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荒地老录》是廉南湖（廉泉，1868-1931）为纪念良弼（1877-1912）所辑的一册小书，为线装巾箱本，铅字聚珍版印。在良弼辛亥十一月初二日寄廉氏的最后一信中，有“弟现在仍是从前宗旨，非到天荒地老，必力持不易”的话，以表其维持清室的决绝态度，这也是书名之所由来。书约编成于民国十二、十三年间，所收大概为书信、事迹、碑志、诗词等，因为来自良弼本人或其朋友故旧，故有关辛亥时良弼被刺前后的事迹，乃为很有价值的史料。
《天荒地老录》书影
廉南湖、吴芝瑛夫妇，辛亥前曾居于北京西城石版房，世称西城小万柳堂。良弼一家及廉氏表兄孙寒厓亦皆寄居于此，四人朝夕过从，遂结下深厚情谊。辛亥夏，万柳夫妇和孙氏南归，良弼一直送到天津，依依难舍，至船将起锚时方惜别。而后辛亥革命爆发，良氏解禁卫军协统职，调任军谘府任军谘使，迁居西安门外红罗厂，他也是在那里被彭家珍所狙杀。
良弼戎装照
关于良弼如何被狙击，书中汪兰皋《彭烈士传》有十分详细的记述，或可补传闻之简陋。
彭家珍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后调任奉天讲武学堂兵营队官兼教习，宣统三年九月，受东督赵尔巽委任，为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武昌事变，彭氏偷盗司令部军饷，资助革命党，遭到通缉。之前资政院会议，清王公咸集，彭谋炸会议未成，以良弼为满清宗室所倚仗的新贵，遂谋划行刺良弼。
彭家珍在奉天任职时与讲武堂满人崇恭熟，知道崇与良弼有交情，先派人去奉天，以崇恭名义给良弼发一电，称将入都商量大计，然后身着高级军官服配刀，执崇恭名刺，由火车站入住金台旅馆。先驾马车入前门至军谘府觅良弼，复至西城红罗厂良弼寓所，时良氏未归，门房引入府中等候良久，本已决意离去，出门时恰看见良弼的马车驰来，就立刻退了回去。良弼车至，门房上崇恭名刺，良弼下车却发现来人并不是崇恭，诧愕之间，炸弹已至，良弼被炸断左足，彭则当场身亡。时在辛亥腊月初八日（1912年1月26日），十一日，良弼亦不治殒命，年三十五。
良弼的死，时亦有袁世凯阴谋之说，如柯劭忞撰《良公祠碑》曰：
宣统三年冬十二月，有何人狙炸禁卫军协统良公于私第，伤左股，招医视之，医言可疗。越三日，主使贼公者闻公渐愈，则大戒，必欲致公于死。未几医以酒一甀进曰，饮此可补气血，公饮之而卒。
这里的所谓“何人”乃阴指袁世凯，因说良弼反对清廷启用袁世凯，世凯深恨之。然而这种英雄被收买的医生所毒杀的故事，可谓历久弥新，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又有良弼临死引彭氏为知己的说法，流传很广，此说源自良的记室康某，说良氏临死时语人曰：“炸吾者英雄也，知吾在则清室不亡，乃以身殉我，虽死我固我知己也。”听上去也很像是小说家粉饰之辞。
书中收侯毅撰《忠靖先生轶事》，记良氏阻止满汉间种族杀戮的事，大意是说，民军起义时，传闻有偏激将领在光复的城市刑杀满人，清廷即有人主张尽逮京城汉人，屠戮于市，以儆戒南军。其时满人多愤怒，廷议以为可行。良弼即率禁卫军一协至军谘府，见军谘府大臣载涛，痛陈其中利害，谓如此势必激发全国之变，不仅自速灭亡，而且宗族难保，要求立时上奏朝廷，并于府外待报曰：“议果必行，某请先倒戈，不愿与庸竖同遭奇祸也。”摄政王等遂罢是议。如此可见，良弼确有见识，虽然也还是从清室一方考虑为多，但总是避免了种族间的惨剧，若非如此，后来清室能否受优待逊位，实在是很难说的事。
良弼剑佩
良弼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满清宗室第一流人才，现在把他说成是顽固派，其实是有意为之，在当时的情形之下，良弼主张君主立宪，他主持的“宗社党”正式就叫做“君主立宪维持会”，所以说良弼保皇有之，说他顽固维护专制则未见得。但良弼也有自欺可笑的一面，如其八月十一日致廉泉书中曰（书中所收良弼书札皆为辛亥年）：
近日有二佳事足告左右者，一，闰六月二十八日大雨如注，演习行军及幕营事，涛邸（载涛）雨中相从，至夜三鼓，雨益甚，仍来马劳军，俟各兵食事具就寝后始归。国家数十年，不惟亲贵，即大老先生，未闻有匹马戎衣，淋漓雨中与士卒同甘苦者。一，本月初十日，监国行至北池子左近，有已惊马车一辆，迎面不意飞奔而至，伤巡警及游缉队数人，禁军环护至未惊王驾，然弟得报告转告涛邸，邸赴北府慰问，而监国决口未提此事，其镇定大度有非常人所能及者。近年来天灾人祸深切杞忧，使大老先生稍分其爱身爱家之心，移之于国，则时事犹有可为。
由这样的无聊琐事，得出时事犹有可为的看法，实与专制体制下擅长歌功颂德的庸俗官僚所相同。
良弼家境不富，其妻辛亥正月时死于白喉，廉泉约他全家居住在自己石版房私宅，后来身死，其岳母及三个女儿由廉泉夫妇接济，民国成立，吴芝瑛不得已，以长女良尉男（时年六岁）名义，上书陆军总长段其瑞请求抚恤。良弼死后葬于安定门外乾杨树，此地大约有宗室的墓地，据说良家连丧葬费都付不起，宗室中与之关系密切者如载涛等，也畏缩不前，最后还是袁世凯拿出千元把他安葬了。
称良弼为忠靖先生乃是私谥，由廉泉、吴稚晖、纽永健、孙寒厓等发起，因为民国并没有所谓谥法，而已退位的清室也不愿生事，所以只好援“乡党私谥三代已然，至今不废”之例，在报上发《忠靖先生私谥公启》，曰：“谥良弼忠靖先生，取忠者危身奉上，险不辞难；靖者柔德安众之意。”民国十二年，廉南湖北来，为良弼建纪念祠于西城翊教寺，由吴稚晖题匾额“良公祠”。最初打算建祠在红罗厂良弼的故寓，但那时其家已迁天津，户主要价过巨，没有谈成。后来商之潭柘寺纯悦方丈，将其下院翊教寺东院寺屋三十余间，辟为建祠之地，祠始建成。
廉泉（左）和潭柘寺纯悦上人
建祠的资金是廉泉从朋好间募集来的，一部分用于建祠，一部分用来接济良弼的遗孤。祠中收了良氏仅有的遗物，为他在留学日本时收集的十柄剑器，以及被炸时的血衣。因为廉泉的关系，请到众多名流为良祠题诗作画，包括肇建民国的诸位领袖，时为大总统的黎元洪亦为写匾额和楹联。在廉泉写信请求的人中，惟有孙中山表示拒绝，书中亦收《孙文复廉泉书》，可谓义正而辞严，现录于后。书曰：
南湖先生大鉴，来函籍悉。独以宏愿为良弼建祠，笃念故人，足徵深厚，惟以题楹相委，未敢安承。在昔帝王颠倒英雄，常以表一姓之忠为便私图之计，今则所争者为人权，所战者为公理，人权既贵，则人权之敌应排，公理既明，则公理之仇难恕。在先生情深故旧，不妨麦饭之思，而在文分昧生平，岂敢雌黄之紊，况今帝毒未清，人心待正，未收聶政之骨，先表武庚之顽，则亦虑惶惑易生，是非滋乱也。此覆，籍询时绥，孙文。
笔者原来是不很有兴致探幽访古的人，这次是因为有些好奇，遂将几个地方寻访一过。手里有一册1940年版《袖珍北京分区详图》（北京亚洲舆地学社出版），去古亦仅二三十年，按图去看万柳夫妇与良弼所居的石版房，是在西皇城里，沿城根南北向的一块地，即是现在西单商场后面的灵境胡同和西皇城根南街交汇的东面地方，如今石版房地名亦已无存，至于当年的“西城小万柳堂”，自然是湮没无迹了。
良弼被炸是在其红罗厂寓所，地在西四，其地原有大红罗厂和小红罗厂，大红罗厂为东西向的街，西口在西四北大街，对着报子胡同，往东至西皇城根止；小红罗厂是西皇城根下的一条死胡同。良弼致廉泉书中，曾说其红罗厂寓在“西安门外皇城根路东”，那么就应该是在大红罗厂街的尽东头，皇城之外。现在皇城的城墙是早没有了，其遗迹即是西皇城根南北街，虽然大红罗厂街还在老地方，但也只有街北的半面老房没拆，至原来街中的大拐棒胡同而止。没拆的原因，看见是那里还有一家不知住着何人的红漆大门老宅院，但这并不是良家的故居是无疑的。
翊教寺良公祠旧影
最后去看翊教寺的良公祠，按照那张老地图，翊教寺胡同在新街口西南，拣果厂和祖家街之间，为东西向胡同，西至端王府夹道，东口在北沟沿，沟对过为后车胡同。北沟沿原是南北很长的一条河槽，旧称西城河槽，现在为赵登禹路。拣果厂今已改称金果胡同，祖家街改名为富国街，因为在街口见到明将祖大寿的故居，所以知道富国街就是原来的祖家街。在赵登禹路东，还找到了后车胡同，已是藏在育德胡同（原来的石碑胡同）里面的一条死胡同。根据这些地标，参照老地图上的位置，可以肯定地知道翊教寺胡同已经拆毁，为平安里西大街之大马路了。
然而在大马路西还幸好留有一点遗迹，那里尚有个地方叫育教胡同（大约取翊教的谐音），说是胡同其实进深只有五十米，实为原来翊教寺胡同往右拐的一条岔路，其尽头是一座庙宇叫普安寺。寺已沦为居民杂居之所，但屋宇犹存，也还有几株老树在黄昏中婆裟，所以这遗留的短胡同只是原来进庙的路而已。
翊教寺胡同遗迹普安寺山门（现在）
已为民居的普安寺屋宇（现在）
在庙后的金果胡同，几位老人皆指这庙即为翊教寺，并说其东原还有大片庙宇，被占作铁工厂，于2000年左右拆除。问普安寺的事则表示从未听说过，但庙门口由西城区文化委员会贴的铁牌，写的明明白白是普安寺，也许是说不定恢复了更古的名字？
回家查陈宗蕃《燕都丛考》，其中说翊教寺相传建于宋元，明代重修；然而普安寺也是有的，在其西，建于明初。我想，这是因为两寺紧邻，而翊教寺更有名，老居民不查，遂将两寺混为一谈，今知这座古刹连同其东院的良公祠，已经荡然无存。廉泉《两重虚斋百咏》有咏良公祠诗，题曰：《良忠靖祠海棠二株，四五十年物也，一夜大风雨，落红满地，伧然有作》，其诗云：“寥寥大化绝疎亲，坐断千差不染尘，临涧自怜禅影瘦，可堪重减眼前春。”为见景思念之作，可堪回首。
乾杨树良弼坟旧影
良弼的坟在安定门外乾杨树，就是现今四环路北苑附近，而乾杨树现已写作“干杨树”。那个地方我没去看，知已辟为居民区，满目皆是水泥楼房，良弼的坟，想必也早已平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