弱势群体的精神障碍和心理隐疾，帮助他们活出尊严。
作家有责任
为沉默地带发声
《百里洲纪事》对朱朝敏来说是一次扶贫之行，也是一次返乡之旅，“百里洲因水生存又被水砥砺的悖论环境塑造了我的血肉——我生命河流的源头就在此，我多次以文字的形式追溯生命这条河流，小说、散文、纪实……每一次的回溯和抵达，都是自我审视后的重生。”而这一次，最让她难忘的就是与帮扶对象结下的深厚感情，“他们视我为亲人，而我无以回报，作为一名写作者，只有用笔记录他们，为这些处于‘沉默地带’的人们发声，因为他们身上闪烁着这个时代的精神光芒。”
作为一名写作者，朱朝敏经常在思考，一个作家该去如何回应他所处的时代？如何去记录这个时代的剧变？脱贫攻坚战给她带来非常深刻的启示，就是“作家还是要扎根基层、扎根人民，去倾听去记录他们的困惑”。
“精准扶贫是国策，但是一点也不教条、不口号，它落脚点就在于‘人心就是最大的政治’；而书写世道人心和人的心灵成长，就是文学的功用，两者是统一的。”在真正沉浸到乡村生活中之后，朱朝敏对精准扶贫的书写有了新的理解，“助人者即自助。那些身处生活低谷的人，不过是早先领受命运的困厄，再给我们这些幸运者提供生存之道。如此，我拿笔记录时，记下的绝不是他人的故事，而是自己的命运。”
花了一年多时间写完这本书后，朱朝敏感觉整个人几乎被掏空，“去年8月到11月份，我的左臂膀痛得几乎不能动，整夜无法入睡，经过理疗才稍微好了点。”朱朝敏知道，她的身体和心灵还停留在自己记录的那些故事上，“书籍出版后，我做了回访，还留下两个家庭的视频。不知怎么，他们都流泪了，我也流泪了。但现在，我几乎调整好，又在写小说了，而且感觉小说进步特快。” 至于这其中的秘密，朱朝敏自己也一时无法说清。 本报记者 李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