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悦 非虚构影像媒体Figure创始人
2020一整年，除了年初在武汉拍了70天「新冠」，我和Figure团队拍得最多的可能就数音乐人了。
这个名单里有我的老朋友：小河、张玮玮、小老虎、九连真人；还有一些新拍摄对象，比如我们记录了一支国内小众的乐队「重塑雕像的权利」一举成名的戏剧性过程，与此同时，我还在「乐夏2」的专业乐迷席见证了五条人和木马两支喜欢了多年的乐队，以一种被娱乐工业「重塑」的方式真正跃入大众视野。然而，当年底同事问我如果让你在Figure一年拍摄过的这个名单里选择一个年度音乐人物你会选谁，我的答案可能谁都不会想到：目染乐队的吉他手顾亚。
我相信没什么人知道他和这支乐队，更没多少人听过他的作品，但你很可能看过他另外的作品，那些在2020年社交网络火爆出圈的短视频，更本质的是爆款背后他真正的作品——两支山区小学生乐队。
那些声音
6月，我刚完成离开武汉后的隔离，陪小河在上海做「寻谣计划」，打捞民间濒临遗失的童谣，那是今年我和小河合作做的最美好的一件事情。但饶是如此，我发现自己的耳朵和大脑还停留在武汉三镇的那些记忆中——关于武汉的记忆是被那些声音连缀而成的：阳台上的锣声、黑夜里的哨声、医院走廊外的哭声和红区的喘息声，还有江汉关的钟声……那段日子，一闭上眼睛，就是红区病房监护仪器「滴滴滴」的报警声。
我跟小河回忆过第一次进武汉肺科医院ICU时的情景。临出发前，我煞有介事地指挥摄影师，你们没进过ICU，你进去注意听哪张病床的监护仪器在报警，当你不知道拍什么的时候你就拍那张床的病人。但第一次进入ICU那道厚厚的金属门后，我和摄影师还是都懵了，因为每一张床的监护器都在报警。
就像一根承受千钧之力的弹簧，突然撤去这强压的外力它没有了弹性，在坚持完超负荷的70天疫情拍摄后，我的身体和心理在隔离完的那段时间陷入泥潭、濒临崩溃。我试图靠音乐拉住自己，但它们无法驱散我大脑里的那些声音。直到6月底的某一天，我刷手机看到了一群山区的小女孩组成的乐队，她们在唱着痛仰的「萨菲娜」，我一下惊住了。
小学生乐队不多见，但我不会讶异；山区小学的乐队更是罕见，但也不至于震惊。可是视频里这几个穿着宽大校服、皮肤黝黑、眼神纯清的小女孩在简陋乡村教室里居然唱着摇滚，这一幕仍然超越了我的既有认知。这是一种不亚于我在武汉第一次进入ICU的震撼，只是前者是一种熟悉的昨日世界的崩塌，而她们则意味着乌云中射出的光，尘埃里升起的希望，于静默之处听到的惊雷。
我在网上搜寻一个个她们的视频。用手机拍下这些视频的人叫顾亚，他的个人主页上写着：「组过萝队，弹过琵琶，2014，执教海嘎。」他先是把这些看上去很粗糙的排练视频传到抖音，突如其来的潮水般的评论和点赞让他吃惊，接着在其他短视频平台和微博上也火了。
一群农村小学的女孩唱哭了很多成年人。她们在日常排练中练得最多的是痛仰，也唱张玮玮和新裤子的歌。这几位歌手大多是我熟悉的朋友，曾经无数次在演出现场和各种场合挺过本尊演唱，可这些简单的竖屏视频却一次次把我看得眼眶湿润、心头一热。看得越多，我就越想见到这两支叫做「遇」和「未知少年」的乐队，和她们背后这个洒下音乐种子的人。
一切没那么糟
7月5日，我看到「未知少年」唱「萨菲娜」的视频，抑制不住激动给这首歌的原唱、痛仰主唱高虎发微信，问他看到这些女孩的视频了吗，虎哥回我，不但看了，痛仰的官微还转了。我这才知道痛仰经纪人潘浩已经主动联系过顾亚老师，表达了对他们的喜爱和鼓励，还表示以后痛仰到贵州演出的话，会争取去看望他们。
但潘浩告诉我痛仰最近几个月都不会有贵州的演出，我等不及了，直接跟高虎提出能不能请痛仰的几位哥哥随我上一趟山，让Figure把两个代际的摇滚乐队相遇的故事拍成一支短片。
「完全没问题。」虎哥回答我，痛仰乐队决心赴这场千里之约。
我的制片给他们6位成员从6个不同城市订了去贵州六盘水的机票。这是疫情之后，痛仰乐队首次全员相聚，他们居然是在贵州海拔最高的「韭菜坪」山上第一次全员排练，甚至也是第一次在线下的全员演出——中国最出名的摇滚乐队要与小学生乐队一起，燥一场大山里的音乐会。
张玮玮也想来，但最终因为他密集的演出行程错过了。后来见面时，我给他看手机里高虎去六年级吉他手龙娇家家访时一起唱「米店」的视频，玮玮动情地看了两遍，然后把这段视频要去了。
在我的直觉里，对于能在大山上玩摇滚的人，他们更需要的可能是精神上的关怀。动身前两天，我把朋友们的关心告诉了顾亚，他给我回：「我已经泪流不止了，在我人生低谷时期是音乐支撑着我走下去，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因为看到了世界的美好！他们能看到我们的故事已经足够，至少也可以让别人看到一切没那么糟。」
这句话击中了我。我意识到，这也许是这些短视频能驱散一度郁结在我脑海中声音的原因。无论是视频拍摄者还是视频中的歌者都显得稚嫩而不专业，但他们有一种相信美好，并且无论境遇如何也要给陷入绝望的世界输出美好的真诚，至少还有音乐，至少还有摇滚，「至少也可以让别人看到一切没那么糟」。
我更加坚定了这是一位不同寻常的老师的想法，在我们工作群里给已经动身去六盘水前期调研的摄制团队写了一段话：我们自己切记不要做成了“神仙下凡”“追星成功”这类剧情。他们每个人都是卑微渺小的生命，然而他们因为音乐变得不凡。这部纪录短片的高潮一定是落到痛仰和孩子们一起演出上，但在痛仰、孩子和老师三者里，最值得推崇的是老师。
两天后，他们相遇在海嘎小学的排练室里。排练室是顾亚按照live house设计的，狭长的房间尽头是个小舞台，摆着音箱，架着话筒。和一些我们曾经拍摄过的、一关机就换了个人的明星不同，痛仰的几位哥哥在镜头内外是一模一样的人，他们不接受摆拍，也根本不需要演，一来学校就和正在劳动的学生们给四面墙贴上了黄蓝相间的隔音棉，一起改造排练室。
第二天，痛仰会和海嘎的师生们共同演出一场直播音乐会。最初的生疏已经过去，乐手们很快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高虎在二楼带孩子们跳舞、踢毽子，这是他演出前放松自己的方式；吉他手宋捷在操场与孩子们打篮球，如今顶着「马东的师父」头衔的鼓手大伟更想把错过航班晚到一天的损失补回来，认真地教孩子们如何「加花」。
「你们都是女孩，（乐队）为什么叫‘未知少年’而不是‘未知少女’呢？」闲聊中，高虎问。
主唱晏兴雨回答说：「我们只是觉得未来的路是未知的，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要做好现在。」高虎点头，若有所思，他发现这群在外界刻板印象中的山里娃其实比想象中更有主见。比「未知少年」大一届，已经升上镇里初中的「遇」乐队刚成立时，顾亚给她们取名为「五朵金花」，女孩们觉得太土，便改成了一个“遇”字。背后的含义是她们“遇见”了顾亚老师。
小吉他手龙娇也怯生生问了痛仰吉他手宋捷同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起名叫痛仰乐队呢？」
「你喜欢的东西也许是一种信仰，追求的过程也许会是很痛苦的，但也是快乐的。」宋捷回答说，「因为想做成自己喜欢的事，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天下午，痛仰和海嘎的孩子们要联手完成一场演唱会，顾老师征求我意见，对外可以开放吗，我说，对所有人开放，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或者只是当地的百姓都欢迎他们来，让孩子们和痛仰一起做一场像模像样的演唱会，而演唱会是需要观众的。
演出就在排练房，虽是暑假，但山村里的青壮年基本都在外打工，来了几十位村民，老人和孩子居多，虽然演出的是中国身价最高的乐队，排练室却并不显得拥挤。但在顾亚的直播间里，一共有34万人在远方观看表演，有人写下评价：热泪盈眶，他们热爱音乐，并高于音乐。
这可能是痛仰成立这20多年来，登上过的最偏远、最简陋、最不专业的舞台，但是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的眼眶一度湿润了，这是我整个2020最感动的一个音乐现场。那一天，我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属于孩子们的心愿，这也是我和顾老师与高虎他们之间一个共同的心愿。
最摇滚的事
那动人的一幕幕在我们的纪录短片《大山里的摇滚》中都有呈现，我不再赘述。20天后，这部短片还没上线前，我接到了抖音的邀请，作为音乐会的顾问再一次来到海嘎小学，参加他们和新裤子乐队的音乐会。
我的朋友、陪同我一起去韭菜坪拍摄纪录片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陆晔教授，曾和我聊起之所以海嘎的摇滚乐队引起巨大关注并不在我们这样媒体人或学者的介入，首先得益于这个移动互联时代的短视频平台，让顾亚老师可以方便地把海嘎师生做的事情，以最直观的方式与无数不认识的受众分享并迅速获得反馈，而在过去，即便他们那么酷、那么动人、那么与众不同，但他们大概率会被大山阻挡在公共视线之外。
这是一场堪比小型音乐节的专业舞台，现场有70多位专程从北京来的工作人员为了这两支乐队的10个孩子前前后后忙活了好多天。抖音的朋友曾担心，会不会对这个夏天已经被关注很多的孩子们过度打扰，提前征求了顾亚的意见，顾亚说如果可能他还是希望抖音能帮助他们促成这场音乐会，因为孩子们从来没有在这样专业音乐节规格和氛围的舞台上演出过，这个夏天之后，这两支乐队的女孩都会升上外面的初中，可能将来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这场抖音直播音乐会场地就放在海嘎小学的操场上，在演出的尾声，他们很贴心地把顾亚请到台上单独演唱一首歌，顾亚选了张震岳的《再见》。「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那个时候，这些已经毕业的女孩在旧教学楼的二楼朝顾亚挥舞着双臂，一齐大声喊，「顾亚老师，我们爱你！」那个瞬间，我和台上的顾亚一样，都有一丝哽咽。
这场音乐会结束后第二天，我和顾亚终于有机会比一个月前更深入地聊了几个小时。我是带着「火了之后顾亚会不会走」的疑问「二上韭菜坪」的，以顾亚的才干，他可以有了名气之后去做音乐，可以有了流量后做网红挣钱，哪怕并非单纯出于利益考量，他依旧选择教书育人，我觉得他也完全可以在大城市的学校有更大的平台。
在六盘水市内的一个咖啡馆里，他直接告诉我，在这个现实版「放牛班的春天」的故事里，老师不会离开学校和他的学生们。
顾亚在和海嘎村同样偏僻的盘县淤泥乡长大，和这个地名预示的某种泥沼般的困顿一样，他从小是一个沉默自卑的孩子，每天步行四五公里山路到乡政府驻地求学。13岁那年，在外打工的二舅将一把“大葫芦”扛回家，听见拨动琴弦的美妙声音，顾亚着了魔。他说，只有抱着吉他弹奏的时候，他才不是原来那个沉默自卑的自己。
顾亚24岁从师范毕业，但「从来没想做过教师，一心想做乐队」。他为了自己的摇滚梦在六盘水一间地下室蜗居了3年，作为贵州最好的重金属目染乐队吉他手，他曾经离梦想很近——2013年目染参加了上海迷笛音乐节——那是他第一次和痛仰同台，他视之为自己乐队生涯的高光时刻。
当然他们只能获得音乐节刚开始垫场时段的演出机会，而痛仰是压轴。顾亚现在仍记得近距离看到痛仰乘着自己专属的、带着痛仰LOGO的房车来到迷笛现场的场景，发出大丈夫当如斯的感叹。
顾亚再一次见到痛仰就是这次7年之后的相遇。那次从上海迷笛回来后，乐队即因为演出减少、收入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而分崩离析，伙伴们纷纷离去。为了给父母和怀孕的妻子一个交代，他去考了特岗教师。
27岁这一年，他丧丧地前往市区最西北边的大湾镇腊寨小学报到。很快他想放弃，每天都只想捱到下班把自己关进宿舍弹琴。这个时候，校长郑龙告诉顾亚，他的心在山上另一所他兼任校长的小学。那里留不住老师，学生流失严重，他的愿望，是把它办成一所完小（一到六年级都有的小学）。他问顾亚，愿不愿意一起去？ 顾亚觉得这个校长很难得，也知道那里更需要老师，他同意了。
顾亚到了这所贵州海拔最高、最偏远的小学后发现，和大湾镇的学生相比，这里的孩子更少接触外界的机会，也更内向，更自卑。孩子们见到吉他，也和幼时顾亚一样冲着吉他喊琵琶，顾亚在他们身上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有一个最显自卑的女孩，家里有严重问题，父亲家暴，母亲离家出走，当顾亚教会她抱着吉他唱歌时，女孩的眼里放着光。
「每一首歌就像一本书籍」，顾亚想，如果当时有人教，他能学会更多的歌曲，「我的心灵可能会不一样吧」。女孩们学的第一首歌是《平凡之路》——我们都在自己平凡的人生道路上，但通过努力，可以多一些光彩，这是顾亚想教给女孩们的。
这个时候，顾亚想清楚了，为什么去海嘎，又为什么留在海嘎，在离开乐队的日子里，那是他所能做的的「最摇滚的事」。
离开六盘水前一夜，我和高虎一边喝着当地的米酒一边感慨，这次贵州之行，并不是我们在帮他们什么，反倒是这个老师和这群孩子给了我们更多珍贵的东西，给了我们感动和治愈，尤其是在这个特殊的令人抑郁的年份。
临走时，高虎跟孩子们说，「你们内心深处一定要有一个像灯塔一样的事物，在看不到光亮的时候照亮你自己。音乐会在你们孤独的时候不离不弃，是音乐让我觉得没有那么绝望。」
这个夏天之后，我仍然为这群离开了海嘎和顾亚的女孩隐隐担忧。早毕业一年的「遇」乐队的初中老师并不支持她们玩音乐，2020年毕业的「未知少年」会不会也陷入同样迷茫的境地。我甚至直言不讳地对顾亚说出我的担心：离开了好老师和音乐的灌溉，这些女孩是否会重复我曾经在海嘎村看到过的、听到过的上一代留守女孩的命运：辍学、做童工、早婚、早育，甚至被家暴……
年底时，Figure为四川卫视做了一档纪实综艺节目，顾亚是其中一集的主人公，我们第三次上了韭菜坪拍摄，陆晔教授也专程去六盘水做了这些女孩的回访。她回来告诉我，经过媒体报道的呼吁和顾亚老师、郑龙校长的奔走，「未知少年」被特招进入市内最好的重点中学，并且会重点培养她们的音乐造诣。
「即便她们以后也许多数人不会以音乐为生，但她们的人生已经因音乐而和别人不同，」陆晔对我说，「就像那个经历过母亲被家暴的女孩，我至少不担心她长大之后重蹈她母亲的覆辙，别的姑娘可能会（遭遇家暴的不幸），但顾亚的学生不会，玩摇滚的姑娘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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