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鲍安琪
今天（6月17日）清晨五点多，许渊冲想出去走走。通常上午七八点，他会坐在保姆的电动车后面，去附近的海淀公园遛弯，昨天还去了。
但近年他的睡眠不规律，常常整晚地翻译、写作、看书，到早上五六点才睡。最近他常看的是莎士比亚原著。他想翻译出版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了，后来精力不济，就搁置了。
昨晚他又是一宿没睡。保姆担心他头晕，劝他稍作休息再出门。他听从了，去睡了。
在睡梦中，他再没有醒来。
许渊冲生于1921年4月18日，享年一百岁。
他一直陆续在写的自传《百年梦》，写到高中时候了。
2003年，许渊冲在华东师范大学作讲座，黑板上是他翻译的《诗经》中的千古丽句。图/受访者提供
“译痴”许渊冲
本刊记者/鲍安琪
发于2020.9.28总第966期《中国新闻周刊》
2004年左右，杨振宁和翁帆新婚不久，老同学许渊冲做东小聚。
杨振宁和许渊冲相识于1939年1月西南联大的大一英语课上，两人都分在N组。半个多世纪后重逢，杨振宁发现，当年绰号“许大炮”的许渊冲还和过去一样冲劲十足，“如果不是更足的话”。
席间，许渊冲递给弟子、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的王强两页纸，让王强去念给杨振宁听。上面是打印出来的《一树梨花压海棠》诗的英、法译文。杨振宁有一点耳背，王强走到他身边先用英文、再用法文大声念了一遍，举座皆乐。
99岁的许渊冲，如今独自住在北大畅春园一个老旧小区里，水泥地面、老式桌椅，虽是陋室，但庭院清幽。书籍、词典、眼镜、放大镜、与已故夫人照君的合影等，把书桌挤得满满当当，只留下一张纸大小的空间用于写字。他每日翻译不辍，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把精心译出的韵文敲进电脑里，这种专注和心无旁骛是最让王强感慨的。“先生每天一起床就坐在电脑前，琢磨译文的哪个词和哪个词能押韵，几十年如一日。”王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许大炮”
“狂”，怎么想就怎么说，大会小会都要“放”，嗓门还大得不得了——“许大炮”的绰号，伴随了许渊冲一生。
在他的记忆中，50年代时，一三五七九，运动年年有，每次运动他都挨批，每次也都过关，成了“运动健将”。
“那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只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回国后才知道，留学生要改造思想。”许渊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说着他突然起身，不顾记者和保姆的劝说，拿起手边的两根拐杖，径自走向两排书架。书架边堆着大大小小的书箱，最下面的一个箱子里，是泛黄的成摞书信、本子。
他翻开1951年9月5日的日记，念道：回国九个月了，真正检讨一下，发现自己改造不多。挖根问底，原来还是在留恋过去。虽然理智上知道从前的错误，但感情上总觉得过去好……一听报告，就不高兴；谈到政治，就想业务。毫不虚心接受意见。
但是小进步还是有的。改造之后他知道了：西方国家只是资产阶级才有自由民主，而在新中国却是无产阶级有自由，有民主。
1952年秋，由于援越抗法战争急需培养翻译人才，许渊冲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被调到位于香山的军队系统的外国语学院。起初依然教法语，1954年战争结束后，对法语人才的需求减少，许渊冲就从法语系调到英语系。
1955年，香山外国语学院教师在颐和园合影。后排右一为许渊冲。图/受访者提供
英语系主任是他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同学朱树飏。许渊冲记得，朱树飏在联大时不大参加政治活动，没想到从美国回来后却入了党，做了领导了。而许渊冲自己还是属于“单纯业务观点严重”的知识分子，评功授奖都没有份。
许渊冲发牢骚，说领导是官僚主义，有眼不识泰山，加上抗战时有在“飞虎队”做翻译的历史，受到隔离审查。幸好朱树飏能为他做证明，结论是：不是肃反对象，是个人英雄主义。
“肃反”之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到了。1956年，许渊冲翻译的英国诗人德莱顿的诗剧《一切为了爱情》得以出版。
这是他在西南联大时翻译的。那时他在系图书馆半工半读，管了一个学期图书，大饱眼福。他从《英国复辟时期戏剧选》里看到这个剧本，写的是罗马大将安东尼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被英国观众认为写得比莎士比亚更好，就翻译了出来。
但英雄美人戏总与时代精神不太符合，应该翻译一部以人民群众为主角的作品才好。高尔基说过罗曼·罗兰写雕花木匠的《哥拉·布勒尼翁》是部奇书，于是他决定翻译这本。最初想译成能体现主人翁精神的《泼泥翁》，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编不赞成，所以还是用了现名。
编辑主张直译，他喜欢意译，有时他得听编辑的意见，但编辑多半还是尊重译者。译到得意之处，他就自得其乐，如这段：
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多坏的胚子。我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放荡无度，胡说八道，疯头颠脑，冥顽不灵。好酒贪饮，胡思乱想，精神失常，爱吵爱闹，性情急躁，说话好像放屁。
这种典型的许渊冲式意译所带来的各种争议，几乎伴随了他一生。
哥拉和朋友为争夺情人打得头破血流，书上写道：“没有什么比朋友成了仇人更坏的。”他却译成：“朋友翻了脸，比仇人还狠。”“文革”时，造反派认为这句译文是讽刺中苏关系交恶，让他颇受了皮肉之苦。
1957年整风时，许渊冲发言说，“共产主义”翻译错了。因为，英文communism=common（公共）+ism（主义），法文communisme=commun（公共）+isme（主义），都没有“产”字。他问过德文系的同事，说是德文也没有。2500年前柏拉图提出communism时指出，领导没有私产，而人民是可以有的。毛泽东也说过，共产主义就是世界大同。所以，不如译成“大同主义”。
有人说这是右派言论，但领导认为这属于学术讨论范畴，没有把他打成右派。
撞到南墙不回头
1960年，蒋保忠参加高考被录取，以为要去北京上大学开心极了，没想到却赶上战备疏散，一步没踏进北京城，学校就迁去了张家口。三年级时，许渊冲成为他的老师，教了他们班半年精读，半年翻译。后来蒋保忠毕业留校，又与许渊冲成了同事。
蒋保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即便统一着军装（周日可以着便装），许渊冲看上去也和一般工农出身的干部不同，有着一种绅士风度，腰板很直。他讲话中气十足，嗓音很大，隔壁教室都听得见，不过叫到女同学的时候声音很温柔。有一段时间，学校要求老师找学生个别谈话，许渊冲也叫了几个同学去，同学去了回来跟大家说，他家还有咖啡喝。
蒋保忠记得，许渊冲曾借用林肯总统葛底斯堡演说结尾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来翻译“三民主义”一词。
开会时，许渊冲一般都坐第一排。蒋保忠记得，有一次开会传达“九一三”事件的文件，领导照本宣科念完了，四下无声，只有许渊冲举手提问：林彪以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
1972年，29岁的潘丽珍与调来法语教研室的许渊冲成了一个教研室的同事。潘丽珍也听说过许渊冲“狂”的名声，但一段时间相处下来，她觉得许渊冲的“狂”只是在同辈之间或对上时，对他们这些年轻人却爱护有加。他还为年轻教员们辅导“进修”，每人发一篇文章，翻译后由他修改，持续了约一年。80年代中期，潘丽珍与许渊冲合译了《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三卷，潘翻译，许校阅，联合署名。
潘丽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许渊冲写文章极快，才思敏捷，个性独特、自我，撞到南墙才回头，甚至撞到南墙也不回头。他的记性特别好，潘丽珍常开玩笑说他有100年的记忆。
翻译毛诗
“文革”开始后，许渊冲没有其他书可以翻译了，业余时间就把公开出版和传抄的毛泽东诗词全部翻译成英、法韵文。
有一日，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许渊冲在烈日下陪斗，戴着高帽，挂着罪状牌，低头弯腰屈膝，非常难熬。他忽然想起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就在心里默默背诵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好像烈日也没那么难以忍受了。
他又想，“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这些叠词该怎么翻译好呢？反复推敲之后，他想出了两句译文：
The boundless land is clad in white.
The endless waves are lost to sight.
他觉得，音韵节奏都翻译出来了，还翻译出了原文的对仗，心下暗自得意。等译完，批斗会也开完，可以回家了。
许渊冲的最得意之笔，是将毛泽东诗词《为女民兵题照》最后一句“不爱红装爱武装”翻译成：“They love 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直译为“直面硝烟，而不是涂脂抹粉”）在他看来，这句译文和原诗一样，有音、形、意之美。
但翻译完后，没有地方可以出版。
许渊冲当时并不了解，毛泽东著作的翻译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50年代初期中宣部就成立了“毛选英译委员会”，参加者都是钱锺书、金岳霖这样的大家和外国专家，以外文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许渊冲曾把翻译的毛泽东诗词投给外文出版社，被退了回来。他甚至给江青写信，希望她像关心样板戏、关心汪曾祺那样关心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出版。好在他没有得到那样的“知遇之恩”，也就免了日后的罪与罚。
“文革”后，出版有所松动。但当时洛阳外国语学院级别最高的一位教授看了许渊冲的译本后说，这是“小学生的作文”，一句话就定了调。许渊冲不服气，把译诗寄给自己的老师钱锺书看。
许渊冲读西南联大时，大一英语课的下学期分在了钱锺书所带的组。钱锺书那时刚28岁，从牛津回国，整个联大里流传着他上课不听讲、考试考第一的传说。钱锺书讲课全用英文，一口英国音在美国音占统治地位的联大里并不吃香。许渊冲记得，钱锺书讲到，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知人善任”，认为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不能应用于文学批评。考试时，他只要求一小时写一篇英文作文，题目却不容易，叫：《世界的历史是模式的竞赛》。
1976年3月29日，许渊冲收到了钱锺书的英文回信。信中说，许戴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但由于健康和时间原因，自己无法提出具体意见，不过会把译诗转给毛选英译委员会的同事看看。他借用一个法语比喻指出，有色玻璃般的翻译（意译）会得罪“译”，无色玻璃般的翻译（直译）又会得罪“诗”，只好把这看作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正如本特莱老兄所说：蒲伯先生译的荷马（史诗）很美，但不能说这是荷马的诗。”
1978年底，洛阳外国语学院内部出版了许渊冲翻译的《毛主席诗词四十二首》英法格律体译本。当时恰逢邓小平访美，许渊冲给外交部寄去译本，希望能作为访美礼物带去美国，未果。
许渊冲自己在一本译本的扉页上题写留念：一个人把中国诗词译成英法两种文字，全世界有史以来这是第一本。——许渊冲，一九七八年中美建交时。
“不到俄岛我不倒”
80年代，许渊冲已逾60岁。他记得在西南联大时，有位同学给他看相，说他60岁之后会交好运。他认为这句戏言成了真，假如自己像傅雷一样在58岁离世，那就一切皆空了。
1983年8月，许渊冲被北京大学西语系（当年改名为英语系）聘为客座教授，为研究生讲“唐宋诗词英译”。
那时钱锺书任社科院副院长，许渊冲给他写信，希望能调去社科院。钱锺书约他来家，做一小时晤谈。钱锺书说，自己只是个挂名的副院长，一不上班二不开会三不签阅文件，因此爱莫能助。他们还顺便又讨论了译诗“传真”和“求美”的矛盾，钱锺书说：“这个问题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还是各自保留意见吧。”
当时正好北大新成立国际文化系，需要教授，许渊冲就转去这个系，教“中西文化比较”和“中英互译”课。英语系大四生王强和刘锋选修了许渊冲的中英互译课。
出于兴趣，王强几乎每次都坐在第一排中间位置，刘锋则各处随机坐。二人对这位老师的第一印象都是嗓门大，只要他一开始上课，北大文史楼三楼其他班的老师就纷纷关门。
许渊冲上课不时在英语、法语和汉语之间跳来跳去，说英文时还有一点法国腔，例如把“concise”读成“空塞子”，把“translation”念成“唐丝拉熊”。
王强记得，许渊冲上课，经常会挑战大家的好奇心和语言文化的积淀。有一日，他说起英文中也有回文诗，就在黑板上写下拿破仑一句名言的英译：“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ere是古英语，意为以前，Elba即厄尔巴岛，拿破仑最后被囚禁之地，整句的意思类似于“被流放到厄尔巴岛之前，我无所不能”。
许渊冲问大家该如何翻成中文。有同学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有说“不见棺材不落泪”，他哈哈大笑，说大家翻得有点靠谱，但是没有翻出拿破仑的霸气，从音、形、意三美统一来说，他翻成“不到俄岛我不倒”。大家都叫绝。
王强和刘锋常去许渊冲家。他们回忆，80年代师生之间的关系不同现在，是非常平等的，可以随便敲门进去，花一两个小时坐在老师的书房里聊天，甚至在他家吃饭。
《红与黑》 大论战
1995，许渊冲所译的《红与黑》引发了翻译界一场大论战。
时任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许钧是这场论战的一个重要推动者。现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的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这场论战的原委。
中国于1992年成为国际版权保护公约《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后，国内掀起了一轮经典名著复译热潮。许渊冲也重译了《红与黑》，并给早就相熟的许钧寄了一本。
1995年3月，许钧给许渊冲回了一封长信，就翻译观念和翻译方法提出了不同看法。许渊冲回信，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翻译主张。两封信都公开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
此时《红与黑》已有近十个译本，这是很少有的现象。《文汇读书周报》相继发表了多封翻译家之间的往来信件，争鸣气氛热烈。许钧认为读者的声音也不能缺席，为此牵头在《文汇读书周报》进行了一个读者意见征询调查，选取了五个具有代表性的译本，摘登了多个段落，让读者根据喜爱程度投票。
调查结果，许渊冲的译本综合得票第四。针对小说结尾（直译为“她死了”）的译文的投票，许渊冲译的“魂归离恨天”得票几乎为零，不少读者认为这句“为求精彩而失精确”。
对这个调查结果，许渊冲并不认同，认为是调查主持者用理论误导了读者。
整个翻译圈都卷进了这场论战。在香港的一次翻译学术会议上，一位译坛权威历数许渊冲所译《红与黑》的“罪状”，如“四字词组，文坛遗少”“提倡乱译，千古罪人”“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等。
许渊冲几乎是孤军奋战，但寸土不让。
他认为，文学翻译是两种文化的竞赛，而四字成语是中国文化的优势所在。中国读者深受“硬译”之害，因此走入歧途，误以为“洋泾浜中文”或者“翻译腔”才叫精确。好的翻译，“不逾矩”只是起点，“从心所欲”才是高标准。他借用画家吴冠中的话说，风筝不断线，飞得越高越好。至于“自卖自夸”，如果名实相符，扬名又有什么不好？他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最后两句翻成许式韵文以明志：冲锋陷阵我带头，论功行赏不落后。
1998年前后，许钧到北京出差，许渊冲与夫人照君请他吃饭。在饭桌上，两人又开始争论翻译问题。
许钧认为，当前译坛上有股“美文风”，但译文离原作太远就是“不忠的美人”，翻译是一种交流，最根本的是求真。许渊冲则认为，译坛该反对的是“翻译腔”，不是美文风。他说，如果美都谈不上，文学存在的必要性就没有了。他说许钧代表的是翻译的“外科派”，重形式；而他自己是“内科派”，重精神和血脉。
“他有个观点。他说我比你大33岁，你年纪比我轻，但你是旧观点，代表旧的时代；我虽然年纪比你大，但是我的观点是崭新的，代表的是新的世界。”许钧说。
2014年8月，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20届世界翻译大会上，国际翻译家联盟把当年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颁发给了许渊冲。该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一人，这是该奖项自1998年设立以来第一次颁发给亚洲人。
许渊冲的代表译作，是《诗经》的《采薇》中的千古丽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译文：
When I left here，（我离开时）
Willows shed tear.（杨柳流泪）
I come back now,（我回来时）
Snow bends the bough.（雪压树枝）
“诗译英法唯一人”
2018年，许渊冲相伴60年的夫人照君去世。第二天下午，王强和刘锋来许渊冲家看他。他们不知道97岁的老先生如何支撑得住，令他们吃惊的是，许渊冲正坐在小书房的电脑前，翻译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全集。刘锋瞥见，他正在译《无足轻重的女人》，刚翻了两页文档。
许渊冲告诉他们，昨天晚上一直没睡着，大概就睡了一个多小时。夫人过世后，他一个人坐在电脑前，想了很久很久，但是还是开始翻奥斯卡·王尔德的书。他叫二人不要担心，“只要我能够继续沉浸在翻译世界里，我就垮不下来”。
700多页的奥斯卡·王尔德全集字号很小，许渊冲只能用放大镜看。王强和刘锋将书拿下楼，找了家复印店，花了一两个小时放大复印完。
现在，许渊冲仍然每天翻译1000来字。他正在翻译的是亨利·詹姆斯的代表作《The Portrait of a Lady》，通常译作《一位女士的画像》，他译为《伊人倩影》。译文在香港一本双月刊杂志上连载，每次4页左右。现已译到第52章（共58章），并与出版社谈好，预计年内出版。
他习惯半夜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有时候到四五点，常常睡两三个小时就起床。早晨保姆骑电瓶车载着他，到小区对面的公园走走坐坐，晚上有时出去看看月亮。
译诗的时候，他总会自问，译文中能否看得见无色的画，听得见无声的音乐？他说，翻译是与作者的灵魂交流，有时突然灵光闪现，涌现出一个好词来，浑身每个毛孔都感到舒畅。
许渊冲和许钧一直保持着和而不同的友谊，许渊冲给他写信、送书时，都叫他“许钧小兄”。
对当年的观点，两人都没有丝毫改变。但许钧觉得，有一点他和许渊冲是一致的：他们都真正把翻译当做一种精神追求，因为文学翻译扩展的，是思想的疆域。
1993年时，蒋保忠已经离开洛阳外国语学院，在苏州大学任教。许渊冲来苏州出差，晚上蒋保忠去宾馆看他。许渊冲送给他一本自己新出版的《诗经》英译本，还递给他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书销中外三十本，诗译英法唯一人”。蒋保忠觉得这张名片很有意思，保存至今。
现在，递给记者的名片上，“三十本”已变成“百余本”，“唯一人”还是“唯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