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丽
引言
“鼠疫”，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是一个陈旧而陌生的名词，大多数人对它的印象还停留在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那部著名长篇小说的书名上。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对鼠疫的介绍，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传染病，是一种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可由带疫动物传及于人，也能经“人和人直接传染” 。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鼠疫诊疗方案》，鼠疫是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两个甲类传染病之一（另一个是霍乱），甲类传染病是最高层级的传染病，我们熟知的传染病，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麻疹、禽流感等尚属乙类传染病。
鼠疫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三种，起病急、病程短、死亡率高、传染性强、传播迅速，其中肺鼠疫的临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
近几十年来，我国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鼠疫。不过作为甲类传染病，鼠疫并没有绝迹，近十年来仍然有一些零星病例出现，比如2010年出现过7例，2011年和2012年出现过1例，2014年出现过3例，2016年和2017年分别出现过1例。
传染病有时貌似离我们很远，但有时又非常近。面对突发的传染病，我国已经有非常成熟的防疫制度和应对方法，所以我们不必恐慌，应理性面对。不过，对每个人来说，提升鼠疫防控意识，筑牢防控网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1月12日的“肺鼠疫确诊”新闻让我们开始了解鼠疫这一烈性传染病，也使我们再次直面人类的大敌——传染病。
哈尔滨鼠疫
传染病：如影相随的人类大敌
在1万年以前，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以小型游牧部落的形式遍布整个地球，四处迁徙，以打猎为生。那时候没有城市，没有城镇，也没有农业和畜牧业。人类的部落分得很散，一直在四处迁徙，很难碰上其他部族。因为人口密度低，绝大多数疾病在此都没有立足之处。人类也会患上寄生虫病和传染病，但是大家所熟知的人类近代历史上的大多数疾病，如麻疹、水痘、感冒、流感、天花、肺结核、黄热病和黑死病等，还没出现。
过去的1万年中，人口密度激增，传染病也成了人类生活的常见问题。大量的文献典籍记载和考古成果表明，早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传染病就已经是人类如影相随的大敌。
在古代印度的著作中，如在《阿育韦达》和妙闻的著作中有舞蹈病的记述。各种各样的发热病症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其中一些毫无疑问是疟疾，另一些可能是麻风病。麻风病在印度被称为“库斯塔（Kushta）”。后世的医学史学者对一些印度典籍进行了研究，发现了淋病、梅毒和肺结核存在的证据。
对于《旧约》中提到的疾病，加里森在他的《医药史》中进行了总结，它们包括：淋病、麻风病以及疑似牛皮癣的疾病；《旧约·撒母耳记》提到了腹股沟腺肿大，表明可能存在鼠疫。《塔木德》提到了一种肺部的症状，与肺结核病症极为相似；此外，它还提到了一种肾脏脓肿的症状以及女性生殖器官的感染。
考古学家马克·鲁费尔、艾吕特·史密斯和伍德·琼斯在埃及进行考古研究时，在一具公元前1200年的木乃伊的皮肤上发现了类似天花症状的斑点。在拉美西斯二世的脸部和身体上，他们也发现了类似的斑点。在拉美西斯五世的腹股沟周围的普帕尔氏韧带的上方，他们发现了一块三角形的溃烂区，这表明拉美西斯五世可能患过腺鼠疫或国王病软下疳。在一些更为古老的木乃伊身上，由于木乃伊的腹部脏器并未被移除，鲁费尔发现了肿大的脾脏，这可能意味着死者生前患有疟疾。
借助其他历史记载，当我们回首人类的发展历程时，会惊奇地发现，人类的历史便是一部与传染病斗争的编年史。
公元前43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瘟疫让雅典丧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中世纪时期，欧洲全部人口的大约四分之一，即至少两千五百万人死于黑死病（即腺鼠疫）。
19世纪，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同时带去了天花，导致了几百万印第安人的死亡。
1918年，大流感横扫全球，全球死亡人数远远高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1500万人。
事实便是如此，自人类诞生以来，传染病就是人类如影相随的大敌。即使进入现代社会，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医学技术高度发展，传染病也没有销声匿迹。尽管我们拥有炫目的技术，但我们仍然在很多程度上受制于各种病原体。
无论现代文明的生活看上去如何的安全和有序，细菌、原生动物、病毒，被感染的跳蚤、虱子、蜱虫、蚊子以及臭虫等，总是潜伏在阴影之下。只要人类由于粗心大意、贫穷、饥饿或是战争而放松了警惕，它们就会发起进攻。即便是在平常的日子里，它们也会掠食体弱多病、年幼以及年迈的人。它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隐匿在无形之中，等待着掠食的机会。这些微小生物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寄生在大鼠、小鼠以及各种各样的家养动物身上，始终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我们；它们寄生在或飞或爬的昆虫身上，在我们的食物、饮水甚至是我们的爱情中伏击我们。
哈尔滨鼠疫
如何理解传染病：从寄生现象入手
如何理解传染病？它们是怎么发生的？又是如何传播和变化发展的？20世纪的传染病研究权威汉斯·辛瑟尔在自己的著作《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中从寄生现象的角度对传染病进行了深入分析。
说起汉斯·辛瑟尔，大家可能有点儿陌生，他的两个得意门生却是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一位是研究出黄热病疫苗的马克斯·泰累尔，另一个是为脊髓灰质炎疫苗的顺利研发打下基础的约翰·F. 恩德斯。
辛瑟尔认为，传染病就是生物体对人体的寄生，仅仅代表着一种活的有机体为了生存下来所作出的尝试。
从根本上说，寄生现象意味着打破对立——传染病的寄生现象是简单的单细胞生物（比如细菌、原生动物、立克次氏体以及超显微镜病毒和滤过性病毒等尚且无法定义的介质）对更为复杂的动植物的入侵。
传染病并不是静态存在的，它是根据寄生生物和被入侵物种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决定的。宿主与宿主之间会出现不间断的传播，寄生生物不会根据环境而变化，而是根据它们已经完美适应的宿主而调整，如此这般，最终实现寄生生物与宿主之间的完美融合。
当寄生现象开始发生时，宿主的反应是强烈的，入侵方和宿主之间必有一方死亡，不同的个体，结局也各不相同；当适应变得更为和谐的时候，宿主的反应会温和一些，疾病的症状也会减弱直至变成慢性疾病；最终，双方的适应到达一个几近完美的阶段，宿主不再表现出受伤的迹象。
就人类而言，能够印证这些原则的疾病是梅毒。毫无疑问，在16世纪初，当梅毒首次以传染病的形式出现时，要比现在剧烈、恶性和致命得多。在近五百年的时间里，梅毒在人类个体之间不间断地传播，导致了寄生生物与宿主的相互适应，从而使疾病的症状变得越来越温和。如果未来梅毒像过去那样继续传播，那么一千年以后，医生对任何一个幸存者进行腹腔穿刺检查，都将发现幸存者感染了梅毒螺旋体。
从寄生现象入手理解传染病，辛瑟尔准确地揭示了传染病的发生机制和流变历史。基于这一理论，辛瑟尔强调传染病的病原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时，病原体的毒性会不断发生变化。当今的医学研究者在致力于研究随着时间的变化，流感病毒的结构变化情况，以此来解释周期性流感流行病时仍然能从辛瑟尔的理论中获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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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物到人类，从人类到人类：传染病的传播途径
我们在上文中谈到，鼠疫是一种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实际上，褐鼠一类的啮齿动物身上携带疾病不仅仅有鼠疫，还有斑疹伤寒、旋毛虫病、鼠咬热、传染性黄疸、战壕热、口蹄疫和马流感等。存在于动物身上的疾病是如何从动物传到人类身上的？
在《老鼠、虱子和历史》一书中，汉斯·辛瑟尔以与鼠疫齐名的烈性传染病斑疹伤寒为例，讲述了病毒从昆虫到动物，最后到人类身上的寄生过程：
“家鼠携带着斑疹伤寒病毒，家鼠身上的鼠蚤和鼠虱将病毒传给一个又一个老鼠。然而，在鼠蚤的宿主，也就是这些可怜的老鼠病死或者被杀死以后，鼠蚤开始将目光转向人类。被携带斑疹伤寒病毒的鼠蚤咬过之后，人类就感染上了斑疹伤寒。不过，这只能造成零星的、地方性的传染病，如果被感染者身上有很多虱子的话，就会造成集体的感染。如果被感染者生活在虱子感染区的话，最终就会导致斑疹伤寒流行病的暴发。”
也就是说，从动物到人类，把病毒传给人类的传播媒介是昆虫。而病毒从人类到人类的传播是靠虱子来实现的：“体虱和头虱携带着病毒，从一个人身上蹦到另一个人身上。虱子的血液里携带着斑疹伤寒病毒。立克次氏体（病毒）在虱子的胃壁和肠壁的细胞里成倍繁殖，并大量附着在粪便里。”
疾病的寄生循环如下：
鼠蚤 大鼠
（小鼠）
鼠型斑疹伤寒 → → 鼠蚤→人类→人虱→人类
鼠虱
欧洲（人类）型斑疹伤寒 人类→人虱→人类
完善的现代医疗体系下，零星的传染病为何会爆发
鼠疫曾经肆虐过人类。人类历史上爆发过三次鼠疫大流行。第一次鼠疫（腺鼠疫）大流行为查士丁尼大鼠疫，6世纪中叶开始至8世纪消失。第二次鼠疫（腺鼠疫，即黑死病）从14世纪中叶开始，前后300年。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从中国云南、印度孟买开始，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销声匿迹。
随着人类对老鼠的驯化，老鼠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迁徙，鼠疫疫源地就会局限于个别家庭和聚居地，加之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卫生条件的改善，曾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传染病鼠疫逐渐式微。
不过，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鼠疫并没有绝迹，时至今日仍然有零星病例出现的原因是什么？答案是，在传染病间歇期间，潜在的疾病介质可以潜伏动物以及昆虫等载体上。
在《老鼠、虱子和历史》一书中，作者汉斯·辛瑟尔谈到，人类新的传染病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通过人与寄生生物之间相互的逐渐适应，已经存在于人类身上的寄生现象发生了改变；二、通过与之前未曾接触过的相关动物或昆虫接触，人类遭到了动物世界中现存寄生生物的入侵。
“在这个人口稠密的星球的历史上，尤其是到了20世纪，人类会因为与长期存在于昆虫和野生动物身上的感染介质接触而感染一种新的传染病吗？”在《老鼠、虱子和历史》一书中，汉斯·辛瑟尔提出这一问题。答案是肯定的。
据新闻报道，2019年4月底，在蒙古国感染鼠疫的那对俄罗斯夫妇是吃了“未煮熟”的旱獭（土拨鼠）而致病。
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偏僻的鼠疫自然疫源地作为旅游景点逐渐被开发，人们进入这些地区，这些地区原本存在于动物身上的疾病就会传到人类身上。
在《老鼠、虱子和历史》中，汉斯·辛瑟尔提到传染病土拉菌病。将这一疾病的发现过程与当下的“鼠疫事件”对照来看，对人们颇具警示作用。
“1911年，麦考伊和查宾在地松鼠身上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类似鼠疫的感染。1914年，关于该病菌的首例经证实的人类感染被报道出来。在大自然中，这种疾病是受洛基山山脉各州地松鼠、野兔、洛杉矶野老鼠、加利福尼亚州野鼠，明尼苏达州鹌鹑、鼠尾草鸡和松鸡，爱达荷州绵羊，日本、挪威、加拿大野兔，俄罗斯河鼠，加利福尼亚州和蒙大拿州鼠尾草母鸡、松鸡、野鸭感染的一种传染病……借由马蝇和木蜱的叮咬，这种病毒可以感染人类。在蜱虫身上，这种疾病是可以被遗传的，所以若要对人类构成危险，蜱虫并不一定要先叮咬一只受感染的动物……这种疾病可能在动物身上存在了几个世纪，但直到20世纪初才对人类造成威胁。”
传染病：被我们忽略的塑造人类历史的关键因素
关于塑造人类历史的因素，历史学家多从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角度去分析。
20世纪的传染病研究权威汉斯·辛瑟尔在多年专注于传染病的研究过程中，深深地为传染病给国家和民族命运所带来的灾难，给文明的兴起和衰落所带来的巨变而动容，他认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塑造正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几乎完全忽略的，于是写下《老鼠、虱子和历史》这部从传染病角度解读人类发展史的经典著作。
除了从生物学的角度对传染病进行深入分析之外，辛瑟尔在书中用更多的笔墨详细叙述了传染病对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的巨大影响：
雅典瘟疫曾一度削弱了雅典在陆地上的势力。这场瘟疫暴发的第二年，三百名骑士（二等公民）、四万五千名公民以及一万名自由民和奴隶因此命归西天，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也因此丧命，从而使斯巴达人得以自由地在半岛上游荡。
在公元前414年到公元前396年间，迦太基人对锡拉库扎发动的围城，就是由于一场类似雅典瘟疫的传染病的暴发而不得不放弃。如果汉尼拔将自己的舰队和军队牢牢地扎根在西西里岛上，那么布匿战争的结果以及罗马的未来会如何还未尚可知呢。
425年，匈奴人之所以放弃了向君士坦丁堡的进军，是因为一种未知的瘟疫摧毁了他们的部落。
如果阿比西尼亚国王的军队没有被某种类型的天花或是兼有丹毒和葡萄球菌感染症状的传染病折磨得被迫撤离麦加，阿拉伯帝国的未来又会怎样呢？
在罗马帝国政治上最为风雨飘摇的时期，一次又一次横扫罗马帝国的灾难性的流行病，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在6世纪，几乎持续了六十年的查士丁尼瘟疫动摇了古代文明的根基，罗马帝国的强权、威仪以及执政理念一去不复返。
毋庸置疑，十字军东征所遇到的困难，与其说是阿拉伯人的军事力量，倒不如说是流行病。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读起来像是一系列传染病的编年史。
因为传染病，伟大的军事天才拿破仑未能在欧洲建立全面的霸权……
所以，辛瑟尔认为：“刀剑、长矛、弓箭、机关枪，甚至是烈性炸药，对一个民族的命运所造成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传播伤寒的体虱、传播鼠疫的跳蚤和传播黄热病的蚊子。文明的滚滚车轮，因造成疟疾的疟原虫而退步不前；全副武装的军队，在被霍乱弧菌引起霍乱或痢疾后，抑或被伤寒杆菌感染后，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舌蝇翅膀上所携带的锥体虫，摧毁了大片的土地；世世代代的人，都曾饱受梅毒之苦。战争、征服以及伴随我们称之为‘文明’而来的群居生活，只不过为更大的人类悲剧创造了条件。”
理性应对，也应保持警惕
进入21世纪，人类在研制抗生素药物方面的成功，给人类带来了短暂的欢愉。人们认为传染病所带来的痛苦已经被一劳永逸地铲除了，并相信未来的医学将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持续时间长的或者慢性疾病的根除上来。然而，艾滋病及其他病毒性疾病的出现、流行性感冒的潜在威胁以及细菌性疾病耐药菌株的产生，使人们很快意识到，只要给予适当的社会和环境条件，传染病仍然具有肆虐人类的能力。
面对传染病，一方面我们要理性应对，充分信赖成熟的防疫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保持警惕。正如《老鼠、虱子和历史》的作者辛瑟尔早已警示过的：事实上，传染病并没有消失，只要人类的愚蠢和残暴给它一个机会，它就会乘虚而入，重整旗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