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旧照片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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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时像顽皮的松鼠一样，把秘密藏在意外的地方，只要足够细心就能看到。
这是我在面对下面这张照片时的感慨。
▲ 日军在刘家行和中国军队的激战
这不是电影中的镜头，而是一张拍摄于1937年9月的真实历史照片，拍摄它的是日本《世界画报》的随军记者。令人惊讶的是这居然是一张彩色照片。
彩色照片的发明是很早的事情，1861年5月17日，英国摄影师麦斯威尔用三原色相加混合也就是加色法方法，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图像。中国并非没有彩色照片，甚至还有美军记者用摄影机和彩色胶片拍下了抗战时期的延安。
但总的来说彩色照相技术对于二十世纪前期的远东来说是比较稀罕的事情。即便是作为远东唯一工业国的日本，也不大可能在1937年给战地记者配发这么昂贵的底片。日本杂志发表的这些照片都是通过人工上色后达到彩色效果的。这应该算是“准彩色照片”。
▲ 这张照片刊载于其第十三卷第十一期，属《日支大事变号 第三辑》，封面也是一张准彩色照片
这部创刊于1932年的杂志一直追踪着中日战争的脚步，而且在制作上颇为用心，其编辑阵容在当时日本的诸多媒体中属于佼佼者。他们的记者也经常能抢到一些独家照片。
▲ 该刊同期的另一张准彩色照片，展示了一个精彩的历史瞬间
日本皇室派往上海前线镀金的伏见宫博义王殿下在指挥军舰炮击中国阵地时，被中国炮兵击伤，这背后是张发奎部浦东炮兵一次巧妙的伏击，不过该杂志不但披露了该亲王中弹后的形象，而且无意中说出了我们不太了解的另一件事情：亲王被击伤同时，他身边还有一个叫做早川干夫的中佐和另一名军官也被击伤，看来这一炮中国炮兵打得效率极高。
关于刘家行这张照片，应该说，只要稍稍了解这张照片的背景，便可以发现它给了我们相当多的历史信息。
▲ 刘家行，即刘行镇，至今仍保留了1937年的某种风貌
▲ 日本战时明信片之一
刘家行位于上海宝山县罗店镇与旧上海市中心地区闸北连线的正中央，东面是宝山县城，战略上十分重要。
1937年9月7日，日军攻陷宝山，姚子青营长以下守军全部牺牲，敌随即西进，陷杨行、月浦等地，意图包抄我军左翼，其第三师团主力猛扑刘家行。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急调第15师、160师固守刘行。两军在这条战线上苦战达三个星期之久，日军始终不能拿下这个要点，所以，这里与罗店、八字桥等地并称，均被认为是淞沪战役打得最激烈的地点之一。
▲ 日军战时明信片之二
需要一提的是，在淞沪战役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大规模的支援行动，发动群众、组织服务，发挥了重要的和无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对于研究抗战的行家而言，它本身的拍摄内容并不比附录的两张日军战时明信片更丰富，展示的不过是一队被中国军队的机枪子弹按在泥地上的日本兵罢了，描述起来乏善可陈。这张照片的价值似乎更多在其背景而不是本身，那么，老萨为什么对它特别在意呢？
▲ 只因为在这张照片上，笔者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细节——在照片左侧，无意中包含了这样一个不完整的地标性建筑
▲ 再放大一点
由于并不在对焦的中心，如果不是正好日方杂志社发表上色的时候加以强化处理，这上面的字迹是很难分辨的。现在可以判断，这应该是一座纪念碑或铜像一类的底座，上面有“袁观X、钱印霞、刘调篪（疑似）先生纪念”的字样，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座纪念碑是当时流行的混凝土材料制作，可以依稀看出碑面略呈凹进的弧形，边框阴线一应俱全，设计颇为精美。
这几位先生是什么人？为什么在这里有一个纪念碑呢？会不会是上色的日本技师随手放了几个汉字在这里？
抱着好奇的心态搜索了一下这几个名字，袁、刘二位没有有价值的信息，但搜索正中的“钱印霞”先生时，找到了一位相当可能的人物。
资料显示，民国初年上海的确有一位钱印霞先生，他是《宝山县续志》的编撰者，本名“钱冷”（实应为“钱汵”）。
搜索“钱冷”，又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了。看来，这几位也许是当地的文化名人，在文化人吃香的时代，有人给这几位饱学的先生立了个碑？
至此，也就是慨叹一下世风日下，否则南派三叔和月关也应该有人给立个碑哈……然而，在《上海市志》里面看钱印霞先生的相关信息，却发现原来先生的大名宛然另一种写法——钱淦！
顺着这个线索查找下去，一张钱印霞先生的照片便跳了出来：
▲ 钱淦（1875年 - 1922年），字印霞，宝山真如人，和钱信忠、钱正英两位属于同族
钱先生的生平，比一个编纂了《宝山县续志》要丰富得多。他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位列二甲第八十名，授翰林院庶吉士，送进士馆学习法政。公派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1907年毕业回国，授翰林院编修——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毕业的翰林院编修？
后回乡，辛亥革命爆发后，宝山地方公推他为民政长，后改任县知事。
在任期间整顿财政，详定赋锐征解，行政经费开支细数，印发给各市、乡，公开理财；两年后奉省令调任省公署内务司任统计处主任，历时六个月，编成《江苏省内务行政报告书》，之后历任经界局秘书、财政部新税处筹备员。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兼时局动乱，辞职回乡。
1917年，他当选江苏省议会议员，向议会提出海塘经费应由国库拨款的议案，经议会讲话讨论后，报经省署同意，于是海塘大修、岁修的经费得到了解决，使民间财力得到宽舒，海塘的险处得以修固，为民造福不小。
同年，经公推成为《宝山县续志》总纂，历时三年余修成。
旋经推荐出任县交通事务局长，筹划筑路，日夜操劳，他规划了县境内南北和东西两条干线，并努力筹款，筑成南北干线（即今沪太路），1922年春通车，接着又测定东西干线（今同济路以西的宝刘路），未及亲临施工，便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卒于交通事务局内，终年48岁。
写到此处，心中忽然一痛。吾友章骞，《无畏之海》的作者，也是眷恋故土，游学十余年后终于还是回到上海，却一样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纪也是48岁。这个温文尔雅的沪上才子，带回来的资料便有一个集装箱，而去世前二十分钟，还在和编辑讨论新书事宜。
看来“钱冷”云云，很可能是用五笔字型打错了字。
我想，淞沪之战，双方都沿公路铁路布防进退，这一碑，莫非是为钱印霞先生修路的功绩而建？
可惜，在相关资料中没有找到任何相应的记录。以当时战斗的激烈，这块碑只怕早已毁于战火，也许，这张照片便是它唯一的记录。
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推测竟然在另一张日军当时拍摄的照片中得到了印证。
这张照片中的建筑上有“刘行站”三字，应是刘家行汽车站的意思，而有钱先生纪念碑的那张照片上，右侧的建筑宛然有“行站”二字，对比起来，正是一座房子。
因为钱先生这位宝山本地人修了一条惠及乡梓的公路，并因此去世，大家为他在车站对面修了这座碑以示纪念吧。
当世界已经忘记钱先生的时候，历史让我们用这样奇特的一种方式想起了他。
可惜，这座碑的全貌始终不曾找到，大约只有1937年前刘家行的人们还有印象了，而袁、刘二先生又是何许人也，也无从考证。
也罢，就当一道历史谜题留下来吧——在历史的缝隙间寻找一个个隐藏的真相，这感觉，恐怕只有福尔摩斯能够比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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