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新闻晨报星期日每周记者：顾正
采访大象：董现职职业：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肿瘤外科主任
个别化的规范治疗很重要。因为对于儿童肿瘤科医生来说，他们追求的根本不是5年生存率，而是孩子们的一生。
董岿然经常说一句话：“五年对一个孩子有什么意义，五年之后，孩子还是孩子，我们要争取的是长期生存，要考虑的是他的今后，他的一辈子。”“有的看着他们走，心里很不好受”
“最悲惨的故事在我们这里。”
从1990年代开始做儿童肿瘤科医生开始，董岿然看多了病房里的悲惨故事。
有的孩子被检查出罹患恶性肿瘤，家人就放弃了治疗；有的甚至连孩子都遗弃了，等到董岿然下一次看到患儿的时候，是由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陪伴而来；有的一大家子带着孩子舟车劳顿赶来，恳请董岿然给孩子做手术：“医生，我们把老家房子卖了，只想救这孩子。”董岿然看检查报告，孩子患的是四期神经母细胞瘤，治愈率仅为20%多。“我该怎么讲呢，有时真的讲不出话来。”
即使家属全力配合，家庭经济条件也足够支撑治疗，但孩子的肿瘤却一直复发。“为什么说我这个病房是悲惨的？因为治疗效果好的孩子就不用来了，而一直来的要么是没完成治疗，要么就是复发的。”
病房里的孩子和董岿然亲，从“董叔叔”叫到了“董伯伯”。“在和有的孩子玩的时候，你会知道他的结果是不好的，有的还会看着他们走，心里很不好受。”
儿科医院肿瘤外科病房内，大多是矮小的身影，留着光头。其中一名坐在椅子上玩手机的年轻人看着有些特别，董岿然介绍说这是前前后后来治疗了十几年的患儿。
两三岁的时候他因为贫血、疼痛被父母带着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如晴天霹雳：神经母细胞瘤，四期。
一开始的治疗效果很好，肿瘤开得很干净，后续综合治疗也完成得很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肿瘤复发。董岿然和同事评估之后认为，还有机会再做手术。手术、化疗……但肿瘤细胞的顽强超乎想象，它又在某个时间冒了出来。它就像个狡猾的敌人，一见到化疗药物就倒下，但隔断时间，又死灰复燃。看到化疗有效果，父母一直不愿意放弃治疗，董岿然只能拼命查阅各种国内外文献：“我不能叫家属放弃，但我知道根治不了。”这是他最觉无奈的时候。
在董岿然专注的儿童实体肿瘤领域，神经母细胞瘤是治愈效果比较差的一种。它是儿童最常见的颅外肿瘤，属于神经内分泌性肿瘤，可以起源于交感神经系统的任意神经脊部位。其最常见的发生部位是肾上腺，但也可以发生在颈部、胸部、腹部以及盆腔的神经组织。经治疗后，低危组患者治愈率超过90%，中危组患者治愈率介于70-90%之间。然而，高危组患者的治愈率仅为30%左右。
危险系数的层级之分在于肿瘤发现的早晚，很遗憾的是，由于具有很强的隐匿性，大部分神经母细胞瘤（50-60%）在出现临床表现前，已发生广泛转移，属于高危组。
由于病情复杂，每一个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的手术都如一场攻坚战。最长的一次手术董岿然和同事们一起开了17个小时，把埋藏在肿瘤里的血管一根根分离出来，切掉肿瘤的同时保护好脏器。
漫长而焦灼的手术顺利完成，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卸下肿瘤的负担之后，还要进行个体化的化疗。“要有好的治愈率，必须强调规范性的综合治疗。”
董岿然一直把“规范性的综合治疗”放在嘴上，在他看来，即使是医生，对于儿童肿瘤，都还有不小的认识上的误区。
非儿童肿瘤专业的医生可能会想当然地把它类比于成人的恶性肿瘤，拿到检查报告时，以为希望不大，这样的认知可能就会影响到家属，导致孩子被轻易地放弃。“孩子的肿瘤和生长发育有关，治疗效果要比成人好很多。在儿童实体肿瘤中，有一部分的治愈率很好，比如肾母细胞瘤，治愈率接近90%，肝母细胞瘤的治愈率接近75%。但由于大人对成人癌症方面知识了解多了，情绪往往比较悲观，这就容易造成对儿童肿瘤诊治不规范，影响疗效。”董岿然介绍说。
另一种误区是看到肿瘤，除了开刀，再也没有其他“武器”。有的家长带着在当地医院进行过治疗的孩子到儿科医院，董岿然看诊之后觉得非常可惜的是，当地医院医生开了刀，但没有后续的治疗，导致肿瘤很快地复发转移，延误了治疗的最佳病情。“手术只是治疗的一部分，我们往往要求先活检，明确了病理后，再进行治疗。有的是需要先化疗，等肿瘤得到控制后再开刀，开刀后再进行化疗；有的是手术后考虑干细胞移植或者其他的辅助治疗……综合性规范治疗在孩子恶性肿瘤治疗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计划要在全国推广儿童肿瘤诊治的培训，希望基层医院的医生能有规范性综合治疗的认识。”
规范化治疗是指一个多学科的团队进行规范、个体化的精准治疗。它需要外科、肿瘤内科、病理科、放射科，甚至包括麻醉、重症监护等多个学科的医生坐在一起，联合对患儿进行诊断——在术前对孩子进行诊断，进行疾病分期，并制定适合他的治疗方案。
这一治疗理念的发展过程中，包含了反思和教训。
曾经化疗手术加放疗，是儿童肿瘤的“基本套餐”。化疗的药量，往往下得很重，这是为了大举“扑灭”肿瘤细胞。但渐渐的，医生们发现，或许肿瘤细胞一时被消灭了，但后遗症不少，一方面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另一方面有二次肿瘤的问题。
香港曾有一个统计数据，肾母细胞瘤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但在治疗10年后，生存率反而下降了，这就是二次肿瘤带来的问题。“很重的化疗方案下去之后，或许这个病治好了，但另一个病却出现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规范化治疗是，根据不同的病理分型，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案，要在保证疗效的同时，降低副作用。”
这样个体化的规范治疗非常重要，因为对于儿童肿瘤科的医生来说，他们所追求的根本不是五年生存率，他们要的是孩子的一生。董岿然经常说一句话：“五年对一个孩子有什么意义，五年之后，孩子还是孩子，我们要争取的是长期生存，要考虑的是他的今后，他的一辈子。”
孩子得了恶性肿瘤后，他（她）人生，包括这个家庭的命运往往被改变了。有时妈妈坚持要为孩子治疗，但爸爸要放弃；有时孩子没了，家庭就解体了。
董岿然刚做小医生的时候，最看不得家长放弃，“恨得不得了。”现在，他变得更为理性和包容。“医学是最不能百分之百确认的事情，哪怕这种肿瘤有70%以上的治愈率，但我也不能保证孩子就落在70%里。每个家庭的决定，和他们不同的境遇、环境、经济都有关，是个综合性的判断，有的人家为了孩子看病把房子都卖了，你还能要他怎么样？现在我会对家长说清楚孩子的情况，治疗方案、效果、费用，我会让他们进行综合考虑，我对他们说，孩子是你们的，你们是监护人，你们所有的决定都是正确的。”
孩子得了肿瘤后，整个家庭势必会走上一条漫长的、经济负担很重的治疗之路，董岿然愿意信任家长会为了孩子做出最好的决定，他也希望为家长卸下一部分的负担，近几年，他和团队一直在努力呼吁社会对于儿童肿瘤的关注和帮助，同时，他们也常常举办患儿俱乐部活动，让孩子和家长能在抱团的过程中获得力量。
见多了病房里的悲惨故事，董岿然也常常能看到希望。前几年9月开学季，一个女孩来门诊，让董岿然开一张疾病证明。她说：“小时候我得了肾母细胞瘤，是你帮我做的手术，现在我读大学了，要开体育课免修证明。”女孩扬着得意的笑脸说，“我妈妈说了，只要我报名字，你们都知道我的。”
“说实话，我已经不记得她的名字了，我只记得当年她就是这样一个活泼的孩子。在我的门诊中，多年间一直来随访的孩子还是不少的，我会对他们说，让我们先定个3年的目标，再定5年的，然后希望你一直好下去。”
董岿然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党委副书记，肿瘤外科主任。
主攻儿童胚胎性恶性肿瘤的规范化综合治疗和手术，擅长神经母细胞瘤、肝母细胞瘤、肾母细胞瘤和各类软组织肿瘤的诊治。开展小儿外科各类腹腔镜手术，对于胆总管囊肿、腹部肿瘤、食道闭锁和重症膈疝等的微创手术治疗有丰富经验。
门诊时间：周三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