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在浙江织里拍摄纪录片，因为这里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工厂，但它又由无数的小家庭作坊构成。“如果是个国营大厂，我根本进不去。”王兵说。（王兵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4月27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900分钟的方法，90分钟的方法 纪录片作者王兵在卡塞尔文献展》）
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分别在希腊雅典和德国卡塞尔各办一百天。中国纪录片作者王兵的两件作品在两个展区参展，一件作品是一个900分钟的长镜头，另一件是相对寻常的90分钟叙事影像。王兵以往的影像作品也将在卡塞尔回顾展出。
2017年4月8日上午，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雅典展区开幕。希腊与德国两国总统到场，希腊国立当代艺术博物馆（EMST）周边实施了小范围的交通管制，不明真相的过路车辆在隔离绳前默默掉头，邻近道路上排起周末少见的车龙。
卡塞尔文献展是世界最大的当代艺术展之一，以往固定在德国中部小城卡塞尔举办，五年一届，每届100天。展览中的艺术作品遍布城市各处，整个城市就成为“百日美术馆”。
本届文献展的艺术总监、46岁的波兰裔明星策展人亚当·希姆奇克在2013年就提出了大胆设想：下一届展览分别在希腊雅典和德国卡塞尔举办，各一百天。希姆奇克和十数人的策展团队很快搬到雅典住下，开始工作。
这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主题定为“从雅典身上学习（Learning From Athens）”。这并不是一句恭维话。雅典是西方文明的摇篮，是现代奥运会的起源地，而今天它是希腊乃至整个欧洲的“危机之都”——债务、移民问题重重，民主政治在希腊也深陷麻烦。今天希腊居民从银行提取现金仍然受限，每人每周最多取420欧元。“学习”字眼中，反思的意味明显浓重。
希姆奇克和他的团队邀请了全球一百六十多位艺术家参加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绝大多数参展艺术家为雅典和卡塞尔展区都做了作品。艺术作品分布于雅典四十多处场地，除了专业的美术馆之外，艺术陈列还会把游客带进他们以往不大会涉足的城市空间：冷门的古迹博物馆、大学校园、市民公园、电影院、图书馆、社区公共空间，甚至艺术家小时候住的公寓。
在雅典展区最大的展场国立当代艺术博物馆，王兵已布置好他的影像作品《15小时》。纪录片作者王兵是惟一受邀参加这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中国艺术家。
一个人怎样活过15小时
《15小时》就是15小时。
在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的童装加工厂，一个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11点。这是15小时。2016年8月的一天，王兵用一台摄影机、一个镜头拍摄了一家童装工厂的15个小时。“从早上7点40开始拍，8点钟工人开始工作，然后一直拍到夜里12点。”王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织里镇是中国最大的童装基地，全国市场上80%的童装都出自这个常住人口约30万的镇子。镇上注册的童装生产企业一万八千多家，还有一些未必注册的周边作坊。王兵镜头中长长的楼道几乎望不到头，楼道连通着一家家小工厂。在织里有数不清的这种长条形的四层楼，一楼铺面、二楼成衣工厂、三四楼给工人住。每一到两个铺面的垂直单位，就是一家童装加工厂，通常由一个家庭经营。
2014年，王兵从云南坐火车来到织里，拍摄一部纪录片。“那时候一个人都不认识，谁家你也进不去，每天拿着机器就在街上瞎转。”慢慢地他们认识了一些工人，关系越来越好，很快又认识了商会的人，也就是这些企业的经营者。“三四个月之后，好几百工厂基本上我随便进，就像当时拍《铁西区》一样，很随便，到谁家都可以吃饭。”王兵说。
两年时间他拍摄了2400小时的素材，同时他对这里的童装加工业了如指掌。“如果你现在拿30万块钱去租一个门面，两个小时，你的品牌、布料、辅料、样式，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搞定，开工。生产完，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就在你家门口，直接打包，一个小时之后装车，最多两天可以运到全国各地。”
织里80%以上的工人来自邻省安徽。安徽曾想把这样的产业复制回去，但是做不成。因为这里的产业链条无比完备，而且所有环节之间已经积淀出一种稳固顺畅的民间信用关系：“采购商买完衣服打个电话，物流的人就过来了。比如说你发郑州哪个市场哪一号，直接一写装车拉走。有的都不交钱，说我卖完之后再还你钱。”有了这样的信用体系，工厂不需要大量的周转资金就可以运转，小工厂得以旺盛生长。小厂灵活，适合童装生产——童装款式多，每款产量不能大，大型的成衣企业做不下来。
整个织里镇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工厂，但它又是由无数的小家庭作坊构成，因此它是开放的。“如果是一个国营大厂，我根本进不去。”王兵说。银幕上有着工厂开放性的现成注脚：每一扇铁门上都贴着密密麻麻的小广告，公共区域的灰色水泥墙上刷了太多的“开锁”“疏通管道”。
2016年，王兵收到卡塞尔文献展创作邀约时，纪录片拍摄已完成。他决定回织里，去一个相识女孩家的工厂拍摄《15小时》。他熟知他们的故事，但这家人和他们的工厂，纪录片并没涉及。
女孩叫婉清，20岁，有个妹妹。因为是长女，婉清不能自由恋爱，她必须和一个愿意入赘的男人结婚。在只有女孩的家庭，这是规矩。但当地男人几乎不可能入赘，只有邻省更穷的地方才有男人愿意过来。“我们纪录片的工作人员也很年轻，二十来岁。大家关系特别好，但完全是两种命运。”王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你看着这些人，有时候你就觉得生活对人真挺残酷的，这个残酷是无形的，你无法跳出你现有的生活。”
父母陪伴着婉清在自家工厂工作。她很难摆脱，因为眼下这个工作对她来说是收入最好的。逃离父母的意愿去过更“自由”但更困苦的生活，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知识和教育。那里的多数孩子只念完小学，十三四岁就工作了。婉清15岁在家里工厂干，“现在20岁，干了5年，未来的10年还是这样，可能要干到40岁。农村的女人到了40岁，这一辈子已经不可能有任何的变化。”王兵说。
“真看完《15小时》，你就看到和我们并行生活在世界某个角落里的一个人，这一天他是怎么活过来的。每分钟我都没省略，他真实的活着就是这样。”
一个人怎样离开
王兵是陕西人，在浙江织里拍了两年多纪录片，现在那里的安徽人和浙江人一说话，“我就会知道你在想什么”。（王兵供图/图）
王兵当然不会要求谁看完《15小时》。这件作品的“时间试验”背后有清晰的观念：“从古到今所有电影的一个逻辑，就是压缩时间。100分钟内，可能讲了一个人一生的故事。电影的时间是导演给的，我给你100分钟，你就在电影院看100分钟。但展馆里的影像叙事，时间是观众给的。既然时间由你自己决定的，那我给一个全部。我给你一个真实的时间，你自己去剪接吧。你想看15个小时也可以，你看5分钟也没问题。”
在雅典EMST展馆里，《15小时》不得不分成两半来放映——展馆每天的开放时间也到不了15小时。每周二、四、六放第一个450分钟，周三、五、日放第二个450分钟。
拍摄用一台高清摄像机索尼F3。原配电池只能持续拍摄约2小时，外接电源很大，不方便移动。王兵与另一名摄影师交替拍摄，换人同时也换电池：先把外接电源插上，然后取下电池，换上新电池，再拔掉外接电源。插拔中，稍有不慎就断电关机，赶紧重新开机。第一条15小时长镜头，中断了四次。
休息两天，王兵决定再拍一条，这次专门跑上海买了可以背在身上的大容量电池，一个镜头完全没中断。但那几天老板催着赶工，工人已经累得不愿意干，画面内容显得懈怠，不生动。判断一番，他还是选择了略有瑕疵的第一条《15小时》。
6月10日德国卡塞尔展区的展览揭幕前，王兵得交出他的另一部作品。这次不再是原始时间，而是大约90分钟的叙事影像《方秀英》。眼下他正忙着剪辑，纠结于怎样让片子既合乎艺术展馆的标准，又能兼顾电视台的购买要求。卡塞尔文献展邀约艺术家创作，但并不提供创作经费，他必须尽量想办法覆盖掉制作成本。
《方秀英》记录了方秀英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时光。线索仍然来自拍摄织里童装工业纪录片的经历。在织里，王兵和一个开店专卖缝纫线的妇女相熟，她常说起她妈妈，王兵就问，那我去你们村拍你的妈妈吧。好好，我带你去。
病中的方秀英躺在床上，已经来到生命最后的时光。“她不会说话，也不会动，只是躺在那儿，你说你怎么拍？”王兵拍了一个多小时，想出一个办法。他用一台摄影机拍摄方秀英的近景，80毫米镜头，离老太太一米远。“她能辨认出她女儿。当她女儿坐在那儿的时候，她拼命用手去抓她。有人的时候，她的眼睛就会动，她会去注意某个地方。”
另一台摄影机叙述这个村庄的其他人。所有的老头老太太都跑过来每天陪着方秀英，摸摸她这儿捏捏她那儿，讨论她身体的状况。冷淡的机位和写实的大广角镜头把整个屋子收在画面里。
“他们看着自己的一个同龄人将要去世，有一种很世俗的关爱。虽然他在看电视，好像也不关心她，但他坐在这个床上，能待几个小时，陪陪她。这就是现实世界里的情感关系。”王兵设法把这种外部动作很少的状态，塑造得生动、丰富，让观众感到那种情感关系。
方秀英的小叔子每天来看她。王兵也拍摄了他的生活：老头每天划个小船，去河汊里电鱼，一天下来也捞不着几条鱼。“太湖流域，我们过去想象当中的鱼米之乡，那是整个中国大陆架上最富饶、自然资源最好的一个地区。”
方秀英的儿子也来看她。儿子把她的上身托起来：“哎，你认识我吗？妈妈，你认识我吗？”“生命之间那种对话特别滑稽。”王兵说，这个片子里没有任何伤感的情绪，“就是活着和死亡的那种牵制关系。活着的人就是在岸边，死了的人就在水里边。你眼睁睁看着生命就在这两极之间，不可交流，不可改变，没办法。”
拍到后来，方秀英的女儿说，王兵，你能不能不拍了，我们村子所有人都受不了了。“我还是厚着脸皮，耐着性子把这个片子一直拍到最后。”
方秀英的最后一天，王兵早早把机器在她床边架好，她的眼睛透亮，似乎在观察整个世界。“我用的机器特别好，4K，清晰度极高，她眼睛里边的血丝都清清楚楚。她一个人沉浸在她的世界里，过一会儿她就哭，眼泪哗哗流下来。慢慢慢慢她的头就转过去，然后躺平，表情里边是一种绝望。”
另一台摄影机讲述村庄的那个夜晚。一个男人从方秀英床前跑出来，跑到街上，就在镜头前告诉王兵，再有10分钟她就死了。刚刚把她的衣服都穿上了，这一换上衣服，人很快就会离开。室内的摄影机已经撤到最远端，画面里再没有方秀英，只有围着她的村人。
陕西人王兵是带着求知的命题进入长江流域的。“我想看看长江流域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那个地方人的思维是什么样子。我就给自己一个时间，居住在那边。”《方秀英》的拍摄主要发生在2016年的6、7月。那时他已经在织里拍了两年多纪录片，那里不管安徽人还是浙江人，“你说一句话，我会知道你在想什么。纪录片就有这样的好处，实际上是你生活经验的扩展”。
江南水乡不再只是“小桥流水人家”式的概念。站在方秀英的村子里，王兵可以很快了解村子的经济条件，人们对钱的看法，对生活的要求，对死亡的态度，相互的情感和交流方式……“跟黄河流域完全不同。”王兵感慨而自信地说，“整个水乡的那种湿漉漉的，阴郁的生存的感觉。我把它彻底拍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