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备受关注的“宝妈名”案例，当事人理性的代理律师、郭建梅女士、团队是“数千律师事务所”，很多人说这是有希望的消息。他们到底是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郭建梅代理的一些轰动案例。
来自河北省的女工们在北京服装厂打工。工厂不给他们签合同，长期拖欠工资，一度穷到没钱买卫生用品，工厂要求女工统一吃。食物通常是过期的方便面，门前有两只狼狗，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郭建梅接受了这个案例，案子打了三年，最后为25名女工争取到了该得的工资和经济赔偿金；
② 曾经有一位女员工在打工的时候遭遇老板性侵，最后找到郭建梅，郭建梅女士接受案例后，被告最终背叛强奸罪名成立，被判了有期徒刑4年，这是轰动一时的“山木集团总裁性侵女员工案”；
③ 有一个妻子长期被丈夫关起门来实施家暴，报警社区调和均无用，最后她忍无可忍杀死了丈夫，被判了死刑。郭建梅得知后，在网上帮她举办了避免死刑的联合署名活动，得到大量支持，最终将死刑打成了死缓，这是轰动一时的“李彦以暴制暴杀夫案”；
④ 有一群农村女人，村里的土地政府分钱，但是全部被村里的男人领走，妇女们想寻求帮助，请律师花了十几万，又被记者骗了几万，最后郭建梅代理此案件，打了三年，最终胜诉。
除此之外，轰动一时的“结婚十月家暴致死”的董珊珊案也是由郭建梅的律师所代理的，这之后，她还建议在新法中增加“强制参加学习”的处罚，并明确规定“反家暴主力军”公安机关的具体职责。
这个牛逼的律师，是郭建梅，她还是大作家刘震云的太太，当年刘震云编剧的那个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正是由郭建梅代理的案例所改编的，她曾说：作为一名公益律师，我的理想很简单，让法律的阳光，照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女人，今天，又再次被众人所关注了，因为，她这一次，做了李星星的代理律师，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后，便对“鲍毓明性侵养女”这个案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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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郭建梅出生在河南农村，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充斥着一股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郭建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
郭建梅记得很清楚，在她小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女玩伴，因为是个女孩子，她很小就辍学了，每天割草喂羊。有一个晚上，女孩的爸爸暴打她的妈妈，那个夜晚，村里都听到了女孩妈妈的惨烈叫声，但是没有人敢出头。
过了三四天，郭建梅得知，女孩的妈妈被暴力打死了。
而在郭建梅家里，也没能避免类似的事情。
郭建梅自己的姥姥，因为只生下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就被姥爷休掉了。郭建梅2岁那年，因为两个姐姐都去世了，妈妈害怕是因为家族风水的原因，就把她送给了姥姥养，直到8岁半，才回到父母身边。
而她的奶奶，也因为一辈子害怕爷爷，在家中没有地位，去卖馍的路上，又饿又渴却因为害怕爷爷打她不敢吃，就这样被饿死在了卖馍的路上。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郭建梅，立志一定要靠读书出人头地。
1999年，她考取北京大学的法律系，在大学期间，毕业后，她先后在司法部、全国妇联、《中国律师》杂志社。
而在1995年时，她被《中国律师》杂志社派去了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就是那一次的采访，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在那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她听到了希拉里的演讲：女权即人权。
她第一次听到了人权律师、公益诉讼、妇女维权等新的概念，受到非常大的触动，她感觉到：“这种法律人浑身的毛孔都在张开，迎接阳光。”
在这次的大会推动下，郭建梅联系了同行，决定建立一个NGO（非政府组织），向妇女提供公益的法律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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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5月，郭建梅辞职，专心干自己的公益事业。
在辞职前，她是当时杂志社主编的助理，拿着优厚的薪水，并且内部意见已经宣布她即将被提拔为副主编，那是一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位置，所以她当时辞职的举动是很让人不理解的。
接下来的25年里，郭建梅没有放弃这个神圣的事业，带领着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她们一直在做公益律师，她为12万人提供了无偿的法律帮助，受理咨询的案件高达6万多件，她们一共接手了4000起有关妇女权益和性别平等的诉讼案例，而其中，重大典型的案例，则高达300余件。
在文章开头举例的好几个案例，都是曾经在社会引起一时轰动的案例，而在这个过程中，郭建梅没有赚取钱财。
很多前来求助的人，家里根本没钱，一进来就跪下来求郭建梅，而这类的案例中，很多对手，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很多人公开说要“教训她们”，也曾经半夜三更被人前来报复。
而在这样的付出中，郭建梅也曾遇到一些让人寒心的事。
2007年，她和同事们帮助内蒙古的28位女性客户，当事人在农村土地赔偿时，因为女性的身份，拿不到一分钱。她们请律师，花了十几万，又遇到假记者，被骗取几万。
郭建梅团队接手这个案例后，用了三年的时间，最终翻案，让28位女性，共获得1100万元的高额赔偿，并且每人还获得一套临街二层的小洋楼。
但是当案例成功后，郭建梅想联系她们，将成功案例上报宣传时，却发现这28名女性全部都更换了联系方式，从此消失了。
这件事让郭建梅很伤心，她说，我一早就声明了是免费的，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呢？
“她们躲着我，怕我们要钱。”郭建梅说。
不过幸好，绝大多数的人你还是很感激她们的，所以他们的办公室经常会收到来自各地寄来的东西。
但是在这样高压力的工作下，面对全部都是负能量的案例，看着当事人有的自杀，有的案子失败，负面情绪一直围绕着她，她还是病了，那段时间，她状态很不好。
她去看了心理医生，被诊断为中度抑郁，重度焦虑。
在治疗的这段时间，她停下了工作，家人陪伴她去旅游散心，在最难捱的那段日子里，她还曾只身登上了峨眉山，在山上的寺庙里，住了十来天，她们每天四点，早起打坐，念经，下午散心，一直吃素。
也就是在这个经历下，她也找到了一定的平衡点，她知道，她无法帮助所有的受害者，只要自己尽心尽力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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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她们团队创造的神话有很多，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者之一，从始至终，她一直在为女性争取法律保护。
2016年，在北京通过了一项打击家庭暴力的法律，而这个，就是郭建梅和维护妇女权利的活动人士努力的结果。
她真的，太想为中国女性做点什么了。正是这样的“冲劲”，也让她得到了很多荣誉。
2019年，郭建梅成为第40届“诺贝尔替代奖”（又名诺贝尔环境奖），这个就奖于1980年创立，专门奖励在环境和生态保护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家。
这个奖到今天为止，全世界70个国家中，只有174个人获奖，而郭建梅就是其中一个。
2005年，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2007年，她获得了“全球女性领导者”奖章；
2010年 ， 获得法国西蒙·德·波伏娃女权奖，同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正义人物”；2011年，获得“国际妇女勇气奖”。
她真的，配得上今天的荣誉。
不仅如此，郭建梅的老公，正是大作家刘震云，这几十年来，她能不考虑经济状况投入公益事业中，也得益于老公的“赚钱养家”的支持。
刘震云也曾经参照妻子郭建梅的一位当事人创作了一部《我不是潘金莲》，电影在2016年上映，影响也是很深厚，由范冰冰饰演，女主角李玉莲被前夫说成是潘金莲，为了捍卫自尊，李玉莲就走上了维权的路，从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郭建梅对这部片子的评价是：真实，但是真实得不够。
是的，能被大众所看到的，还是有美化的成分，真正在生活中演绎的，或许更让人感受到了赤裸裸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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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梅和其“千千律师事务所”团队所为弱势群体所做的事情，远不止文中所写的这些，她创造的价值对社会来讲，是无价的，她说：“我是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发声”。
是的，她还深刻记得小时候的事情，记得最爱她的姥姥所受的委屈，现在的郭建梅，已经60岁了，然而她还会经常想起姥姥，小时候姥姥带她去买的饼干 ，她到现在都还在吃。
她记得她的来时路，所以不管做律师能赚多少钱，她都坚持为弱势群体发声，哪怕没有金钱的报酬。
有些律师，不能称之为律师，因为他们在为鲍毓明这样的人辩解犯罪，他们不配称为律师；
而有些律师如郭建梅，也不能称之为律师，因为他们的灵魂早已高过律师职业，她们更像是天使。
这一次，这个“姐姐真的来了”，鲍某明这件案例，逃脱不了这个女人的手掌。
鲍某明，你等着；
李星星，你别怕。
作者：
谢四毛，情感咨询师，自由撰稿人，头条青云计划获奖者，一个感性而不矫情的好姑娘，欢迎您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