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矿集团何时从灵石搬介休的
1956年1月1日 汾西矿务局宣告成立。
根据煤炭部太原管理局人字(55)1268号命令和山西省工业厅(55)工煤字354号通知，由地方国营富家滩煤矿同国营义棠煤矿筹备处合并成立汾西矿务局，隶属煤炭部太原管理局领导。董子俭任代理局长，王肇基、姚希崇，晋克功任副局长。下属有富家滩煤矿、南关煤矿、张家庄煤矿、两渡煤矿筹备处，发电厂、修理厂、介休洗煤厂筹备处、工干校和职工医院等九个直属单位。
局机关设立有干部科、教育科、总务科、生产科、机电科、技术科、保卫科、办公室、化验室、基建处等15个职能科室。全局共有职工4903人，其中有干部1144人，工人3560。全年计划原煤产量104万吨。
局党委1957年6月28日向榆次地委工业部呈送了《关于局部驻地迁移介休的请示》。批复后，局部开始向介休迁移，至9月22日全部由灵石县富家滩镇迁入介休县西关新址。
1957年9月23日 汾西矿务局在介休县西关新址正式开始办公。
上个世纪的汾西矿业变迁
1951年，汾西矿务局富家滩煤矿康永祥率领云家坪掘进组开进了南关坑，在下有齐腰深的积水，上有淋头大水的情形下，突破三次封锁，苦战落山37天，书写了一段大爱汾西的传奇。1953年，南关坑冒水淹没了正巷道。康永祥在正巷道的一侧奋战三十余天建成水库，引水外排，三个被迫停产的工作面很快恢复生产，万人长巷都在传诵康永祥制服了“水龙王”的故事！康永祥1956年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58年8月，汾西矿务局南关煤矿青年采煤队在“煤矿工人三件宝，大锤铁锹和洋镐”的年代，依靠炮采人工攉煤和“两头见不到太阳”的艰苦鏖战，出煤25万吨，创下了全国的最高记录。1961年山西省委调查组完成了关于南关青采队先进典型的调查报告，总结了该队连续8年超额完成任务且未发生一起死亡及重伤事故的先进经验，把南关青采队作为先进典型在全省推广。队长史殿照和全队工友们创造的安全喊话、敲邦问顶、狠抓支护质量、新老工人结成互助对子等一系列安全生产经验，开展的争夺红旗、连环战、对手赛等多种形式的劳动竞赛活动，使一天一循环增加到两天三循环，环进度由2米增加到2.2米，全队80%以上的青工都成为掌握7种开外的操作技术的多面手，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煤炭产量。1958年，史殿照代表全队出席了全国青工代表大会和在北京召开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9年又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际，与汾西矿务局同日创刊的《汾西矿报》开辟“伟大的十年在汾西”专栏，用数字和事实反映汾西矿务局的变化。十年中，国家共投资8千万元用于汾西矿井的恢复和改建，新建投产5对矿井，10年共产原煤1000万吨。1959年，原煤产量达到230万吨，相当于1949年的60倍。1966年，山西省委推荐汾西矿务局富家滩煤矿为全省“学大庆先进单位”。
在取得历史性辉煌成就的背后，汾西矿务局第一次面临着发展的困境。众所周知，汾西局成立时的富家滩、南关、张家庄三个矿都是在小煤窑基础上改造的，发展潜力有限。后来在灵石县境内新建的几对矿井又由于地质构造复杂，煤层薄，生产条件差，短短几年就停产报废。而且，富家滩、南关、张家庄三个矿加上新建的两渡矿，南区四矿的地质储量不足7000万吨，各方面条件严重制约着汾西的进一步发展。就在汾西决策者们殚精竭虑考虑汾西未来发展的时候，继1956年山西省地质局燃料地质队首次勘探汾孝煤田之后，1958年精查探明汾孝煤田煤炭储藏量达48亿吨。这一重要技术依据，促成汾西矿务局党委1958年作出在维持和发展南关、富家滩、张家庄、两渡煤矿生产的同时，迅速开辟汾孝区，加速煤炭工业发展的战略决策。
在汾西实施第一次西进战略的历史进程中，老一代工程技术人员的杰出代表—1956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任汾西矿务局副总工程师刘仙舟在完成对南区小煤窑的技术改造之后，集中精力抓汾孝区开发与建设，参与主持了西区柳湾、水峪、高阳矿的施工建设、改造和扩建的全部工作。对于开发西区，刘仙舟既是决策的参与者，又是规划的实施者，为汾西的建设和开发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1957年转战辽宁、内蒙、河北的东北煤矿第一基建局所属兴隆建井工程处划归汾西局领导，从此黑土地的东北男儿与黄土地上的男子汉们结下了几代人的奋战情结，伴随着汾西一步步茁壮成长，高高的井架一座座矗立在汾孝大地上，向我们展示着新时期的“吕梁英雄传”。
1963年1月4日我省汾孝煤田上出现第一座现代化矿井——柳湾矿斜井建成正式投入生产，揭开了汾西开发汾孝煤田的第一页；紧接着，1965年汾孝煤田上的第2对矿井水峪煤矿、1973年第3对矿井高阳煤矿相继投产。至此，经过十数年的艰苦努力，汾孝煤田3对主要矿井全部投产，占全局原煤产量三分之二的汾孝煤田生产格局基本形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基创业期由此奠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汾西矿务局坚持改革开放，深化企业改革，加快了由南区向西区转移的步伐。1982年柳湾矿扩建的2号井建成投产，增加生产能力90万吨；1983年开工建设水峪矿旺家垣井，设计能力210万吨；对高阳矿竖井进行了补套；全局原煤产量1991年达到770万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改革的春潮中，汾西矿务局荣膺煤炭工业最高奖项“金石奖”，并创造了享誉全国煤炭系统工资改革的“两阳经验”之一的“高阳经验”。1989年，高阳矿采煤二队队长张树义荣获全国劳模荣誉称号；1990年，水峪矿采煤一队队长霍寿安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20世纪末，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国家环保政策的影响下，1998年之后的三年中，煤炭市场出现逆转，市场疲软，价格下跌，加上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全行业经济运行整体下滑。企业人员多、包袱重和低硫煤资源严重匮乏等固有矛盾很快凸显，汾西矿务局生产经营进退维谷。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汾西人审时度势，在企业生与死的抉择面前，汾西人毅然决然再行战略西进之举，以低成本开发低硫煤资源，在并购离柳矿区小煤矿基础上技改扩建，分别用一年零六个月和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超常规建成了贺西、双柳两对150万吨的现代化矿井。
之后，由汾西矿务局改制组建的山西汾西矿业集团公司又购并技改建成了年产60万吨的中兴煤矿以及曙光、紫金等一批优质低硫煤新矿井，使矿井生产能力逐年提升；汾西人抓住“关闭破产”的政策机遇，争取到国家破产补助资金，对四对衰老高硫煤矿井进行破产重组，使企业“柳暗花明”。
上世纪60年代的先进典型富家滩矿
富家滩矿是上世纪60年代全省闻名的先进典型，这一信息从《山西日报》当年关于煤炭行业的报道中就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据不完全统计，从1961年9月到1965年2月，《山西日报》刊登有关富家滩矿的报道共有20余篇，其中有头版头条配发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的有四篇，整版经验性报道一篇。由于数量甚多，不便一一列举，只能选择比较重要的介绍如下：1962年2月12日《山西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牛成德采写的题为《发动群众全面调整开拓掘进回采关系 富家滩煤矿生产形势越来越好》的报道，同时配发《编者的话》300余字和记者赵德苏所摄的该矿青采队队长许锁儿井下工作的照片。1962年5月19日《山西日报》在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记者吴象、陈墨章、张一文三人采写的题为《不止是找到了一把改进企业管理工作的钥匙——富家滩煤矿发动群众进行“五定五保”工作的经验介绍》的报道，并在头版配发社论，文前还配发了一幅记者赵德苏所摄的该矿采煤一队溜子工李法云精心爱护工具的照片。1962年7月3日《山西日报》二版头条刊登了岳来喜采写的题为《提高技术 改进操作 正规循环 安全生产 富家滩煤矿企业管理工作继续改进》的报道。1962年11月23日《山西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了岳来喜、牛成德采写的题为《从多方面为工人创造良好的生产条件 富家滩煤矿增产节约运动蓬勃发展》的报道。1963年3月28日《山西日报》头版刊登了杨维恭、牛成德、岳来喜采写的题为《树标兵表扬全勤模范 巧安排职工轮休探亲 富家滩煤矿工人出勤率稳步上升》的报道，配发了编者按。只隔了不到两个月，5月22日《山西日报》又在头版刊登了杨维恭、岳来喜采写的题为《多争一分钟工时 增产十公斤煤炭 富家滩煤矿劳动生产率节节上升》的报道。1964年2月18日《山西日报》再次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记者高峰、张一文采写的报道，题为《破自满情绪 振革命精神 促比学赶帮 富家滩矿四次取经始得真宝 学赶石圪节矿热潮方兴未艾》，同时配发题为《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的两种方法》的社论。正好在一年之后的1965年2月19日，富家滩矿又出现在《山西日报》头版，这次是童兆林采写的，题为《层层落实任务 人人出谋献策 大搞技术革新 减人减料增产 富家滩煤矿胜利掀起生产新高潮第一个浪头》，这篇报道也配发了题为《把计划和措施落实》的社论。上述报道的篇幅都在千字以上，不仅被编辑安排在重要位置，而且大多数都配发了社论、评论员文章或编者按，其中由记者采写的占相当比例。
除了《山西日报》之外，《工人日报》也对富家滩煤矿予以关注。1961年12月15日《工人日报》二版头条刊登了由牛成德、岳来喜、孟增国、王学信采写的题为《搞好巷道维修 促进煤炭生产 汾西富家滩煤矿改进巷道运输生产面貌一新》的报道。1965年2月28日《工人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富家滩矿青年采煤队工人来信，题目是《这笔账不能不算》，信中细算了采煤工作面浮煤丢失的经济账，建议各煤矿的兄弟采煤队重视回收浮煤，同时还发表了煤炭部对回收浮煤工作的意见。
当年富家滩矿成为先进典型，新闻媒体的报道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还是上级领导机关的认可。据《大事记》中记载，1962年1月11日中共山西省委批转了《富家滩煤矿开展“五定五保”运动的经验》，1月20日，省委又在富家滩煤矿召开了全省重点厂矿开展整顿企业群众运动经验交流会。2月2日晋中地委工业部发出《关于在工矿交通企业中学习和推广富家滩煤矿开展“五定五保”群众运动经验的通知》。2月27月至3月6日，山西煤管局在富家滩矿召开了全省重点煤矿整顿企业汇报会，会议重点交流了富家滩矿开展整顿企业群众运动的经验。1963年2月28日，山西省委将《富家滩煤矿一年来开展企业整顿群众运动的总结报告》批转各地、市委、厂矿交通企业、省直属各厅、局党组，要求认真阅读研究富家滩矿的报告，加以推广学习。在1961年和1963年山西省工业企业和“五好”职工表彰大会上，富家滩矿两次获得省级先进企业称号。
1963年6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企业经济工作座谈会上，石圪节煤矿等五个企业被树为工交系统勤俭办企业的五面红旗。《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艰苦奋斗的石圪节矿风》和长篇通讯《石圪节矿风》，高度评价了石圪节矿风是克勤克俭、艰苦奋斗之风，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兴旺之风，号召全国各条战线学习和发扬。从此，一个学赶石圪节矿的热潮在全国煤矿展开。作为全省先进企业的富家滩矿，在1963年内先后四次派人到石圪节矿学习取经，通过广泛宣传石圪节矿的经验，展开比先进、找差距活动。他们把学习石圪节经验与总结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使先进经验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富家滩矿学赶石圪节矿的做法得到《山西日报》的高度重视，派出记者采访报道并在头版头条刊发，同时还配发社论对富家滩矿的学习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富家滩矿的全省先进企业荣誉一直保持到“文革”开始，就在“文革”前夕的1966年3月，《大事记》有一条目记载：山西省委推荐汾西矿务局富家滩煤矿为全省学大庆先进单位。这次省级表彰活动由于“文革”风暴的到来而取消，导致富家滩矿少获得一项荣誉称号。“文革”期间的1973年7月1日，《山西日报》二版在总题目为《我省一批厂矿提前完成上半年计划》的一组简讯中，把富家滩煤矿作为头条，报道了这个矿发动群众，挖掘潜力，做到了减人增产，提前完成了上半年原煤生产和掘进计划。这大概是富家滩矿最后一次在《山西日报》出现，此时富家滩矿已经由于资源枯竭而逐渐缩小生产规模，直到1978年1月经煤炭部批准正式宣布矿井报废，管理机构撤销后改称留守处。
李毅
汾西矿业化工厂的肇始
矿务局自己制造炸药始于1958年5月，当时采煤掘进所需的炸药和雷管，都由上级从东北老工业区调拨，无法满足生产发展需求。
在孝义兑镇韩家滩的一条山沟里，化工人在十孔土窑洞、两盘石磨、三盘石碾的简易环境下，靠马车运输原材料和成品，37名职工全手工操作，卷纸筒、装药、封包，日产炸药0.5吨。
1960年，选址灵石县两渡镇大家沟建厂，简易厂房1800平方米，又招收40名新工人。1961年6月22日，化工厂正式成立，7月开工生产。当时只有一台轮碾机进行混药，原材料粉碎靠石碾，木粉硝铵烘干靠火炕，工业盐烘干靠锅炒，药卷纸筒用浆糊粘，切纸用斧头剁，晾药靠自然通风降温，装药还是手工蹾。1961年生产炸药177.699吨，1964年生产炸药735.31吨。1965年3月增建工业锅炉，铺设生产车间供热管道，药卷封口、打包开始使用石蜡，使炸药具备一定的防潮性能。8月安装一台晾药机，缩短晾药时间，全年生产炸药1541.9吨。
1969年由于化工厂大家沟厂址环境不符合爆破器材生产安全有关规定必须搬迁，经考察选址，在孝义县东许乡境内的3条自然山沟重新建厂，前期投资210万元，于1970年2月15日破土动工（因此称为“七〇二厂”），按照84号、85号（民爆产品编号84是炸药、85是雷管）两种产品设计。
1975年7月，孝义“七〇二厂”竣工，开启了化工厂新的一页。
家属在汾西矿史上的辉煌一页
翻开1961年11月27日《山西日报》头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行引人注目的大字标题：《里里外外照顾周到 左邻右舍人人夸好 王克英是个呱呱叫的好家属》，还有标题左侧的一幅王克英满脸笑容的照片。王克英是谁？这个如今令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在当年的南关矿却是家喻户晓。她就是南关矿青年采煤队队长史殿照的妻子，一位在成功的男人身后无私奉献的伟大女性。这期报纸上还在报道的上方配发了题为《当好光荣的“后勤兵”》的社论。
报道中采用了五个小标题，分别是：“爱人夸：不是有克英，咱的身体那会这样好，家里的事不知要操多少心哩”、“婆婆夸：殿照媳妇子，里里外外没个人说不好的”、“干部夸：克英是采煤队的义务通讯员兼勤务员”、“工人夸：我们有个好嫂子，待我们如同亲人一般”、“邻居夸：克英肯帮助人，把邻居的事，看得和自己家的事一样”。从这五个小标题就可以看出王克英为人处事的五个侧面，也就是从爱人、婆婆、队里的干部和工人、邻居等不同的角度对王克英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和表现。王克英对丈夫史殿照百般照顾，省下细粮让他吃，家务活从不让他插手，看到他回家脸色不太好看，就给他说宽心话、吃适口饭，甚至对他的家人也照顾十分周到。对年迈的婆婆更是精心侍奉，使婆婆逢人便夸媳妇好。丈夫当着队长，家里便成了采煤队的办公室和俱乐部，家里的电话也是队里的，王克英志愿承担了接电话找人、为开会和闲聊的工友们提供茶水米汤、擦桌子扫地之类的杂活，有时半夜接到井下电话去找人她也毫无怨言。青采队里单身工人多，王克英就如同亲人般关爱他们，衣服破了她给补，生了病她守着看护，有的不知道计划着花钱，王克英在借给钱的同时还要数说几句。对个别经常旷工的工人王克英就做思想工作使他不再旷工。邻居夫妻吵架，她去调解，女人住娘家走了，她去给男人做饭，有一位工人的妻子生小孩，她去帮忙请接生员、给孩子报户口、领布票、买口粮。史殿照有这样一位贤内助，不仅家庭和美，没有后顾之忧，而且还在工作上也得到鼎力相助。王克英真是个呱呱叫的好家属，史殿照所获得的荣誉应该有她的一半。
当天《山西日报》所配发的社论还有个副标题是《写给全省的职工家属们》。这篇社论用极其通俗的口语化的语言，像拉家常一样跟全省职工家属谈家属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王克英的事迹成了教育全省职工家属的活教材，王克英成了全省职工家属学习的楷模。王克英这个普通的矿工家属，被社论称为“高尚的有益于人民的人”，她“克己奉公、舍己为人的品质”被称为“高贵的共产主义品质”。1961年王克英被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授予社会主义建设标兵称号，这是汾西矿务局成立后至今矿工家属所获得的最高级别的荣誉称号。据《大事记》附表四显示，在富家滩煤矿时期，曾有南关坑家属武海兰、李如花分别于1953年和1954年获得山西省政府授予的工业劳模称号。1961年以后在省级荣誉称号获得者的名单中，就再也找不到一名家属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煤矿家属工作蓬勃发展时期。1952年7月富家滩煤矿正式成立家属委员会，号召家属开展“三好一保”活动，即让丈夫吃好、休息好、家庭管理好；保证丈夫多出勤，关心丈夫安全。1953年3月工会组织家属干部赴大同矿务局参观学习之后，又在家属中开展了“四比、两保、一鼓励”活动。四比即比工作、比家庭和睦、比卫生、比节约；两保即保证丈夫出满勤、保证丈夫不违反操作规程；一鼓励即鼓励丈夫学劳模。同年8月，家属委员会主任郝素仙和家属代表武海兰到北京参加了全国女工家属代表大会。当年矿工家属在企业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召开职工代表会议要有家属代表参加，表彰先进也少不了家属，甚至连党组织发展党员家属都要占有一定比例。据《大事记》记载，1953年5月富家滩煤矿党总支确定的年度发展党员计划中，准备吸收新党员160人，其中产业工人127人，职员23人，家属10人。1956年汾西矿务局成立后，家属工作主要开展以“五好”为内容的争先创优活动。五好即家庭邻里团结好、家庭生活安排好、家庭环境卫生好、教育子女好、鼓励亲人生产工作好。到六十年代初，全局职工人数增加到2万余人，矿区家属也增加到5700余户。家属们开始走出家庭，为企业生产建设出力，她们为井下工人送水送饭，帮单身职工拆洗被褥，到职工食堂帮厨，后来又发展到开荒种地、养猪养鸡。
1962年国家为了应对经济困难的局面，采取了大规模压缩城市人口的办法，于是大批家属被压缩回农村，家属工作也转入低潮。后来的社会环境变迁和政治运动频繁，再加上企业职工中双职工比例逐年上升，再也没有出现像当年那样的社会条件。以王克英为代表的那一代矿工家属在写下矿史上的辉煌一页之后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尽管如此，谁都不能否认的是，矿工家属曾经是企业发展史上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群体，而且是一个只知奉献不求回报的群体。由于受到体制和身份的限制，王克英虽然在名义上成为省级劳模，但她却没有享受过省级劳模应得的物质待遇。而这一群体中更多的人甚至在劳作一生后的晚年仍然处于收入无保障的贫困境地，不得不靠子女接济生活。
李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