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力士墓志》墓志为青石质，长一百一十三厘米、宽七十九厘米、厚十六厘米，正面刻有铭文近二千字。志文为潘炎所撰，文采华丽，详述高力士一生；碑刻为唐代书法家张少悌所写，字体楷行并茂。专家称，高力士墓志的出土可补史料之阙，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张少悌是盛唐书碑名手，但因为书迹流传较少，后世对他印象模糊。1999年《高力士墓志铭》的出土以及《高力士神道碑》的修复，给我们对张少悌书法以新的认识。张少悌循《圣教序》上承晋法，其行楷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同时对我们认识盛唐大家如颜真卿等人所创造的书法高峰提供了更多的背景。
上个世纪以来出土墓志碑版之多，历代罕与其匹。当代书法史研究所取得的进步，与这些新材料的出现息息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书法史成为一部名家名作史，而使名家名作诞生的背景越来越清晰起来。此其大端。出土材料除了起到稽沉作用外，还修正了对前人书评的过度诠释。历史是没有天然的公正的，只有在对新史料的不断挖掘和深入研究中，或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历史的较为真切的面目。
《高力士墓志铭》的出土以及《高力士神道碑》的修复对于认识张少悌的书法正是具有这样的意义。
一、 盛唐书碑名手张少悌千余年来给人印象模糊
张少悌是盛唐书碑名手，但我们对他所知甚少。目前所能知道的是他主要活动年代是唐玄宗天宝至唐德宗贞元年间。据朱关田先生《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隋唐五代书法史大事年表”载，张少悌书碑最早为天宝六年（747）立于万年的《王四娘塔铭》，最晚为贞元元年（785）立于耀州的《王仁敬碑》。大致与颜真卿同辈而略晚。广德元年，张少悌官至太中大夫、将作少监、翰林待诏。太中大夫虽为从四品，但属于散官，他真正的实职应是翰林待诏，在玄宗时期这个职务专门负责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等。至大历十二年（777），迁为守将作少监，其余依旧。梁披云主编的《中国书法大辞典》“张少悌”条仅有一句话：
唐代宗时人，清孙衍星、邢澍《寰宇访碑录》卷四载，《临淮王李光弼神道碑》，颜真卿撰，张少悌行书，广德二年（764）十一月，在陕西富平。
《临淮王李光弼神道碑》四十行，行八十二、三字不等。但这块书写时间与《高力士墓志铭》仅相差一年的名碑，“碑字漫漶，见明拓本，不多字，漫漶中略有字口”1。故只闻其名而已。
张少悌时为翰林待诏，而颜真卿亦为书法大家，且位及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所撰碑文属其铭石，以及他后来奉勅书碑，都透露出张少悌在盛唐书林的不凡地位。
二、 张少悌所书碑铭
有唐一代，书法蔚兴，高手如云，张少悌湮没其间，当时及后世对其评价仅是片言只语。碑版既少，殊无墨迹流传，后世对其书法无从具体探讨。历史评述，往往是重变不重常，张少悌书法不是站在变革的浪尖上，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
天宝六年（747）
万年立张少悌行书裴炫撰《王四娘塔铭》
天宝七年（748）
五月十五日。长安立张少悌行书《佛顶尊胜陀罗尼咒》
天宝九年（750）
三月十五日咸宁入窆张少悌正书申屠泚撰《屈元寿志》
广德元年（763）
蒲城入窆张少悌行书潘炎撰《高力士墓志铭》
广德二年（764）
十一月廿七日。张少悌行书颜真卿撰《李光弼神道碑》
永泰元年（765）
十一月。长安立张少悌书陈翊撰《桑如珪碑》
大历三年（768）
四月。汾州立张少悌行书韩云卿撰《马璘德政碑》
大历六年（771）
长安立张少悌正书裴士淹撰《吴令珪碑》
大历九年（772）
万年立张少悌行书史惟则篆孙宿撰《孙廷玉碑》；
又立张少悌书邵说撰《辛惟谦碑》
大历九年（774）
万年入窆张少悌正书常衮撰《信王瑝志》
大历十二年（777）
五月十一日。蒲城立张少悌行书潘炎撰《高力士神道碑》
建中二年（781）
十一月卅日入窆张少悌正书《刘鸿志》
贞元元年（785）
四月。耀州立张少悌正书张蔇撰《王仁敬碑》
目前所知张少悌所书碑版，多为行书，少量为正书，共有十四种，兹表列如上。
三、《高力士墓志铭》的出土以及《高力士神道碑》的修复对认识张少悌书法的意义
1999年秋，在位于陕西蒲城县保南乡山西村的高力士墓中发掘出《高力士墓志铭》。铭署“尚书驾部员外郎知制诰潘炎奉敕撰，太中大夫将作少监翰林待诏张少悌奉敕书”。高力士卒于宝应元年（762），此碑入窆时间为次年。碑文1682字，行楷书。此碑早《王敬仁碑》廿二年，早《李光弼神道碑》一年，晚《王四娘塔铭》十六年，系张少悌年富力强时之作。此碑在墓中保存完好，字口清晰，是研究张少悌书法不可多得的样本。《高力士墓志铭》现藏蒲城县博物馆。
高力士墓是唐十八陵中最东端的玄宗泰陵的唯一的陪葬墓2。自唐太宗始有帝陵陪葬墓制度来，宗室、重要将相和功臣们无不以陪葬帝陵为荣。而高力士是玄宗选择的唯一陪葬人。高力士一生对玄宗忠心耿耿，生前死后其地位在宦官中都达到了极至。代宗对高力士的追念，不仅从高力士的墓葬，还可以从十四年后（大历十二年，777）追立的，同为潘炎撰，张少悌书，并由李阳冰篆额的《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内侍监赠扬州大都督，葬泰陵高公神道碑并序》可知。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有云：“右内侍监高力士碑石已中断，失其下截，每行止存二十余字。”盖指此碑。据陶中云，白心莹《陕西蒲城县发现高力士残碑》（《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该碑上截1963年始归蒲城县文管所保管，下截于1971年秋又被发现，1980年运回修复。全碑连额高约4.05米，宽1.42米，30行，行55字，共约1650字。行书，剥落百余字。此碑堪称张少悌的代表之作。现藏蒲城县博物馆。
高力士两碑，张少悌书写前后相距十四年，通过对比两碑书法，可以直接观察张少悌书法的演变。
四、张少悌是承晋法之杰出者
明赵崡在《石墨镌华》中评张少悌书有“深得右军行草遗意”之说，其中“深得右军行草遗意”在《高力士神道碑》和《高力士墓志铭》中得到最好的注脚。
唐代行书书碑，尽出于《圣教序》，自高正臣、李邕而下，莫不如是。李邕虽非首创，但打开局面有赖于他，故享大名。
《高力士神道碑》，777年
《高力士墓志铭》，763年
《怀仁集王圣教序》，镌刻于672年
李邕《麓山寺碑》，730年
张少悌行书自圣教追晋法，但更具简淡冲和的韵致。立《高力士墓志铭》碑时已是中晚唐，国力已经大不如盛唐，唐墓葬也以安史之乱分为前后有别的两大分界线，高力士墓葬的规格等级也反映了这一点。毕竟是奉敕而作，是碑镌刻精良，颇能传达用笔的精微之处，笔画的起止搭截十分清楚。张少悌以行楷书此铭，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平和雍容，温文尔雅，用笔洗练纯净，没有李邕行书结字的欹侧和头重脚轻，及其浮华之气，但同时也缺少了险势所带来的紧张和惊心动魄。张少悌作为颜真卿的同时代人，从颜撰而由张书碑的情况来看，有过从，也是意料中事，此碑比颜真卿书《多宝塔碑》晚了十年，其中既能感受到《多宝塔碑》的气息，同时又具有《多宝塔碑》所没有的宽博与开张。与颜晚年作品比，则少了篆籀气。
《高力士神道碑》与前铭已经大不相同。如果说《高力士墓志铭》还能比较明显地感觉到王羲之《圣教序》和颜真卿《多宝塔》的气息的话，这块神道碑就显得自由多了，它已经摆脱了拘谨而有更多性情的流露。在结字法和篇章呼应关系上，舒展而洒脱。前铭偏于行楷，此碑则为行草。后者更趋成熟和富有个性，有了自己的特征。同时也感觉上离《圣教序》的气息更近了，但张少悌似乎一直没有走出《圣教序》的影子。这种感觉要更甚于李邕诸碑。张少悌算得上盛唐书家中继《圣教序》而承晋法的杰出者。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过这样一句让后人津津乐道的话：
宋薛绍彭、道祖书得二王法，而其传也，不如唐人高正臣、张少悌之流。盖以其时苏、黄方尚变法，故循循晋法者见绌也。然如所书《楼观诗》，雅逸足名后世矣。”
口气上对高、张颇为不屑，但它同时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薛绍彭、道祖与高、张一样，都循循晋法，却因时遇不同而身后大不同。这就回到了我前边提到的老话，我们的历史往往是重变不重常——历史更容易记住的是那些求变的人，但历史上存在的更多的是渐变的常态，艺术探索的历史也不例外。就唐人书法的风尚来说，本来追求的不是特立独行，意不在抒写个人性情，而志于为汉字造像，追寻作为文字本身的终极的美，作为书碑作品，更其如此。这也是与宋的书法风尚最大的不同之一。从对晋法的领会和运用来说，高正臣、张少悌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这种高度还在一个“常”的范围内，颜真卿等就是在这样的“常”中走出来的，正是这样的“常”，构成了诞生象颜真卿这样大家的艺术成就的背景。这也是研究张少悌作品的意义所在。刘熙载之评在为薛绍彭、道祖抱不平，我倒以为，就从身后影响而言，因为作品流传较少，后世对张少悌的认识远远不够。《高力士墓志铭》的出土《高力士神道碑》的修复给我们认识张少悌书法提供了机会。
随着对新出土材料整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张少悌书法的理解和定位也会逐渐走向全面、公允，对张少悌生平更详细的情况也会得到揭示。李邕从《圣教序》出，张少悌也从《圣教序》出，颜真卿也是从二王出，在继承和革新上均各有火候，各有面貌，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也各自不同，这本身就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大课题。 （杨继龙）
该贴已经同步到 wind的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