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夫沈二哥
张充和
我家“外子”逼我写点关于沈二哥同三姐的事，他说：“海外就是你一个亲人与他们过去相处最久，还不写！”我呢，同他们相别三十一年，听不完、也说不完的话，哪还有功夫执笔！虽回去过一次，从早到晚，亲友不断往来，也不过只见到他们三四次，一半还是在人群中见到的。
如何开始呢？虽是三十一年的点滴，倒也鲜明。关于沈二哥的独白情书的故事，似乎中外都已熟悉，有的加了些善意的佐料，于人情无不合之处，既无伤大雅，又能增加读者兴趣，就不在此加注加考，做煞风景的事了。
一九三三年暑假，三姐在中国公学毕了业回苏州，同姐妹兄弟相聚，我父亲与继母那时住在上海。有一天，九如巷三号的大门堂中，站了个苍白脸戴眼镜羞涩的客人，说是由青岛来的，姓沈，来看张兆和的。家中并没有一人认识他，他来以前，亦未通知三姐。三姐当时在公园图书馆看书。他以为三姐有意不见他，正在进退无策之际，二姐允和出来了。问清了，原来是沈从文。他写了很多信给三姐，大家早都知道了。于是二姐便请他到家中坐，说：“三妹看书去了，不久就回来，你进来坐坐等着。”他怎么也不肯，坚持回到已定好房间的中央饭店去了。二姐从小见义勇为，更爱成人之美，至今仍然如此。等三姐回来，二姐便劝她去看沈二哥。三姐说：“没有的事！去旅馆看他？不去！”二姐又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于是三姐到了旅馆，站在门外（据沈二哥的形容），一见到沈二哥便照二姐的吩咐，一字不改的如小学生背书似的：“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你来玩！”背了以后，再也想不出第二句了。于是一同回到家中。
沈二哥带了一大包礼物送三姐，其中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等著作。这些英译名著，是托巴金选购的；又有一对书夹，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看来是个贵重东西。后来知道，为了买这些礼品，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三姐觉得礼太重了，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与《猎人日记》。
来我们家中怎么玩呢？一个写故事的人，无非是听他讲故事。如何款待他，我不记得了。好像是五弟寰和，从他每月二元的零用钱中拿出钱来买瓶汽水，沈二哥大为感动，当下许五弟：“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了《月下小景》，每篇都附有“给张小五”字样。
第二次来苏州，是同年寒假，穿件蓝布面子的破狐皮袍子。我们同他熟悉了些，便一刻不离地想听故事。晚饭后，大家围在炭火盆旁，他不慌不忙，随编随讲。讲怎样猎野猪，讲船只怎样在激流中下滩，形容旷野，形容树林。谈到鸟，便学各种不同的啼唤，学狼嗥，似乎更拿手。有时站起来转个圈子，手舞足蹈，像戏迷票友在台上不肯下台。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四妹，四妹！”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才第二次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地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弟弟们亦都勉强打起精神，撑着眼听，不好意思走开。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
那时我爸爸同继母仍在上海。沈二哥同三姐去上海看他们。会见后，爸爸同他很谈得来。这次的相会，的确有被相亲的意思。在此略叙叙我爸爸。
祖父给爸爸取名“武龄”，字“绳进”。爸爸嫌这名字封建味太重，自改名“冀牖”，又名“吉友”，望名思义，的确做到自赐嘉名的程度。他接受“五四”的新思潮。他一生追求曙光，惜人才，爱朋友。他在苏州曾独资创办男校“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后因苏州男校已多，女校尚待发展，便结束平林，专办乐益女中。贫穷人家的女孩，工人们的女儿，都不收学费。乐益学生中有几个贫寒的，后都成为了社会上极有用的人。老师中也有的现在已成为当代有名的教育家或党的领导人。爸爸既是脑筋开明，对儿女教育，亦让其自由发展。儿女婚姻恋爱，他从不干涉，不过问。你告诉他，他笑嘻嘻地接受，绝不会去查问对方的如何如何，更不要说门户了。记得有一位“芳邻”曾遣媒来向爸爸求我家大姐，爸爸哈哈一笑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从此便无人向我家提亲事。所以我家那些妈妈们向外人说“张家儿女婚姻让他们（自己）去（由），或是（自己）（由）来的。”
说爸爸与沈二哥谈得十分相投，亦彼此心照不宣。在此之前，沈二哥曾函请二姐允和询爸爸意见，并向三姐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二姐给他拍发一个电报，简约地用了她自己名字“允”。三姐去电报中却说：“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电报员奇怪，问是什么意思，三姐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
于是从第一封仅只一页、寥寥数语而份量极重的情书，到此时为止，算是告一大段落。
一九三三年初他们订婚同去青岛。那时沈二哥在青岛大学教书、写作。暑中杨振声先生约沈二哥编中小学教科用书，与三姐又同到北平，暂寄住杨家。一天杨家大司务送沈二哥裤子去洗，发现口袋里一张当票，即刻交给杨先生。原来当的是三姐一个纪念性的戒指。杨先生于是预支了五十元薪水给沈二哥。后来杨先生告诉我这件事，并说：“人家订婚都送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的戒指之理。”
一九三三年九月九日，沈二哥三姐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结婚，没有仪式，没有主婚人、证婚人。三姐穿件浅豆沙色普通绸旗袍，沈二哥穿件蓝色毛葛的夹袍，是大姐在上海为他们缝制的。客人大都是北方几个大学和文艺界朋友。家中除大姐元和、大弟宗和与我之外，还有晴江三叔一家。沈家有沈二哥的表弟黄村生和他的九妹岳萌。
新居在西城达子营。小院落，有一枣一槐。正屋三间，有一厢，厢房便是沈二哥的书房兼客厅。记得他们结婚前，刚把几件东西搬进房那天夜晚，我发现有小偷在院中解网篮，便大声叫：“沈二哥，起来！有贼！”沈二哥亦叫“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亦大声答话，虚张一阵声势。及至开门赶贼，早一阵脚步，爬树上屋走了。后来发现沈二哥手中紧紧拿了件武器——牙刷。
新房中并无什么陈设，四壁空空，不像后来到处塞满书籍与瓷器漆器。也无一般新婚气象。只是两张床上各罩一锦锻百子图的罩单有点办喜事的气氛，是梁思成、林徽音送的。
沈二哥极爱朋友，在那小小的朴素的家中，友朋往来不断，有年长的，更多的是青年人。新旧朋友，无不热情接待。时常有困穷学生和文学青年来借贷。尤其到逢年过节，即使家中所剩无多余，总是尽其所有去帮助人家。没想到我爸爸自命为“吉友”，这女婿倒能接此家风。记得有一次宗和大弟进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戏，约定在达子营集中。正好有人来告急，沈二哥便向我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我们面软，便把口袋所有的钱都掏给他，以后靳以来了，他还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应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地，不好说什么。以后我们看戏，就不再经过他家了。一回头四十多年，靳以与宗和都已先后过世了。
七七事变后，我们都集聚在昆明，北门街的一个临时大家庭是值得纪念的。杨振声同他的女儿杨蔚、老三杨起，沈家二哥、三姐、九小姐岳萌、小龙、小虎，刘康甫父女。我同九小姐住一间，中隔一大帷幕。杨先生俨然家长，吃饭时，团团一大桌子，他南面而坐，刘在其左，沈在其右，坐位虽无人指定，却自然有个秩序。我坐在最下首，三姐在我左手边。汪和宗总管我们的伙食饭帐。在我窗前有一小路通山下，下边便是靛花巷，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在地。时而有人由灌木丛中走上来，傅斯年、李济之、罗常培或来吃饭，或来聊天。院中养个大公鸡，是金岳霖寄养的，一到拉空袭警报时，别人都出城疏散，他却进城来抱他的大公鸡。
那时沈二哥除了教书、写作之外，仍继续兼编教科用书，地点在青云街六号。杨振声领首，但他不常来。朱自清约一周来一、二次。沈二哥、汪和宗与我经常在那小楼上。沈二哥是总编辑，归他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我选点散曲，兼做注释，汪和宗抄写。他们都兼别的，只有汪和宗和我是整工。后来日机频来，我们疏散在呈贡县的龙街。我同三姐一家又同在杨家大院住前后。周末沈二哥回龙街，上课编书仍在城中。
由龙街望出去，一片平野，远接滇池，风景极美，附近多果园，野花四季不断地开放。常有家村妇女穿着褪色桃红的袄子，滚着宽黑边，拉一道窄黑条子，点映在连天的新绿秧田中，艳丽之极。农村女孩子、小媳妇，在溪边树上拴了长长的秋千索，在水上来回荡漾。在龙街还有查阜西一家，杨荫浏一家，呈贡城内有吴文藻、冰心一家。我们自题的名胜有：“白鹭林”、“画眉坪”、“马缨桥”等。
1941年后，我去重庆。胜利后我回苏州他们回北平。1947年我们又相聚在北平。他们住中老胡同北大宿舍。我住他家甩边一间屋中。这时他家除书籍漆盒外，充满青花瓷器。又大量收集宋明旧纸。三姐觉得如此买下去，屋子将要堆满，又加战后通货膨胀，一家四口亦不充裕，劝他少买，可是似乎无法控制，见到喜欢的便不放手，及至到手后，又怕三姐埋怨，有时劝我收买，有时他买了送我。所以我还有一些旧纸和青花瓷器，是那么来的，但也丢了不少。
在那宿舍院中，还住着朱光潜先生，他最喜欢同沈二哥外出看古董，也无伤大雅地买点小东西。到了过年，沈二哥去向朱太太说：“快过年，我想邀孟实陪我去逛逛古董铺。”意思是说给几个钱吧。而朱先生亦照样来向三姐邀从文陪他。这两位夫人一见面，便什么都清楚了。我也曾同他们去过。因为我一个人，身边比他们多几文，沈二哥说，四妹，你应该买这个，应该买那个。我若买去，岂不是仍然塞在他家中，因为我住的是他们的屋子。
沈二哥最初由于广泛地看文物字画，以后渐渐转向专门路子。在云南专收耿马漆盒，在苏州、北平专收瓷器，他收集青花，远在外国人注意之前。他虽喜欢收集，却不据为己有，往往是送了人；送了，再买。后来又收集锦锻丝绸，也无处不钻，从正统《大藏经》的封面到三姐唯一的收藏《宋拓集王圣教序》的封面。他把一切图案颜色及其相关处印在脑子里，却不像守财者一样，守住古董不放。大批大批的文物，如漆盒旧纸，都送给博物馆，因为真正的财富是在他脑子里。
这次见面后，不谈则已，无论谈什么题目，总归根到文物考古方面去。他谈得生动，快乐，一切死的材料，经他一说便活了，便有感情了。这种触类旁通，以诗书史籍与文物互证，富于想象，又敢于想象，是得力于他写小说的结果。他说他不想再写小说，实际上他哪有工夫去写！有人说不写小说，太可惜！我认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五日深夜
（本文选自《旧时月色中的文人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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