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丑”：盛极一时的日本“南洋姐”

盛极一时的日本“南洋姐”

『两位南洋姐合影，这个群体又被称唐行小姐。』

幕府末年经明治时期直到大正中期，即1870年代到1920年代，以九州西部和北部为主的日本女性大举漂洋过海从事色情业。她们北至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向南则以上海和香港为基地，或留下来，或去以新加坡为核心的马来半岛；朝西则以印度为中转地，最远至非洲东海岸；往东则来到夏威夷和美国加州。她们在新加坡聚集最多，故被称为“南洋姐”。日本官方统计，1908年“南洋姐”总数有30791人，尚不包括数量巨大的偷渡者。

聚集新加坡，是因为自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此地成为重要港口，随后立即成为全球重要的橡胶生产基地。兴起的新加坡吸引了大量华人劳工和印度劳工，这给色情业提供了宽阔的市场。当时，“南洋姐”月收入有70-80美元，远高于当地木匠、钢铁工人、橡胶园工人，堪称高收入人群。一战后，跻身世界强国行列的日本意识到这是“国丑”，开始执行限制、取缔政策，“南洋姐”人数从此大减。

空袭面前让孩子先走

『待疏散到农村的英国孩子正在火车站集合，大战时刻，孩子们一脸欢乐，也许是在摄影师前强作欢颜，也许真是年少不识愁滋味。』

二战刚爆发，英国政府就着手实行城市儿童疏散到农村的计划。战争前两年共有200万儿童下乡，一群群孩子聚集在主要城市的火车站、公路路口，等待政府派车将他们送到乡下的新家。每人按规定携防毒面具、牙刷、毛巾、内衣、身份说明牌。即将去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有人在惊惶中哭泣，有人一脸镇定。为减少分离的痛苦，政府组织父母定期坐火车到疏散地看望孩子。

农民作为房东安置城里孩子，会收到国家专发的一笔不高的津贴。房东与特殊租客们普遍相处愉快，孩子们意外享受到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在真正的草地上玩耍，看着苹果成熟，观牛奶从奶牛身上被挤出来。下乡生活成为一代英国人的集体记忆，众多回城的孩子一直与前房东保持联系。不乏有人在几周后逃回城市，也有人直到战争结束一直居住在农村，使他们的父亲得以无后顾之忧地与纳粹战斗。住乡间的作家C.S.路易斯接收了四个孩子，为让小客人读具丰富想象力的故事，他以自己和这四个孩子为主角写下一个故事的开头，战后才写成完整故事，这便是《纳尼亚传奇》。

“夫妇合同”支援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时期，中国工人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

朝鲜战争时期，中国大陆各地各行业一起开展支前活动。辽宁阜新矿务局的支前颇有独创性，为了加快生产，各级党组织除了做政治思想教育外，督促妇女发挥“半边天”作用。为此，矿区各厂在妇女动员上采取了各种方式。选煤厂女职工业余帮助独身男工洗衣服，打扫厂房和独身宿舍的卫生，每月给工人演出两场剧，当然女工本身同样要展开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平安矿则给家庭妇女递上了挑战应战书，提出10项保证：

1.保证让男人的出勤率达到97%；2.保证让男人休息好，不叫男人挑水、劈柴、抱孩子；3.保证不叫男人吃冷饭、不喝冷水，根据男人倒班时间及时做好热乎的饭菜；4.保证不和男人生气、打仗，与邻居团结，不说闲话；5.保证做好室内外、大人、孩子的卫生工作；6.保证做好宣传鼓动和四防工作，搞好护路、护线、来客人报告等；7.保证不扯男人后腿，鼓动男人积极参加生产竞赛；8.保证做好家庭预算，不浪费一滴水、一块煤，让男人无后顾之忧；9.保证对无事无病不上班的男人，用妇女集体扭秧歌的办法，到他家欢送他上班。

对应的，男工人签署了12条保证，从努力生产到处好家庭关系。矿工会、总工会的妇女组织会定期检查“夫妇合同”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些动员措施，劳动效率显著提高，生产超额完成，有力支援了前线。

固执的美国前恐怖分子

『1969年10月8日，地下气象员成员们在芝加哥游行示威。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公开示威活动，名为“复仇之日”。就在前一日深夜，这群极端激进的年轻人炸毁了芝加哥马克广场的纪念铜像，爆炸的冲击波还摧毁了周围楼房的玻璃窗。』

“我袭击五角大楼的那天，一切都很理想，湛蓝的天空，鸟儿在歌唱，那些混蛋终于要恶有恶报了。”比尔·艾尔斯在回忆录《逃亡的日子》里写到，他眼中的混蛋是美国军队和国会。那是1972年，艾尔斯身为美国“地下气象员”组织的头号成员，计划对五角大楼、国会大厦、国务院实施炸弹袭击。这个极端组织的名字，来自鲍勃·迪伦的一句歌词“我们不需要气象员就知道风向哪里吹”。他们号召以激进手段摧毁资本主义美国，建立一个革命政府，为此在1970年代初开展一系列暴力活动，如爆炸、游行暴动、监狱暴动等，其中炸弹袭击事件尤其多。他们希望唤起美国民众的革命意愿，但几乎无人在行动上响应，随后遭政府的沉重打击。

当年的恐怖分子艾尔斯，在今天是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的一个教育学教授，名气不小，他并不后悔当年的所作所为。“9·11”当天，《纽约时报》刊登了艾尔斯的一份档案，正巧他的回忆录刚出版。艾尔斯告诉《纽约时报》：“我没有对布设炸弹感到后悔，我觉得我们做得还不够多……我无法想象今天再将一颗炸弹放入一座建筑中，但我也无法想象排除这种可能性。”

伪满警察和汪伪警察打架

抗战时山海关成为伪满和汪伪“国”界上的一个口岸，因此驻扎了伪满、汪伪各自的铁路警察和行政警察，两个伪政权的警察间有不小的矛盾。伪满警察认为自己是皇帝陛下的警察，看不起汪伪警察，轻蔑称他们是“巡警狗”，伪满警察来到汪伪境内，也是趾高气扬；而汪伪警察一贯对伪满警察让步。1940年秋季，双方矛盾终于爆发。十几个伪满警察晚饭后换上便装，执一条牛筋鞭子进城见了汪伪警察就打，一路打到南关。被打的汪伪警察忍气吞声回驻地报告，他们的局长勃然大怒，向山海关日本宪兵队报告，获准抓人。大批汪伪警察到处搜索，最终从妓院、说书馆中抓到两名穿制服的伪满警察，带回警局后狠揍一顿，再转送宪兵队，实际上抓错了人。伪满方面在关东军宪兵队撑腰下，指责汪伪警察无故寻衅。在日方协调下，拒不承认打人行为的汪伪警察局长最终还是赔礼道歉。

文/陈祥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34期总第5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