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初子靖是当年沈阳市的高考状元，但进入清华大学之后，他开始厌倦那种活在他人注视下的、竞赛式的人生，放弃了许多升学和工作机会，甚至被老师认为“毕业时可能会给清华丢脸”。而周立齐，一个游荡在广西南宁的”偷车贼“，小学三年级辍学，因为2012年的一段电视采访，创造了金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爆红成为一个戏谑的网络符号、”不打工者”的精神领袖。他们拥有截然不同的学历和出身，但却在相似的人生命题之下悄然相遇。我们一定要参与这场竞争吗？“996”、“打工人”等等舆论热词的出现，是否预示着我们已经站上了大众情绪的拐点？”
“领袖”的诞生
四月份周立齐出狱的那个早上，有几十辆车围在监狱门口等着他，带来的人简直要把路堵上。“领袖”出来了，人们在网上传播这个消息，配上有他头像和名言的表情包：“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兴宁区司法局对此早有预见，派车直接把周立齐送回了家，可他家边也围满了车和人。接下来的日子，每天都有好几家网红公司来找周立齐谈合作，有的人带来现金，码在他面前，问他要不要签约，他还是给拒绝了。周立齐觉得自己不值那些钱：“他不会白给你那么多钱，你要是不能给他赚回来那还有好？他不得弄死你？”
两个月后，他在家里发布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条短视频，为自己做错的事情道歉。录制前，拍摄的朋友问他想说什么，整理出了一份文字稿，他小心翼翼地背，一个字也不敢改，拍出来僵硬，稿子一删再删。朋友不明白，他紧张什么呢？自己要说的话怎么说出来磕磕绊绊的？
我是在一个十月末的下午见到周立齐的。他坐在砖墙围成的小院中，三个朋友在他身边。这里没有一处真正的房顶，瓦片和彩钢板搭在木头横梁上，大约能盖住水泥地面。他站起来、伸出手，白色T恤和短裤整洁熨帖，带着中年人特有的谦卑姿态。周立齐的朋友们——他的一个堂弟，一位甘肃的转业军人，一位河南的旅行商人，因为参与抵押贷款业务而相识——向我介绍：他的快手视频每条有上千万播放量、澎湃写他的文章有1.6亿阅读量、全中国有3亿人认识他，但他被抖音封过号、也被快手限过流，他不敢直播，所以赚不到钱。
我从前以为人人要打工。外卖员、服务员、电商客服、流水线工人、建筑工人、程序员、银行职员、驾驶员、动物饲养员。我心知肚明有些人在从事辛苦的、危险的、报酬微薄的体力劳动，在北京马驹桥，一个梦想成为包工头的短工曾经告诉我，他教弟弟每顿只吃一碗饭，这样久了胃会缩小，才能攒下钱，要有钱，才能做承包，赚更多钱。
但周立齐自打小学三年级辍学起就没怎么跟打工的人一起玩过。十来岁的时候他就认定了，孬种念了书也是废物，能人不读书也出人头地。他跟那些辍学之后上镇里砖厂打砖的孩子不一样，他的哥哥、弟弟、堂哥、堂弟都走这条路，他已经看清了这里面没有机会。他一开始就跑到南宁东站去，跟火车站前的人混在了一起。
“走偏了呗。”每次他说到这里就会尴尬地笑笑，不愿意再提。
他长大、安顿下来，在万秀租了房子，有了朋友，那是和村里完全不同的气象。90年代末，人们从握手楼里涌出，把堪堪能通一车的窄街挤满，城中村的人们把烧烤架抬到公园里，烟雾腾起，人声鼎沸，接到城市居民抱怨前去采访的记者亲眼见到喝醉的人把公园里的树一脚踹倒。周立齐在这里有的是哥们，哥们带着哥们，每天都认识更多的人。他在家里排行老三，人们管他叫阿三，或者尊称一声三哥。
阿三不打工，但无所谓，他的朋友们也不打工。每个人搞钱的方式各有不同，其中有些人天生就有钱，在KTV和饭店，他们包场、请客，阿三去凑过数，看他们一晚上烧掉三五万，就不再跟他们玩了。“那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在万秀村的街头，阿三和来自村子上的年轻人们喝酒撸串，逛街唱K，把手头富余的钱借给朋友，也从朋友那获得帮助。在街上，人要体面，他爱买新衣服，打扮得整洁亮堂，说话也有趣，就连“事业”也讲究，偷车只偷九成新的，只偷整车不单拿电瓶。他瞧不上打工的人，打工能怎么样呢？不要说娶媳妇盖房子，好吃好玩的甚至还要从家里拿钱，辛辛苦苦干一个月不如他上街逛一趟，有什么意思呢？
24岁那年（2008年），在他第一次偷车被抓刑满后，在租住房子楼下的超市里，阿三遇见了阿珍。阿珍是老板娘的朋友，小他7岁，和他一样是街上的人，租在同一栋楼。每天买菜回家，见友女们在一起谈天，他就凑过去，和人家搭讪，送她们零食和饮料。阿三后来对我说：“阿珍真漂亮。”坚持不懈的、风趣干净的阿三到底把她追到了手，两人搬到一起住，恩爱了四年。要结婚了，他带她回老家，砖墙围成的院子里没有一处正经房顶，阿三也拿不出彩礼，但她没有反对；阿三去未来的丈母娘家，给他们买了电动车。阿三马上要有一个家庭和一个孩子。这时候，他被抓了。
盗窃，一年零六个月。他被抓的那天发生的事情现在据说全中国有三亿人知道：
南宁台的记者去采访他，他向人搭讪，卷尾的长发，一副快活样子。记者问他，为什么偷东西？他说，没有钱用，只能去偷；记者再问，为什么不打工？他说：“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做生意又不会做，只能偷东西维持生活……看守所比家里好多了，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超喜欢在里面。”记者评价他：“不是嘴硬就是脑残。”
四年之后，2016年，这段话在有四百万成员的百度贴吧“戒赌吧”爆红，周立齐成了“精神领袖”，因为与古巴革命领袖一模一样的发型，吧友给他起了个绰号，“窃·格瓦拉”。
卑微的愤怒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我一辈子也说不出这种话，从我耳朵听到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这句话的目的，和周立齐完全不同。再借给我一个胆子，再借给我一个亿，我也不敢说这种话。这辈子不打工的话，人们会指责我游手好闲吗？人们会用因嫉妒而更显恶毒的鄙夷眼神看着我轻松的生活？还是用因愤懑而愈发刻薄的轻蔑眼神看着我飘摇的生活？人们会发表怎样的评论？——“如果是我，我会工作，工作将充实我的生活”“工作能创造价值”“我起码会去投资，或者练习一项技术、从事一项艺术，我是个长期主义者。”
尽管不肯说出口，我知道自己有这种隐秘的堕落欲望。当我回想起我的父母、我的中学教师和我的大学辅导员说我懒惰和不务正业时那种淡淡的、遗憾的喟叹，当我满足他们的期待时他们轻轻的饭嗝一般的温热笑容；当我听到那些在课间操时用力摆动手臂、尽全力扭转身体的学生受到的嘲笑，当我看见笨拙地表达情意的少年因为邋遢的外表和冒犯的言辞而领受的白眼，我的愤怒像鞭炮的引线那样迸着火花地燃烧。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旁人看我的眼神像欣赏鱼缸里的一条鱼。“你要能这样就好了。”我总听见他们说。当我愤怒时我能想到的全部希望就是把自己像个窜天猴那样点了，屁眼发出尖锐的啸声冲进天空里，抓住他们的肩膀把他们按在墙壁上，盯住他们的眼睛榨干我的肺冲他们喊：“X——你——妈——”
当我看到这个蟊贼，这个不肯认命的青年劳力坐在那说“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我就想他是不是也有这种卑微的愤怒？他身上的勇气是不是比我往后再投胎三辈子的加起来还要多？事后证明这完全就是我的软弱，是一厢情愿的误解。
周立齐被捧为戒赌吧“精神领袖”，和我的愤怒无关，和周立齐的想法无关，甚至和戒赌吧里评价“领袖”的话也无关。赞美“领袖”，明智的角度是从反对雇佣工作入手，攀上主义先驱的高枝：形象上已经立住了，即使在看守所里也像切·格瓦拉那么意气风发；观点上也基本对路，反抗万恶的资本家，可以再管用一百年。
2012年周立齐刚进去的时候，戒赌吧吧友刚过万，他那年不会被封为“领袖”，因为不打工还没什么可骄傲的。
戒赌吧鼎盛时期的吧主“迷茫的鱼夫”在2016年曾发帖回忆过本吧历史：早年间借款是个难事，有试图戒赌的人发帖，把欠了每个银行多少钱列出来，记录自己还款的心路历程；也有人在感同身受的帖子里发地址，线下见面喝酒；输光了，“瘫痪”的，能在这要到烟钱，以及一些鼓励。生活还过得去的赌徒借此安抚自己的良心；有个吧务跑去做了赌博中介，吧友们在他的帖子下面回：“真想给这个逼一拳。”“我两拳”“我三拳”。这些事被吧里的人编成顺口溜：“三五瓶，逼两拳，打多打少是个缘。”
关于约饭和施舍烟钱的美名传播开来，戒赌吧渐渐壮大。2013年，网络赌博兴盛，戒赌吧涌入了大量网赌团队豢养的小号。在直白发送的平台链接被屏蔽之后，赌博代理装成靠网赌翻身的“大神”、倾家荡产的赌鬼，在吧里编造爽文和血泪故事。更多的故事会作家闻风而至，到了2015年，发黄网链接和直播嫖娼成了吧里核心内容之一，每天都会莫名其妙多出来一堆“女吧友”。
2016年，网贷来了，事情开始变得疯狂。网贷平台好像以发钱为乐，你从它这借五千，按时还五千，它下次就想借给你一万，只要肯周转，借下家还上家，很快就能套出十几万。网贷代理涌入戒赌吧，把赌徒彻底推进火里：这里有白来的钱，不要打工，去赌，去梭哈，你能赢。象征着货币的数字从网贷的口袋直接倒进网赌的口袋，赌徒身上负债的雪球越滚越大，几千变成几万、几十万，直到成为纯粹的、无意义的数字——贷款中介指出，雪球本应在3-5个月后炸开，但新的网贷平台实在太多，隐藏的坏贷数量超出了想象。
与此同时，负债想上岸的人和趁机想捞一笔的人看中了这血腥的商机，迅速地壮大了中介的队伍，戒赌吧的吧务也有人转做了中介，靠着权势保证自己不被删帖。输光欠债的人、自称发家的人、看热闹编故事的人、奔着“打多打少是个缘”来的纯粹的网络乞丐，以及在准备收割以上所有人的中介组成了这个贴吧的新生态。“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成为精神指南，周立齐被捧上领袖宝座，流浪的、嫖娼的、赌博发家的、吃饭逃帐的、妻离子散的、直播自杀的，吧里的故事越来越精彩。早年间那些忏悔的、笨拙的赌徒已经不见踪影。这一切一直持续到2018年6月，戒赌吧被央视点名，然后封禁。
2016年之后，“窃·格瓦拉”的名号传到B站上，他的采访视频和同时期止咳水上瘾的抢劫犯“大力哥”、唱歌跑调被嘉宾嘲讽的“波澜哥”一同成为鬼畜区素材。鬼畜就是为了好玩，不承载任何意义，这些无名之辈是良好的嘲笑对象，他们没有反击的能力。2016年被称为“网红元年”，今天再回看，那时的网友是宽容的，他们嘲笑一些人，但允许对方靠他们带来的快乐赚钱。这里没有反抗和解构，但也不至于是支配和羞辱。
“全世界都在变”
2013年12月，阿三第二次刑满释放，回到租住的房子，阿珍已经不在那里。他四处打听，得知她投奔了姐姐，在广东打工，具体的位置没人知道。再后来，他听说阿珍已经结婚，有了孩子。
2014年11月，阿三因盗窃罪被捕，判刑八个月，2015年6月刑满释放。同年11月，他再次被捕，被控犯有三起盗窃罪和一起抢劫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那起抢劫罪是2014年的旧案，同伙偷车被车主发现，放风的阿三拿了随身的钢钎威胁车主，两人一同逃窜。同伙因为身上挂着作案工具跑不快最后被抓住，阿三当时侥幸逃脱。一年后盗窃案发，旧案也供了出来。
在相处的一周里，周立齐从未向我提起他人生中的这一段时光，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喜欢用“国家需要”和“参加工作”来代替。我曾以为一个人若把偷窃特定的某物当作谋生手段，他对其中的技术必然有某种信任，如同我做记者，对我赖以为生的写作能力抱有感激；但再提起偷车，周立齐只有不安。2020年4月，周立齐第四次刑满释放，司法局的车直接把他送回了家。他已经快八年没有回来，八年，曾经的农村三塘镇现在高楼连片，五塘镇所有的村子也都通了水泥路。民政村里条件好的家庭盖起了三层小楼，还刷了水泥墙面，再不济的也住上了楼房，但周立齐家砖墙围成的、没有屋顶的小院还是没变。他回到家的那天父亲因为风湿正住院，母亲已经不认得他了。他对着家哭了出来，跟随行的记者说：“全世界都在变，只有我们家没变。”
他知道自己夸下海口一辈子不打工的事出了名，他的想法没变，还是觉得打工改变不了什么，也决定遵守诺言。留给他的最后一条路就是种田，自从十三岁离开家，他还从来没和土地打过交道。
周立齐家的土地少且散，零星分布在沿路的几片地方，另有一些承包出去了。我到的时候正是十月，秋收的季节，成熟的水稻绵延直到视野的尽头。他割了几块地，另一些稻穗还发青，人力脱粒机被附近的老夫妇借走了，他过去帮忙：老人将稻穗伸进箱口，滚轴带动的铁丝把种实打散、落在脚下。薄铁皮箱子随着他脚踏剧烈抖动着。更远处传来收割机柴油机的声音，它在群山的影子上爬行，60块钱一亩。稻粒被挑回家，铺开、翻动，在水泥的院子和屋顶上，被阳光和空气带走水分。一亩地金黄的种实能细密地铺满一间屋顶，两亩地就够一家半年的口粮，但假如多余的要卖，满满一屋顶的六百斤粮食和它们背后一个季度的努力值八百块钱。马上来临的冬天里，周立齐想种一茬荷兰豆。他希望荷兰豆能卖个好价钱。
村里没有什么年轻人，村上的小孩子已经不认识周立齐，路上遇见总会好奇地盯着他看，问他是哪里人。现在周立齐最好的朋友是隔壁的堂哥，他俩是发小，小学同学，堂哥极瘦、黑、脖颈细长，总是微笑，他在2010年出去打过一个月的工，做保安，早上八点到凌晨，每个小时在小区内每一栋每一层打一次卡，月薪900元。拿到钱他就不干了，回家种地。依靠低保的钱他盖了一层房子，三间，有楼梯通到屋顶，他会坐在那里看风景。种的东西卖不上价，他就让它们随便长着，口粮能吃多少呢？他和弟弟都没有结婚。
更多的年轻人像周立齐的弟弟，周立铜那样做选择。因为家里吃不上肉，三个哥哥又都辍学，周立铜也没念完小学。十几岁的时候他去镇上的砖厂打砖，一个月五百块，然后到南宁的餐馆做传菜，做到点单，一个月能赚一千多块，几乎一分钱也攒不下来。传菜还好，上菜的时候能偷吃两口，点单就实在没什么做头，于是他跟朋友去天津做工，吃不惯东西又回到南宁。后来他学了门技术，给新建筑做消防管道，谈了女朋友，租了房子，收入随着时代变迁涨到了每个月三四千块钱。他也过了三十岁，虽然攒不下钱，但是工作比以往自由了一些，他感到基本满足。
周立齐的大哥至今在工地做工，常常也回家种田，他圆头圆脸，笑容朴实，很少与人讲话。周立齐的二姐嫁到了隔壁村，大姐远嫁去了黑龙江。大姐刚出嫁的那几年，周立齐的母亲想念女儿，每天做噩梦，她料想女儿远在苦寒的东北遭遇艰苦，便很少说话。每次吃饭，她会自己盛一碗坐在卧室的门槛，白天就蹲在院子里整日做同一件事情，等到这次周立齐回家，她已经不再能认出人。
一日下午，我和周立齐在田里逛过，他从前在街上的朋友开车来找他玩。他已经把当年一起偷车的人联系方式都删掉，余下的朋友老家都在五塘镇的村子里。三位朋友带着鱼生来拜访周立齐，一位穿着绿色polo衫戴紫檀手串，在镇上开超市；一位穿着黑色汗衫，在镇上承包工程；还有一位穿着白色汗衫，在镇上卖服装。他们都成了家有了孩子，已经显露出发福的迹象。他们没有聊起在街上的时光，反而是听说我是从北京过来之后讲起了关于北京的故事。他们从来不用靠偷车供养街上的生活，在悠闲的青年时光结束后从父母那领到了一笔小小的本金，开起了属于自己的店。这是2012年周立齐在看守所作出的宣言里唯一一句对理想生活的描述——“做生意又不会做”——在小学辍学的周立齐可能选择的道路中，无论是靠打工还是偷车，他都没办法追上街上朋友的步伐。
直播时代
2016年周立齐还在监狱里的时候就被人认出来了，新来的狱友指着他问：“诶这不是那谁吗？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到了2018年，网红公司每天打来的电话首尾相接，让四弟周立铜几乎没法做工，他给这些人的答复差不多：“他还在里面，你问我没有用。” 2019年，周立铜不再接外地号码的电话，网红公司就一个一个找上门来。来的都是客，每接待一帮人周立铜就得杀鸡杀鸭做饭做菜，即使鸡鸭在村里已经不值什么钱，总是折腾也让他烦得慌。
今年出狱后，周立齐拒绝了所有找上门签约的公司，但金钱诱惑到了他的二哥。在一场饭局上，他二哥举着自己的身份证，声称周立齐以一千五百万的价格签约了一家网红公司。这条新闻冲上热搜，网红公司被点名批评，“签约周立齐”成了雷区，而二哥靠这句话挣了五千块钱——据周立齐说，再扣掉和网红公司的人吃的那一顿饭钱，就不剩什么了。
在这之前，周立齐没看过直播。出狱之后他连微信支付都不会，感觉自己已经和世界完全脱节，他处理不了这种信息。周围人总是告诉他，直播很赚钱，他不觉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他看到网上那些拿他开涮的视频，很难跟“出名了，能赚钱”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村里人看他的眼光变了。跟他见面打招呼的时候，寒暄变成了：“三哥，那几千万花得怎么样啦？”有记者到村子里，给村民塞钱，说要听他们家的故事；甚至有记者花钱求他们家的方位，还在采访前告诉了他，作为自己心诚的表现。“周立齐到底值多少钱？”羡慕的、嫉妒的、好事的人们兴致勃勃地等待一个答案。
周立齐没法上街，吃个饭的功夫，桌边就会围上来拍照的人；他还和朋友跑去一家把他的脸印在招牌上的烧烤店，让人家撤下来，他不想一直被当成贼看。但人们还是接踵而至，刚出狱的时候甚至每天都有粉丝跑到村子上来，就为了看他一眼。周围人像看猴一样地看着他，但他仍然不能放弃直播的希望：周立齐的家需要盖个正经房子，周立齐想娶老婆，周立齐要想靠种荷兰豆实现这两个愿望可有点太乐观了。周立齐另一位青年时的玩伴，做二手车和抵押贷款生意的堂弟找上他，给他拉来了一帮朋友，准备拍短视频，快手和抖音同时发，抖音直接封了他的号。
但快手号粉丝涨得像疯了一样。发出第一条视频的时候，向下一划，粉丝数的千位就变一下，再向下一划，万位数就变了。那一天涨了140万粉丝。夸他的、骂他的、嘲讽他的、崇拜他的、号称想嫁给他的，人们憋了三四年的话和表情包一口气吐给他，视频的评论居然比点赞还多。朋友们哪见过这架势，周立齐4月18日出狱，他定的目标是粉丝到418万就直播，看起来简直一周就能完成指标。结果好日子没过两天，快手也给他限流了。
朋友里有能辗转联系上快手后台人员的，好说歹说限流解除了，但粉丝涨得慢下来。看了两条视频，人们马上发现周立齐不再是以前的“领袖”，他拍的东西乖巧又空洞，除了最开始的道歉，视频的内容再也不和以前的人生发生关系。评论里质疑他打了工，让他把2016年的周某还回来，说他背弃了诺言；骂他的也多，说他蹲过监狱不配直播，更不配火，说他出来就是败坏社会风气。周立齐每发一条视频就刷一整天评论区，睡不着，刷到早上五六点钟。朋友让他拍一个当时时髦的“不心动挑战”，看美女照片不能笑。他支支吾吾半天不愿意做，最后问：“我看美女大家是不是会觉得不好？”
周立齐是重点关照对象，南宁市兴宁区警方隔三岔五就会找他谈话，司法局问他未来有什么想法，他还是回答想种地。作为惯犯，司法局要确认他的安顿，给他提供买种子和肥料的借款，他可以等荷兰豆卖出去再还，如果表现好，还可以再借钱买一头牛犊。比起讨好网络上那些遥远的、面目模糊的人，这是他生活中少有的靠自己的双手就能做成的事情。他蹲在田埂上对我说：“还是要感谢政府。”兴宁警方跟他合拍了抖音宣传视频，他们希望他成为惯犯改过自新的典型，但流量不是很好，只有二十条评论。
在十月的尾巴，周立齐迎来了出狱以来最高兴的事情——父亲出院了。一直以来是弟弟和二姐轮流陪护，周立齐的朋友也来问过情况帮过忙，但父亲住院时他不在身边，周立齐为此相当悔恨。堂弟来接他们一家，周立齐搀着父亲上车，路上一直在说，不要再喝酒了，不要再抽烟了。
当晚，周立齐把父亲的和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叫上，在家里吃了顿大餐。他自己跑去抓鸭子、切菜、给鸭皮剃毛根、掌勺，一路上简直要跳起来。一直操持着家里事情的周立铜难得轻松一次。再过半个月，父亲就要八十大寿了，再怎么困难也要办几桌，这也是周立齐重新融入村庄的机会。另一方面，他的直播事业虽然依旧遥遥无期，却接到了一家二手电动车公司的邀约——合伙人，有股份的，不能算打工；还有很多人等着他接广告，发出邀请的不乏一些正派的大公司。无论怎么看，他的运气都要来了。他能赚到钱吗？他会变回年轻的、街上的阿三吗？他会成为“改过自新的典型”吗？或者互联网会激发出他无人知晓的一面？
“你毕业了可能会给清华丢脸”
一个月后，周立齐来到北京，为新刊拍摄照片，一位刚毕业的、学铁路的摄影师跟着他，拍摄关于他第一次坐飞机和第一次拍杂志的主题视频。北京很冷，街上光秃秃的。“叶子都落光了。”他说，后来又告诉摄影师这句话不能加到视频里：“评价北京不能有这种负面信息。”
午饭吃火锅的时候，他透露，自己已经挣到了一点钱，一点点，还不够盖房子，但是代表着一个良好的开始；微信上有几个新认识的女孩子，他原来以为评论里想嫁给他的粉丝都是耍他的，但现在看来不完全是；他不打工的策略被时间证明是正确的，他现在带领着这一支由朋友组成的队伍（据我的观察，“带领”是指可以大量发表意见，但最终往往听从专业指挥）；他到北海和广西最有名的网红们一起玩，那些人开的跑车不方便，一辆只能坐三个人，一次要用好几辆。他的新人生才刚开始，互联网给了他一个超越梦想的机会，也给了他一些束缚，若非如此，如他自己所述，他很大概率还是要回到街上。
我能坦诚地说我完全不嫉妒吗？很难。我受到的教育让我明白不应嫉妒他人，我拥有的良好的工作和体面的收入让我明白每个人都值得过上好生活，但我仍然泛起了一瞬间的嫉妒。只有一瞬间，我想起了我是一名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我几乎从不提起这件事，因为我第一次毕业答辩的时候教授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毕业了可能会给清华丢脸。”我当时就在内心反驳了他：不可能的。反正清华也不可能再听说我的名字。
总是这样，清华大学会丢脸是因为特等奖学金候选人简历造假，或者清华出身的干部富豪出了丑闻，不是因为我这种无名之辈，我在学校里连个A都没有拿过，我出了问题跟清华扯不上关系。我尤其讨厌那个“本科生特等奖学金”，在全学校所有院系和年级的本科生里选出十个最好的，给他们发钱，答辩过程是直播的，还有央媒跟进发布结果。凭什么？他们有的人学自然科学，有的人学社会科学，有的人学工程和金融，他们为什么可以放在一起比？把全世界所有的的老虎、小白鼠和牡丹放在一起比，最好的是哪一只（朵）？官方的口径自然是要为学生建立榜样，可我如何从他们那里学到更多的自信、更高的智商和更好的教育呢？换句话说，有人说我是个还不错的特稿记者，可我没经过咬牙切齿挑灯夜读艰苦奋斗就获得了写作的能力，我自己清楚，这主要出于偶然，当我已经知道只要努力就能有所创造的时候，不努力带来的愧疚远超努力所耗费的心力。
我拒绝了一个专硕递补的机会和一份体面的国企工作，也没有投向那些以乐于接收清本工科生出名的校友企业。这些纷至沓来的工作机会简直让我恶心，我知道他们看中的是什么——我智力足够，我情绪稳定，我的学历说出去好听，我对领导交代的任务有足够的畏惧，即使没能完全搞懂面对的问题，我也展现了能糊弄出个像样的工作成果的能力，所以我从清华毕业了。总而言之，想招聘我的地方需要的不是一个人类，要是有个比我成本更低的AI能匹配他们的需求，我会被彻彻底底比下去的。
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我为了完成毕业设计刚从学院地下一层的一只因为用两千摄氏度灼烧了半个小时金属粉末而散发着焦糊味的反应釜身后钻出来，我意识到因为懒惰和愚蠢，我根本没有搞明白自己到底在烧些什么，我处理实验数据的方法也不过是模仿期刊上五颜六色的图形与标注画几条曲线。我的生活没有目的，在高考前学习只是因为讨厌父母和老师轻蔑的眼神，在大学里学习只是为了能够毕业，我下定决心到媒体实习，希望能找到一些答案。我认识的整个学院最善良的老师在微信上表达了担心：出去小心不要被骗了。
我用成年前的全部人生试图匹配他人的要求，相信被人尊重的唯一方法是证明自己：人生是一个阶梯，你爬到何处就能获得何等的尊重。我经历过瞬间的成功，然后失败了，我看到有太多人比我更聪明、更冷静、更美丽和强壮，我还看到周立齐坐着直升机降落到了我头顶的，幻想的梯子上。在这些时刻我感到——同时我也明白有无数人看到我的时候也感受到这种情绪——屈辱，畏惧，紧接着涌起的是条件反射般的，想超越他们，“勇夺第一”。我就是那种我最讨厌的，把老虎、小白鼠和牡丹都拉来跟我自己比的人，跟他们比比，谁的收入最高、谁的职权最大、谁的家庭最幸福。
我们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在幻想的天梯上，周立齐坐着直升机升到了上方。在这样充满隔阂、失望、偶然和被过度解读的人生中，幸运突然降临到他头上，给他得见幕外的机会，当他有一天真的看清台下观众冷漠和残忍的眼神，体验阿臾、嫉妒和热钱的侵蚀，他会愤怒还是退缩？他会像“另一个世界的人”那样，在KTV一掷千金，把来自村庄的贫苦年轻人驱赶出局吗？或者像戒赌吧鼎盛时期的名人“星总”那样，“给你转账，闭着眼睛按0”吗？要更准确地描述这问题或许是：我们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我离开南宁时已经是十一月初了，气温还有足足28度，我赶航班的时候穿着我最厚的连帽卫衣，出租车司机看见吓了一跳：“你这是去哪啊？”去北京，我告诉她，半夜飞机落地的时候，那边快要零度。“怎么能这样呢？”她问我，“不都是同一片天吗？”
因为纬度。北京到南宁有三千公里。我粗略地解释了一下，不想用答案毁掉问题。她的车里没有导航，也没开着打车软件，我已经有几年没像这样在路边招手等过车。她的儿子在浙江打工，他在那样大的城市生存下来，她为此骄傲，但她没离开过广西。“零下三度和零下五度哪个比较冷？”她接着问我。
飞机驶向北京时，我低头能从舷窗看见云彩。尽管在同一片天空下，我和出租车司机在向相互的方向望去时没办法捕捉到彼此身影的任何迹象。三千公里，太遥远了，一块屏幕也不能从本质上拉近这种距离，但朴素的、共同的愿望可以，“三五瓶、逼两拳、打多打少是个缘”可以。我会再认识我的邻居吗？我何时能再跟他们握手、拥抱、把酒言欢？我如何能再做一个善良的人？我总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夏天终将结束，泡沫仍会破裂，潮水退去之后，当裸泳的、穿着西装的和穿着羽绒服泡在水里的人并肩站立之时，我们要用怎样的微笑共同追忆旧日时光？
（感谢李颖迪提供关于戒赌吧的资料，实习生戴晓珍亦有贡献）
文：初子靖
摄影：苏里
编辑：杜强
执行：xi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