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你可以说自己在它的起点。
”这是《存在与时间》1927年初版后所获的评价之一。作者马丁·海德格尔之所以在后来被称为“哲人中的哲人”，亦端赖这部代表作的担当与成就：追问并解答两千年西方哲学史上遗忘了的根本问题——“存在”问题。也或许正是因其“根本”，即便跨过万里之遥，60年光阴荏苒，1987年中译版《存在与时间》问世后，依旧一时间洛阳纸贵。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学界和文化圈子而言，一度可谓“开谈不说海德格，读尽诗书也枉然”。之于那位来自德国的哲学大家，以及他赖以成名《存在与时间》的研究和讨论，不仅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领域蔚然成风，甚至连彼时的文学青年们也默契地认为，谈恋爱约会时要是不知道那句“人，诗意的栖居”伊于胡底，都是件挺没面子的事。
《存在与时间》书影
作为当年《存在与时间》中译本的主要译介者，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陈嘉映，早已是著名哲学家，学术贯通欧陆现象学与英美分析哲学。除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也是“20世纪两座哲学高峰中的另一座”，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中文版译介者。双峰并峙系于一身，绝非惯常所谓“著作等身”可比。是以真要在当世中国找出一位重新阐述《存在与时间》的学人，陈嘉映当是不二人选。
1987年《存在与时间》中译版出版后，陈嘉映本人也一直在关注它的传播与影响扩散。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学界内外，把这本书通读下来的人少而又少。” 而“从头到尾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则是《存在与时间》的读者们彼此会意，悄然流传的一句笑谈。在陈嘉映看来“这本书（译著）一般有教养的阶层都能读才好，而现在连爱好哲学的读者也难以终读，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文句太麻烦。”
也正是看到了问题所在，1999年时，陈嘉映便编著了《〈存在与时间〉读本》。他的初衷很简单，“为一本很值得读的书，提供一个读者能贯通阅读的本子”。在彼时的《读本》序言结尾，他也写的明白，“读本不能代替译本，就像译本不能代替原著。一般读者应能通过这个读本大致了解《存在与时间》。这时再读译本，就比较容易读懂。就像不十分熟悉德文的人，可以借助中译本来阅读原著。”
又20年，今年6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这本《〈存在与时间〉读本》。新版序中，陈嘉映上来便直陈，“20年来，常有读者说起他或她在读《存在与时间》，苦于读不下来……”或许是年岁渐长，世事洞明，较之当年序言中遣词造句的谆谆，而今的他半是自谦、半是豁达地譬喻道，“大思想家筚路蓝缕，逢山开道遇水架桥，不能指望他们一下子就把思想之路处处建得规整，我们小学者把已经开辟的道路稍作修整，于自己，是一种学习，于读者，也算一件功德，至少比胡乱搭建自己的体系有益些。”
6月23日，带着这本新近再版的《〈存在与时间〉读本》，陈嘉映亮相在北京建投书局举行的新书分享会。主办方将当日讲座的主题定为“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按照海德格尔所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抛入”这个世界、“被抛入”他人之中的。自我与他人、与世界，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也必然相互关联，不可分离。然而就像《存在与时间》原著本身也无意为芸芸众生“量身订制”如何过好这一生的法门，在一个半小时讲座结束后的现场互动环节，依然有不少听众站起身来，在一番小心翼翼地措辞后，将问题落在了“我有一个关于认识自己的个人困惑”上。
活动当日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陈嘉映笑言这委实是自己过往面对学生与读者时常常遇到的情形——人们总是在一番“大道理”的灌输后似有所悟，进而希望得到能解决各自切身困惑的“具体药方”，或者干脆让讲述者谈谈自己是如何开解与勘破的。“如果你真的还在意我对这类问题的看法的话，我在《何为良好生活》（《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陈嘉映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4。笔者注。）有更为小心翼翼地表述。”陈嘉映说。当日的讲座，让他略感惊奇是到场观众远远超过了网上报名的人数，不少人干脆站着或席地而坐听完全程，这让他多少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情形，“1982年还是1981年我到北师大大礼堂（做讲座），窗户上和窗户外全挤满了人。当然我讲得很差，但当时那个氛围确实和现在是有点像。”
“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上世纪80年代存在主义热潮的兴起，和西方在1950年代存在主义兴起时的状况很像：二战之前，西方曾有一个正统的、标准的理想，欧洲人一直觉得他们在向人类的理想发展，到了19世纪末简直觉得已经差不多站到理想那儿了，结果没想到最最残酷、最最野蛮的事情会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对曾经的理想造成了毁灭性的摧毁，这时人们就强烈需要一种新的观念来安放自己。八十年代的中国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青年人在渴求一种心灵的安放之处，存在主义就变得特别地受欢迎。”讲座末了，陈嘉映感慨道。
（编者注：陈嘉映先生采访中提及“海德格尔”，皆称为“海德格”。遵照他的学术习惯，在对话中予以保留）
陈嘉映
【对话】
“1987版《存在与时间》，是华人世界第一次完整翻译这部著作”
澎湃新闻：能否简要回顾下上世纪80年代国内对于海德格尔及其著作传播、研究的状况？
陈嘉映：《存在与时间》译成中文出版后，卖了总共有十万本吧。上世纪80年代最火的时候，不少人硬是啃了下来。但就我所知，身边很多朋友私下也说过，他们都没有读完。这很正常，这本书本来就难读懂。我们这一代学者正好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陆陆续续在读海德格，除了我之外，王炜、王庆节，孙周兴、刘国英等等，基本上当时北大这批学者都在做海德格相关的研究，大家好像有点不约而同。我认为再也没有一个外国哲学家可以在中国收获这么多学者的关注，当年不说半壁江山，全国起码三分之一的哲学学者都在研究海德格的著作。
其实如果要投票的话，海德格对于当代中国学者的影响力应该是排第一的。之后当然还有很多有影响力的学者也纳入研究视野，福柯、阿甘本等等，但总的来说，从学术成就和影响力上讲还是不如他。某种意义上说，大家都会认为海德格是源头。其实从一个学者成长角度来说，新一代学者如果再研究海德格的话，就会显得一直都是前代学者的学生，他们可能不会觉得很舒服，就需要做新一代思想研究的课题。五十来岁的中国学者基本会去做德里达、福柯这批人，三四十岁的学者关注的对象也在更新。
分享会现场
澎湃新闻：能否针对1980年代决定译介《存在与时间》前后的往事稍作回顾，比如我注意到1987年版校对是著名哲学家熊伟先生，也是你北大读书时的老师。
陈嘉映：当时圈子里对《存在与时间》的译介是寄予厚望的。上世纪60年代初熊伟先生曾翻译了《存在与时间》最关键的几个章节，我从1982年开始全书翻译工作，1985年正式脱稿。熊先生这些前辈的工作非常重要，虽然我重新翻译了一遍，但刚开始进入《存在与时间》这本书并不是通过德文原版，就是看熊译版本，某种意义上讲他给我提供了一个范式。操作出版这事是甘阳牵头，并把这本书作为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重中之重，带点宣言性质的作品。甘阳当时比较有想法，他觉得我们应该把近现代以来的哲学著作介绍到国内。那时他是一个文化领袖，在宏观的把握上很到位，对一些人在学术史上地位的感觉和判断，当时是无出其右的。
甘阳、赵越胜等人把当时最牛的一批老学者都请来开研讨会，熊伟先生、王玖兴先生、贺麟先生他们其实跟我们是隔代的，全是爷爷和孙子说话时的谆谆与殷切，这跟爹娘还不一样，完全是爷爷隔代疼孙子的感觉，一点都不挑剔，就是喜欢，对我们的工作是百分百支持。你想当时是一介研究生做译介，印成书出来谁都读不懂，出版社也不好判断这事的价值，一听这帮老先生们集体发声表示肯定，争着抢着要出版。我习惯称“海德格”，但出版界通例译为“海德格尔”，我也不爱去争论。
澎湃新闻：熊伟先生当年在德国弗莱堡大学师从海德格尔，他有没有给你们讲述一些师生间的交往故事？
陈嘉映：德国的教授基本上跟学生没什么私人交往，这点跟美国完全不一样。如海德格和阿伦特间的私交，可能在他本人也是特例。熊先生当年给我们讲过一些过往，也都是课堂上授课、讨论的情形，别的没有。我们当年做学问基本就是埋头干活，对作者周边的情况都不太了解，当时也没有这个意愿。对海德格我就是这样，我拿到他的著作后就开始读，至于他这个人的来龙去脉一开始并不关心。这跟现在我的学生做学问还真不大一样，他们拿到作品后，第一时间就直接上网去查作者生平，作品评价等等相关信息。我们当时90%的时间都是就书论书，心思全在先把这本书读完再说旁的。
澎湃新闻：除了内地学界，港台同行在研究海德格尔及其著述上是怎样的情形?
陈嘉映：港台那边同步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海德格。他们的特点是大多都曾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某种意义而言，科班能力比内地要强一些，但港台文化市场很小。我1990年代初从美国回来，刚开始要建立中国现象学学会的时候，得益于香港同仁很多。当时内地条件来讲，哪怕是开个会，出个会议文集都要借重香港朋友的经费支持。当然，从学术力量来说，内地还是稍微强一些，这也跟文化市场有关系，内地文化市场毕竟比较大，再有就是内地的专家，是在一个更大的基数里选拔和竞争出来的。所以当时港台同行看到内地出版了《存在与时间》中译本反响很大，没想到我们敢翻译这么个大活儿。也是在1987年的时候，台湾地区和香港也都买了版权。所以1987年版的《存在与时间》应该是华人世界第一次完整翻译这部著作。
陈嘉映为读者签名
“谈海德格同纳粹的牵连，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澎湃新闻：按照海德格尔的自述，1927年的初版《存在与时间》有点“急就章”的意思。从该书诞生到他1976年去世，这么长时间他为什么不做一次大的修订，或者说亲自写一个通俗易懂些的“大众读本”？
陈嘉映：海德格当时为了评教授是有点急就章的意思。先是写出第一篇交上去，德国教育部说篇幅不够，又写了第二篇一并呈上，相较而言第二篇写得就更有点着急了些。将心比心地说，写完一本书之后，作者一般都会自感这样或那样的不满和缺憾，总想在之后再做修订和补充，这是人之常情。但人嘛，此一时彼一时，也可能十年后再看，那个心气不在了，或者说又有了新课题要开掘。与其改写过去的著作，还不如写一些新的著述。
澎湃新闻：《存在与时间》1926年成稿后，海德格尔曾在扉页上题写“献给埃德蒙特·胡塞尔，以示敬意和友谊”。在他的学术之路上有过影响或介入的人物，胡塞尔、阿伦特都是犹太人。在你看来，海德格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究竟持什么态度？
陈嘉映：我建议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有三、四位中国学者都写过他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如靳希平之前写过一本《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谈海德格同纳粹以及在对待犹太人的态度，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其实他在纳粹统治期间也帮助过犹太学生，但从他1931年至1975年写于黑色笔记本中的思想札记看，也就是《黑皮书》中也不乏反犹的言论，比如他在1941年写到，“各地的犹太人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在展现其影响力时不需要卷入军事行动，而我们则要牺牲我们精英的鲜血。”
我1987年写《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的时候，就读了一些关于纳粹牵连的材料，作了一些思考，后来也写过一篇文章，《纠缠与疏朗:海德格尔的阿伦特牵连和纳粹牵连》。现在我依然认为要理解这件事情，应该更多地依赖于对历史和人性的透视，而非依赖更多的原始资料。
阿伦特后来也说过，“席卷着海德格整个思想活动的风暴不是发源于我们这个世纪（20世纪），它来自于非常非常古老悠久的年代。”
盟军占领德国之后，就把海德格的纳粹牵连当成一件大事来处理，当时就搜集了很多有关材料。后来，海德格在世界范围内名声越来越响，学界把海德格的纳粹牵连作成了一项公案，抨击海德格的自然要搜集于他不利的证据，为他辩护的则要细细梳理这些证据，同时搜集对他有利的证据。海德格当庭自辩时也提过，比如他虽然没有参加胡塞尔的葬礼，但“彼时他已经被胡塞尔革出师门了。”纳粹统治期间，《存在与时间》一书去掉了给胡塞尔的献词，但海德格也自辩称，“自己依旧在书中明确保留了胡塞尔相关的注释。”
澎湃新闻：我也注意到《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 商务印书馆）也是选择了该书1957年第七版时海德格尔的序言收录，是否也考虑到了这层原因？二战后海德格尔被当局禁止授课，直至1951年才恢复教席。
陈嘉映：是的，《存在与时间》在纳粹统治德国期间也出了好几版。纳粹虽然搞过柏林焚书，但主要针对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学书籍和著述，《存在与时间》本身没有什么政治导向，所以也没有被波及。当然，纳粹也没有借重国家机器去推广过这本书。其实公然焚书那一年，1933年，海德格当选为弗莱堡大学校长，次年他就辞去了校长的位置。他的著作在当时并没有那么显眼，《存在与时间》的价值是日后逐渐体现出来的。
澎湃新闻：海德格尔本人在海外尤其是欧陆学术界是否存在相当的争议？这是否也影响到他的学术地位？
陈嘉映：其实哪都一样，老有人爱搞20世纪最重要的学者名单或者书单之类的活动。我注意到欧洲曾搞过一次“20世纪100名哲学家”的名单，海德格竟然都没有入选。所以你可以看出国外学术机构还是比较忌讳他曾经的立场问题的。但海德格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引起中国人很大的民族情绪，在我们的历史上，可能会对日伪满洲国这段历史印象更深刻一些。其实中国学者包括他的爱好者很早也有讨论海德格尔和纳粹间的关系，但情绪没有那么激烈，基本上也没有影响对他学术地位的判定。
澎湃新闻：关于海德格的评传，你认可的是哪一本？
陈嘉映：德国学者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写的《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是公认海德格最好的传记，中译本也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