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的女人#
今天是2021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
2020年，被定义为“中国女性主义大年”：女性意识的不断崛起成为愈发显见的互联网景观，女性作为消费者的商业价值被资本和文化市场前所未有地肯定。
高歌猛进毕竟只是一面，同样不容忽视的是——
新冠疫情下，人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激变之中，性别平等的总体状况、女性和各种弱势群体的总体状况，却在普遍、持续地恶化。
“女拳”与“女权”之争的背后，是高度极化的情感对峙；性侵害、虐杀、情感暴力频上热搜，人们尚未开拓出女性安全的应许之地；离婚冷静期、生育权、家务劳动分配的讨论，更展示出女性生命体验中那些曾不为人知的隐秘与龃龉。
身为女性，我们需要被看见。
身为女性，我们也需要看见更多——
看见那些曾被遮蔽的女性生活图景，看见弥散在真实生活空间里的苦难；
看见幻梦堆叠之下对女性想象的匮乏，看见女性主义正在被资本演化成某种无害的时尚；
看见来路上曾经历的战斗，看见真正的变革仍有待发生。
在这一天，我们与你一道，决心用任何一种形态、用任何一种可能性，去提供不彻底沉沦的可能，去争取未来——像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她们一样。
WOMEN’S DAY MARCH, LONDON, 1975
（图源：FOUR CORNERS BOOKS）
01浮出历史地表：“她”字本有千百种写法
“2020年，是中国女性主义大年”，青年文化研究者张安定在一次活动中说道，与此同时，他也指出：“这一个大幕不过才刚刚打开，关于女性的苦难与不平等的呈现，才刚刚开始。”[1]
2020年2月，团中央宣布“江山娇”、“红旗漫”两个官方虚拟偶像上线
(图源：微博用户@共青团中央)
2020年2月17日，某部门在微博宣布“江山娇”与“红旗漫”两个官方虚拟偶像上线。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质疑——“江山娇，你也来月经吗？”“江山娇，你也被家暴吗？”“江山娇，你晚上出门吗？”后有网友将一系列的质问做成视频，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江山娇，你回答我”
(图源：moage.cn)
上线六小时后，共某部门撤下虚拟偶像。
这些质问，并不是简单的大众情感宣泄，它们暴露出那些不断被遮蔽，但终将冲破迷雾的女性生存困境——
女性抗疫工作者口中的“月经”被剪掉；女性遭遇家暴无法得到及时援助；滴滴平台在恶性案件后出台政策：晚八点后，不为女性提供顺风车服务。
8月，一条热搜“散装卫生巾”将月经贫困带入到大众讨论之中。因其低廉的价格，一度让网友以为是“三无产品”（后被证实，该产品虽有相关资质，但按照标准，卫生巾并不可以散装出售）。
有人在淘宝评论区问道：购买这么廉价的“三无卫生巾”用了不怕出问题吗？买家回复：“我有难处。”
冲上热搜的“散装卫生巾”
(图源：微博用户@散装卫生巾不是三无产品)
一件小小的商品，暴露出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深刻隔阂，关乎性别，也关乎阶层。
当女性群体正在通过强大的消费能力“浮出历史地表”之时，仍旧有女性，甚至是更多女性的生存图景，依然沉没在地表之下——
2020年10月，“假靳东”事件走进公众视野。61岁的女子黄月（化名）曾离家出走并执意要与丈夫离婚。
她说，自己已和“靳东”在网上相恋多年，对方许给她钱和房子，给了她从未拥有的体贴与爱。她不肯相信节目专家对网骗套路的“拆穿”，她坚信靳东在抖音上向全国人民宣布了对自己的爱，“不可能是假的，我的好、我的美、我的人、我的心、我的善，全部被他唱出去了。”
“黄月”在节目中，坚称“靳东”在全国人民面前宣誓了对自己的爱
(图源：erathsky)
围困在婚姻、生育与家庭的罗网中，一生没有体验过爱情，手机上的那个“他”成为了“黄月们”灰暗人生唯一的光点。拽住这根稻草，她选择出走，那一端却没有出路。
事实上，“假靳东”账号上只是一些质量低劣的合成视频。冒充者利用靳东的公开素材，合成制作一系列嘘寒问暖的问好视频。而在这些账号的留言区，大量深陷恋爱情愫的妇女吐露心声，为爱留言。随后，大家发现，各类社交媒体上，“假明星骗中老年妇女买货”的套路很常见，受害者远不止黄阿姨一人。
抖音上的假“靳东”
(图源：南方都市报)
出走，同样发生在五十六岁的苏敏身上。回望自己的人生，苏敏判断自己三十多年的婚姻，像是“从一个隧道进入另一个隧道”，昏暗、无声、压抑。她开走了自己打工赚钱买来的大众Polo，离开家庭，自驾上路，往南方去。
出走的苏敏
(图源：微博@五十岁阿姨自驾游)
暴露在公众面前的这些“娜拉式”的出走，是幸与不幸交织的孤例——在更广大的角落里，还有更多女性，无法出走，无从解脱，在幽暗中辗转反侧，把岁月湮没于鸡毛蒜皮之下，没能留下姓名。
就像那个叫“喂”的布依族女人，从贵州晴隆被卖到河南辉县。三十五年间，结婚、生子、养育孙辈，没有人懂她的语言，没有人知晓她的名字。[2]
被拐卖的布依族女人“德良“，三十五年里，在语言不通的夫家一直被叫作“喂”
(图源：微博@五十岁阿姨自驾游)
02幻梦堆叠下的突围与退守：如何想象女性可能？
“年龄焦虑”，是今年大众文化产业试图追问的一大女性命题。
前有大型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后有电视剧《三十而已》，都声称要展现青春过境的女性如何活出自我。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节目宣传照
(图源：《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组)
然而，《乘风破浪的姐姐》与其说是在鼓励姐姐们打破青春崇拜，呈现中年女性的另一种样态，不如说是让姐姐们在聚光灯下重新做回少女。
《三十而已》中，编剧试图在三位女性角色身上展开对性别议题的讨论，但是最终却沦为话题热度的奴隶，成为靠小视频挂在热搜上播完的剧集，根本无力将现实问题做更深一步的展开，反而退回更为保守与苍白的路径。
《三十而已》宣传照
(图源：《三十而已》剧组)
无论是姐姐们，还是顾佳、钟晓芹、王漫妮，都在向当下的审美妥协，其间所借重的慕强逻辑与被包装的阶级化审美，展现了一场消费主义的狂欢。
在ta们宣称挑战“三十岁”——一道女性人生中的重要门槛时，需要有人去思考：是谁制造了这道门槛，是谁在给女性的人生划界？
直到近日，资深记者易立竞登上《吐槽大会》，借吐槽主咖李若彤的机会摆出一道追问，“中年女性一定要追求少女感吗？”
以犀利著称的资深记者易立竞登上《吐槽大会》舞台
(图源：截自《吐槽大会》)
一语揭穿这些打着突破“30+焦虑”的幌子的节目们，仍然在回护青春崇拜的神话。在文化产品的生产线上，中年以及老年女性仍然近乎失语。
《人物》杂志的评价不无精准：“跨出一小步，又后退一大步。”[3]
这句评论巧妙地描述出当下大众文化塑造女性形象时所遭遇的窘境——时至今日，仍旧没有找寻到新的女性叙事方式，我们的想象力是如此匮乏。
我们似乎忘记了，女性从来不该以一副面孔示人，定义女性的标准也从来不该被局限。不同阶段的生命经验，会给予女性不同的美丽与真实。
正如2019年的FIRST青年电影节闭幕式上，中生代女演员海清的喊话：岁月在赋予女性皱纹的同时，也给予她们经验和阅历，让她们变得宽容善良、善于沟通，足够专业。[4]
蹭上女性主义热度的作品，曾应许给大众一个突围的幻梦，然后又硬生生地打碎了它——正如文化研究者戴锦华所说，勃兴的大众文化工业，以其极为健硕的胃口，吞咽、消化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批判性社会力量，将其演化成某种无害的文化时尚与时髦点缀。[5]
03“女拳VS女权”：激烈的情感对峙模糊真实问题
文化工业中一大波女性榜样的出现，呼应了女性意识的觉醒，然而，赛博空间也充满对立群体间的相互攻讦。
一次次的讨论沦为常识的重提和情绪浮泛的废墟，反观现实，“镜城”之中依旧鬼影重重。
戴锦华在一次访谈中描述“镜城”：“无数面镜子相互映照，以至于我们丧失了真实的空间和时间感，以至于我们不能度量和判断。在中国，我们的结构不断在摧毁，不断被形构，新的结构出现的时候，一些光怪陆离的、美妙动人的新的镜像出现，我们又被迷惑或者被激怒。”[6]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研究者戴锦华
(图源：戴锦华：“当你愤而投身于网络战争的时候，对不起，你在为你的敌手贡献流量”，bilibili)
“女拳”作为2020年一个重要的流行语，无疑反映了某种时代情绪——一边是女性意识觉醒之后的激烈与批判，一边是对立群体将其污名为“打拳”。
“拳”与“权”同音，是对“女权”的嘲讽与否定。“女拳”，是来自群体外部的“他指”，而非一种经由自我认同的内部身份标识。
在频频的对立中，有人坚称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而是“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是比女权主义更为温和吧？女权是否在追求特权？女权主义听着像是要“打拳”啊？
“女性主义，一个全新的概念，指女性应该与男性拥有平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
(图源：born-feminist, Voices of youth）
其实，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都是对feminism这一概念的翻译。
“要平权不要女权”则更是一桩荒诞的误解——其荒诞程度不亚于在黑人平权运动者高喊“Black lives matter”（黑人性命攸关，也译作“黑人的命也是命”、“黑命贵”）时，拿“All lives matter”（所有人的命都是命）作为回应。
“激进”与“温和”的划分，其实来自女权主义内部理论的分野，比如：自由主义女权、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等等。
无论“主义”如何划分，她们所面临的都是同样的问题，在她们面前的也是同一个世界。
2020年12月25日，脱口秀演员杨笠在视频节目《脱口秀反跨年》中再次就性别议题展开自己的观点陈述，#杨笠 男人还有底线呢#、#杨笠 没有男人我会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等热搜话题频繁出现，一如她此前的观点，再度将性别议题在互联网上引爆。
脱口秀演员杨笠说出“普且信”的年度名场面
(图源：截自节目《脱口秀大会》)
在作者看来，杨笠的整场演出最有意思的内容，并不是引爆全网的观点输出，而是她在演出末了分享的故事——
“我去医院摘除子宫内膜息肉，做手术的是男医生，整个过程都非常专业，没有丝毫的尴尬或者不愉快，那一刻是我今年感受最好的一刻。那种感觉就是我第一次躺在一个男人面前，我们两个心里都非常坦然，没有任何杂念，他就是为了救我。我觉得我已经不只是一个女人了，我就是一个人。”
如果说，女性主义，或曰女权主义有什么目标的话，那么或许就像杨笠这个故事里讲的那样，男人和女人，不再作为男人和女人，而是作为人本身，作为一个独立而自足的个体，自由地活着。
毕竟，女权主义，追求的是女性的解放，同时也是人的解放。
第四代导演黄蜀芹谈及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时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我在想，如果有一种女性电影的话，就是在那个通常坐南朝北的、窗子也是南北向的房子里，往东西的墙上开一扇窗。”[7]
第四代导演黄蜀芹
(图源：1905电影网)
在当下的世界，女权主义和任何东西都一样，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信仰，是切肤之痛，是立场，是智识，是尺度；而对于一些人，只是一门知识，一桩见闻，或者是一张门票，一门生意。
而在我们看来，女性主义代表重构世界的一个想象——“女性主义不是包罗万象、包治百病的全面社会解决方案，而是开启另类选择、另类实践与想象的灵感来源之一······是对一个可能消除苦难、包容差异的全新空间的想象。”[5]
04庆祝妇女节：剥去“女神”、“女生”、“女王”的糖衣
近几年的3月7日，全国各大高校都在争相举办“女生节”。“女生节”滥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21世纪，女生节经过全中国大陆的各级高校学生会或民间的引进，在高校中逐渐风靡。
高校女生节标语
(图源：新闻网)
曾登上《奇葩说》舞台的辩手、演员范湉湉也是女生节的支持者，她认为，很多女性都不愿意被称为妇女，留恋在“女生”这个阶段不愿长大，过“女生节”是她们的权利，也是她们的骄傲。
范湉湉指出，女孩子不愿意被说成“妇女”，因此最需要过的是“女生节”
(图源：每日头条)
后来，女神节、女王节也应运而生。“女生”、“女神”、“女王”，自此替代了那个“不合时宜”的、“尴尬”的名字“妇女”。
在人们的想象里，“女生”是青春亮丽的，被人悉心呵护的；“女神”是万众瞩目的，被人顶礼膜拜的；“女王”是骄傲高贵的，是“今天的我，你爱理不理；明天的我，你高攀不起”。
而“妇女”好像是带有年龄色彩的，是带有阶级属性的，更是和劳动相连的——如果给她画一张像，她可能是灰头土脸、面目不清的“黄脸婆”。
固然，汉语惯常的用法中，“妇女”联结着一些负面的印象，妇女节的“改头换面”，也表现了女性日益提高的消费能力和市场地位——美丽的别名，正是商家创造出的取悦女性的梦幻泡泡。
但我们不能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何出发：
这是一个有政治含义、有历史意义的节日。
妇女节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57年，在美国纽约，女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非人道的工作环境、12小时工作制与不合理的低薪。
1908年3月8日，1500名妇女在纽约市游行，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劳动报酬，享有选举权，禁止使用童工。她们提出口号“面包与玫瑰”(BREAD AND ROSES)——在要求公平待遇的基础上，女性在追求生命尊严与更好的生活质量。
1912年，马萨诸塞州“面包和玫瑰”罢工
（图源：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 online exhibition）
1977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邀请会员国将3月8日设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rking Women's Day，IWD），也被称为“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
联合国设立这一节日的初衷，是纪念在1911年美国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火灾中丧生的140多名女工。在每年的3月8日，世界各国一道，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也提醒人们关注女性权利，为女性发声。
美国，女性大游行
(图源：盖蒂图片社)
它肯定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贡献，呼吁保障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生存和发展，是为妇女争取更平等的权利，获得更平等美好的生活环境而设立的节日。
中国第一次庆祝妇女节是在1922年。1927年，在中国广州，25000多名各界代表参与妇女节游行。1949年后，“三八”妇女节，作为法定节日被确立下来。
近年来，“劳动妇女”的说法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人们先是去掉作为定语的“劳动”，再把“妇女”替换成各种梦幻的别名。
女性有这样的自由，作一个长不大的女生、作光芒四射的女神、作独当一面的女王。
但当我们度过这一天时——
别忘了，那些曾为女性走出家门、踏入公共空间，成为劳动妇女所付出的艰辛斗争；
别忘了，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价值永远值得骄傲，劳动妇女永远不能成为一种污名。
在妇女节前夕，某电商平台推出“致女性的二十六行诗”企划，用二十六个品牌的首字母写就致敬女性的诗歌。
(图源：天猫)
资本的取悦和催眠不会承诺给女性带来独立，终极自由和权利不可能经由“买买买”实现。唯有当我们作为劳动者进入公共空间时，这一切，才由自己争取。
05在战斗中迎来解放：“解放的思想需要解放的理论”
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解放的思想需要解放的理论。”[8]
日本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
(图源：亚时财经)
当代中国女性的解放没有从一个由外部推动的变革，转化为一个自我和性别变革的过程，其间仍旧召唤着一场葛兰西所谓的“文化变革”——在社会政治、经济、组织结构方式发生巨大变革之后，必须伴随着一个文化的过程，以便“重新安置人”。[9]
1949年之后，“男女都一样”的话语及其社会实践，在实现性别平等的同时，完成了对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群体的否认，它同时意味着对性别差异的抹除与遮蔽。
一个历史怪圈出现了，男性规范成为了所有人的规范，“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一样能做到”。于是，这一场女性解放，使得“女性”不再存在。这就是克里斯蒂娃所总结的“花木兰”境遇——花木兰的存在使得女性的主体位置得以凸显，但是她只能化装为男性出现。[10]
五十年代的中国女性
(图源：“In its seven decades, China lived through famine, class struggle, and an astonishing economic rise”, Quartz)
而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者的启蒙，大多来自于八九十年代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哲学家、第二波女权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西蒙娜·德·波伏娃。
（图源：法国思想长廊，RFI）
对欧美白人中产阶级知识女性首倡的女性主义理论的截取，更加符合中国城市知识女性的社会生存问题和文化困惑，更广大的中国妇女——城市下层劳动妇女与乡村妇女的议题仍然遭到一定的忽视和搁置。[5]
当女性主义意识在相对年轻、居住在城市、受教育较高、消费水平也较强的网民中传播开来时，当“黄月”、苏敏的故事被大众熟知时，仍有一部分劳动妇女的社会生存图景沉默在文化地表之下。
不断涌现的现实问题，要求着我们将思考向更深处漫溯。但是，对女性主义实践的批判性反思绝不意味着可以容忍扁平化、妖魔化的理解—— “女权主义者都是老拳师”、“女权主义者是中产阶级的虚伪游戏”、“女权主义是无用的政治正确”、“女权主义是······”······
如何迈过不同女性群体生命经验中的鸿沟，去体会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命运，在真实社会中打开、审视、思考女性主义理论，并在其中解放自己，这正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问题。
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一天，让我们一同继承战斗的遗产，也决心清偿之前的战斗所遗留的债务。
最后，祝各位国际劳动妇女节快乐！明天会更好！
作者丨吴俊燊 姚佳
编辑丨姚佳 余涵萱 刘文利
排版丨陈慧琳
视觉丨谢伊霞 Tenlossiby
校对丨蕉蕉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出品
参考文献：
[1] 新京报书评周刊.普通女性被看见的一年|追问2020.2020-12-21.
[2] 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一个名字叫“喂”的女人.2020-11-04.
[3] 人物.《三十而已》：跨出一小步，又后退一大步.2020-08-04.
[4] 新京报书评周刊. 《乘风破浪的姐姐》未播先火：女性年龄，“一个万劫不复的数字”.2020-05-13.
[5] 戴锦华. 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6] 沈奕斐. 妇女节VS女生节，争的是什么. 上观网站. 2016-03-08 [2019-03-11]
[7]播客节目.戴锦华、阿雅、余雅琴.性别与叙事：女人的故事和书写故事的女人.2020-12-21
[8]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9]戴锦华.犹在镜中[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
[10]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