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正在泉州湾古线展览馆观看泉州湾宋代古线复原模式
俗话说，“南善北马”、“南州北账户”、“南州北账户”、“泉州”、“福建南部”、“东海海岸”、“枕头山”、“枕头山”是几千年来依靠大海谋生的丰富经验和
如今回眸，那些曾经挂于海上的帆影又折射出了人世几多的繁盛与沧桑。□记者 吴拏云/文 陈起拓/图
（图片除有注明外，其他均摄于泉州海交馆的“中国舟船世界”陈列馆内）
造船工具
船舵展示
审时度势的“三王”时代
在明代尚书黄凤翔《田亭草诗集》中有一首《咏晋江》：“清溪共订暮云期，万里霜天映酒卮。贾客迎风催棹急，游人待月放舟迟。星星野火迷村树，隐隐寒潮漾钓丝。一曲高歌娱永夕，江头何事泣蛟螭。”诗中商人正在催赶行船，而游客却在悠然自得地停舟待月出。人与舟船的不同互动，被描绘得惟妙惟肖。而这也正是千年以来，泉州舟船世界的一番写照。
先秦至五代，福建经济固然得到全面开发，但进程缓慢，程度有限。与此相适应，福建的造船业也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自三国孙吴开始，福建设立官办造船厂，成为当时吴国重要的造船基地。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大规模入闽，带来先进的经验和造船技术，福建官方和民间造船业都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
隋大一统后，福建的造船业持续发展，造船能力和工艺都有所提高。值得一提的是，隋初，福建除原有的官营造船厂之外，民间造船业的发展也极为迅速，以致隋文帝下诏：“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至唐、五代，福建社会经济得到稳定的发展，福建的造船业也逐步跻身全国先进水平之列，从而为宋元时期福建造船业的异军突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初唐大臣崔融已经看到了在唐代全国成规模水运业、海运业的发达和商品贸易繁盛唇齿相关的联系：“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百艘，交货往来，昧旦永日……”闽地海运业的悄然崛起已成定局。到了唐会昌年间（841—847年），薛能在《送福建李大夫》诗中即咏泉州：“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这说明当时的泉州港已成为外国商人乐于往来的商埠。跨越万里来到泉州的外国人，肯定也会带来他们远航的经验，并且与泉州人交流建造、修补海船的技术。从诗句的背后，我们也可以嗅出一丝中外造船技术在泉州融合的味道来。
五代时期对于泉州船舶业的发展同样意义重大。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入闽，他们审时度势，在政治上采取保境安民的措施，为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在经济上，鼓励垦殖，兴修水利，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经过“开闽三王”30余年的治理，福建社会经济渐趋繁荣，造船业有所发展。王审知还经常从福州、泉州派发“蛮船”到海外贸易，大多顺利返航，给闽地经济带来了活力。后来王审邽之子王延彬执掌泉州军政大权，在他的调控下，泉州政通人和，尤其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晋江县志》称王延彬“息民下士，能继父志，前后在任二十六年，岁屡丰登，复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飚，无有失坏，郡人藉之为利，号‘招宝侍郎’。”这里的“蛮舶”泛指中外互市船舶，但更多的还是泉州本地的海船。由此可见，海外贸易的不断增多，也为远洋船只的建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这点上，王延彬确实功不可没。
牵星板
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展示的宋代古船上的沉香、龙涎香等
宋代古沉船凝聚了多种工艺
北宋谢履《泉南歌》云：“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便是称颂泉州造船业的发达及其在海上交通的作用。
到了宋代，泉州海上交通技术更加发达，这从船型、船种的多样化上可以看出。据南宋初年名相吕颐浩所撰的《忠穆集》载：“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与水不相宜，海水碱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御风涛，往往有覆溺之患。”由于南方木料适合造船，所以宋元时期，在福建、两浙一带广布海舶建造基地，远洋贸易海船的建造技艺也日趋成熟。《宋会要辑稿》所载的宋初全国官办造船场中，泉州赫然在列。南宋地理名著《岭外代答》还称，宋代广西钦州所产的乌婪木是用做船舶舵材的最好树种，因而，一支在原产地仅值上百贯文的乌婪木，在泉州、广州等造船地可贩至数千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泉州造船业的发达。《宋会要辑稿·刑法》云：“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筹财力，兴贩牟利而已。”民间为了赚钱，也积极地兴造船舶。泉州南门车桥澳、南门外海滨的后山社、城南厂口街、法石、后渚等处，都是宋时著名的造船场所。
当时中国造的帆船有 “沙船”“乌船”“福船” 和 “广船”四种主要船型，“福船”是福建、浙江一带沿海尖底海船的通称。泉州造的帆船属“福船”船型。其特点是首部尖、尾部宽、两头上翘、首尾高昂。船体既大且坚，锦缆牙樯，吃水深、操纵性好，抗风浪，耐远航，并逐渐向大型化演变，因而可作远洋运输船。
相比隋、唐、五代，泉州宋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有较大进步，船型、船体构造、船舶属具和造船工艺技术更为成熟，造船能力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载，北宋宣和年间（1119年—1125年）遣使往高丽，到泉州雇募“客舟”。泉州所造海舶，船身巨大，“皆以全木巨枋楔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破浪而行也。”深阔各10丈，全船分为三舱，中舱又分为四室，有水密隔舱，设备齐全，商人分占贮货。“客舟”船头用矴石作锚，“上绾藤索，其大如椽，长五百尺。”抛碇起碇用滑车。如遇风涛紧急，还须抛“游矴”。船尾的正舵有“大小二等，随水深浅更易”；另外加设两个“三副舵”，更灵活地控制航向。船舷两侧“缚大竹为橐以拒浪”，载人与货，“水不过橐”，既作为防船身碰撞之用，又是吃水线的标识。主桅高10丈，前桅高7—8丈，共装帆110幅。正风用帆，“稍偏则用利蓬”，风有八面，惟当头不行。《萍洲可谈》则云：“载帆以蓆作也。”这类帆仅其一端系于桅柱，犹如门扉可利用所有方向的风力，这类帆在宋时似乎也很常用。北宋名臣廖刚的《高峰集》称：“（海舶）又趁风信时，冬南夏北，未尝逆施，是以舟行平稳，少有悚虞。风色既顺，一日千里，曾不为难……”顺风时能日行千里，这可能有略微夸张的成分，但也足见当时海舶的航行速度已是相当快了。
游客观看海船制造场景
小朋友参观各种江河游船船模
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宋代古沉船，是典型的中型远洋船。据专家解读，该船底部的龙骨，呈尖“V”型，用宽42厘米、厚27厘米的松木三段构成。接位选在弯矩较小的首尾处。榫联的接头形式设计适应可能碰到的各种外力，具有抗惊涛骇浪的能力，保证船的总纵强度。龙骨两端结合处暗凿有1大7小八个圆孔，俗称“保寿孔”，孔内放置铜镜、铜钱、铁钱、五谷种、红布、丝线等物，排列成“七星伴月”状。“保寿孔”是泉州造船的地方性标志，七星代表危礁密布的“七洲洋”（西沙群岛），铜镜则象征光明，红布象征吉祥，铜钱、铁钱、五谷种、丝线等象征财富，表示祈求舟楫平安通过危险海域，商贸发达。这种工艺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船上运用了“水密隔舱”“鱼鳞搭接”“多重船板”等海船建造工艺，船壳板底部为二重，舷侧板为三重，总厚度为18厘米，可减轻船体的自重，又保证必要的强度。船壳板用平接、搭接结合，可减少加强弯板的困难，又不削弱强度。隔舱板用10至12厘米厚杉木榫接而成，全船共有12道隔舱板，分隔成13个水密隔舱。隔舱板与船底板衔接处同扁铁钉（锔钉）相连，隔舱板与船壳板交界处用樟木制成的肋骨加固。船板除了榫接外，并用“钉送”将铁钉打入木板深处。按用处不同，钉有钩钉、宽钉、稟钉、锁钉之分；有三角形、圆形、梭形、带钉帽钉等多种形状。钉眼、锔钉、锔槽及船板间一切缝隙，均用麻丝、竹茹、桐灰等做成的捻料封涂，减少海水对铁钉的锈蚀，并提高船体的水密性。
另外，1976年在泉州东海法石一带又发现一艘南宋末古沉船。1982年5月至9月进行试掘，出土了一批物件。法石古船在造型、结构、工艺和用材等方面，与后渚宋代古沉船有相似的地方，但它也有自己的特点。古船为方龙骨的尖底船，船尾向上高起，由船尾部向船中部逐渐平阔。在古船上发现了较大面积的竹编，系之以绳索，从其厚度和叠迭状况看，应该是船上的竹帆残存，而不是作为遮盖用的竹篷。这种竹帆行驶时挂于桅上，停船时则折叠置于甲板上，用绳索牵引其升降。后来限于当时技术水平，为保护古船，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后，对法石古沉船发掘现场实施就地回填。
对于船舶发展史来说，后渚港和法石发现的古沉船是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它们为现代人描摹出了宋代古船的大致轮廓。
各种战船船模
泉州湾宋代古船
朝廷“大订单”纷至沓来
宋元时期，泉州凭借着悠久的航海传统、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庞大的水陆复合交通运输体系、杰出的航海和造船技术等因素，在传统的中华农业文明中开辟出梯航万国、舶商云集、多元繁荣的世界大港，成为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的杰出典范，成为宋元中国与世界的对话窗口。泉州如今的22处世界文化遗产点，也向世人充分地展现了这一段历史。
元时，泉州依旧是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所造海船，无论从坚固性、稳定性、适航性，特别是水密隔舱的安全设施等，在当时都具有先进水平。同时，泉州的海商、舟师所掌握的海外诸国或地区的航道水情，较宋朝远为详细。每艘大海船都备有指引航线的《针经》或《针簿》，记录由甲地到乙地的航向、时间、周围海域情况，以及陆地、岛屿、山峰的名称，地形地貌特征等，便于识别。这是航海技术的又一大进步。
《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以征日本，敕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造船六百艘”，其中泉州领造200艘；至元十七年（1280年），“敕平滦……扬州、隆兴（南昌）、泉州造船三千艘，敕耽罗发木材给之。”频繁接到来自朝廷的造船“大订单”，让泉州在造船界的风头，一时无两。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泉州所统的海船达1500艘。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春，马可·波罗奉命护送蒙古公主远嫁，经由泉州后渚港出海。他在后来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称：“大汗又下令准备了十四艘船，每船有四桅杆，能扬九帆”“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可容纳船员二百五十或二百六十人。”这些是泉州海船的重要特点。至正二年（1342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来到泉州。他在后来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也提到泉州造船的情况。书中说，中国船分三等，大者曰“镇克（Junk）”，中者曰“艚（Zao）”，三等者曰“咯克姆（Kekam）”。大海船有四层，设备齐全，“每一大船役使千人”，“此种巨船只在中国的刺桐城（泉州）制造，或在广州制造”。元代萨都剌《南安道中》一诗云：“篮舆初下上江船，无数青山入枕边。几处猿啼愁入瘴，五更鸡叫梦朝天。不堪岁月如流水，赖有文章似涌泉。归日乡人问何往，云从海上觅神仙。”展现了舟船在民间的广泛运用。
为适应船型增大、航程增长、航路复杂的新要求，元朝较大型海舶设置多桅和多根船橹，以便把风力和人力的使用结合起来。《马可·波罗游记》中就称，他在刺桐港看到的海船有四桅九帆。为充分利用风力，可根据航向和风向，调整张挂的帆数。为加速或无风时用橹，一般配有8—12根橹，一般橹用4人摇，较大的橹须10—30人方能摇得动。
泉州湾宋代古船采用水密隔舱建造技艺
海船制造场景展示
抗倭斗争推动战舰升级
明初远洋启用了水罗盘，“浮针于水，指向行舟”，不过此时的航海罗盘已精确到24个方位，这是一大进步。明初，海军舰船多由工部下属的都水清吏司负责，其造船业大致有两个系统：一是直接由该司统属的南京龙江造船厂建造，设龙江提举司管理；二是一些地方布政司设立的造船场，由参政或参议兼管。至于沿海都司和卫城建造的战船，或由沿海驻军自行打造，或按所需物料，拨料拨款，交付地方造船场建造。生产的舰船，仿古制的有楼船、蒙冲、走舸等，泉州崇武建城后配备了不少数量的海军舰船，其中的一些就是在崇武本地建造的。
明成化八年（1472年），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到福州，但此后私商不顾官方禁令，仍建造海船进行海上商贸活动。按船型大小不同，当时有大洋船、鸟艚船、小洋船之称。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海禁稍宽。惠安县肖厝村渔民造尖尾大船，冬往浙江南几、北几、普陀等处，春往镇海、铜山捕白鱼（带鱼）。明代“五部尚书”黄克瓒亦有《咏晋江》诗曰：“城枕三峰百蝶开，苍溪数曲绕楼台。江闲萧鼓游人少，天外帆樯估客来。洲渚遥分平野绿，石桥横障晚潮回。舍舟扶杖登高处，万里熏风亦快哉。”可见，民间海上商贸仍在延续。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泉州沿海因抗倭斗争需要，经常修造战船。《崇武所城志·战船》载：“为防倭寇之害，每十百户设官船十只、快船二只，各编字号，在西门外西港边打造。”当时的抗倭名将俞大猷曾亲自督造各种大小战船。对各种船型、性能、施工用料等，在他所著的《洗海近事》中都有记述。俞家军抗倭转战福建、江浙一带沿海，有时要深入河口港汊，有时要追击残寇于外海，故战船须大小不等，吃水深浅不一。性能各异的不同船型的船只，组成一支“混合舰队”，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克敌制胜。在长期海战实践中，逐渐筛选出一些有价值的船型，并趋于定型规范化。以后建造，用料估算就比较方便。《洗海近事》中也有这样记载：“今应所造福船、冬仔、鸟艚各若干只，其船具要高大深长。大约福船以长八丈、阔二丈有零，鸟船以四、五十石载，冬仔亦须极大者。”明末，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相继在南安石井建立造船坊，营造军、商两用船，年造三、五艘，修数十艘。其海商集团的船队，从日本引进“旱针”指南定位。
1981年，泉州湾石湖港海底曾打捞出一具明朝的四爪铁锚，残长2.78米，锚爪对角距2.18米，重758公斤。铁锚由于自身重，抓力强，其停泊能力及操作运用远较木石碇优越，它的运用也代表着船舶制造工艺的发展。
各种帆
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展示的巨大铁锚
帆影打开民众的幸福之路
清代，泉州的航海技术受西方影响较明显，经引进吸收，也创造出自己的成果。清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泉州府同安县人陈伦炯从小就随其父陈昂辨识海道形势，尤其留心海外诸国风土民俗，著有《海国闻见录》上、下两卷。《海国闻见录》下卷绘制了六幅图：四海总图、沿海全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琼州图。在当时测绘技术还较落后的情况下，实在难能可贵。《海国闻见录》还记载：“中国用罗盘、刻沙漏，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一昼夜为十更），每更约得水程60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潮顶风逆则减退之。亦知其处心尚怀疑，又主见某处远山，分别上下山形，用绳砣探水深浅若干，砣底带蜡油，粘探泥沙，各各配合，方为准确。”可见当时远洋船舶已有自己一套探测航行地点位置的技术。清初名臣施世纶的《克澎湖》一诗云：“独承恩遇出征东，仰藉天威远建功。带甲横波摧窟宅，悬兵渡海列艨艟。烟消烽火千帆月，浪卷旌旗万里风。生夺湖山三十六，将军仍是旧英雄。”描绘出施琅将军以艨艟为战船，征克澎湖时的宏大场面。
清雍正七年（1729年），设泉州船厂，修造水师战船，当年承修48艘。另据《清高宗实录》载，清官方造船厂都选址在盛产木材的地方，福建就设有福厂、泉厂、漳厂和台（湾）厂。据《闽政领要》记载，官方的泉州船厂在厦门购买番桅。从东南亚进口的桅木有铁造、蜂仔代番、甘拔、郁木、白犬、卖色、打马等。船舵则用广东产或东南亚产的铁力木（柚木），取其坚韧抗扭曲力强。以后，大海船由于船大桅高，取材困难，“以数木合成，加用铁箍”的“帮接技术”应运而生。当时造船场遍布晋江至惠安沿海一带，如古城东边的后山、后渚、法石和城南的车桥、新街，晋江的石湖、东石，惠安的崇武、白奇等地。
《据船赋》这样概括舟船的品性：“虽载沉而心浮”。船舶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重要工具之一，回望泉州历史中的那些帆影，我们不难发现，古船舶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舟船升帆的背后，涌动的恰是民众渴望富裕、向往幸福、期盼和平的信心与决心。
海船制造流程展示
汴河漕船船模
近海平底船船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