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龙杂志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每当这优美旋律响起，就会让人沉浸在旋律营造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浓厚氛围中。这首耳熟能详、传遍大江南北、几十年经久不衰的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其作曲者就是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被授予代表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的人民音乐家吕其明。
吕其明，1930年5月生，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安徽无为人，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原副主任，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曾为《铁道游击队》、《焦裕禄》、《雷雨》等200多部（集）影视剧作曲，谱写了诸多脍炙人口影视音乐作品。日前，《龙》杂志总编辑贾正专程采访了作曲家吕其明。专访全文如下。
为“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画像。绘画：贾正
贾正：我首先迫不及待地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在数十年的音乐作品创作过程中，用数百首作品讴歌伟大时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史诗著作《红旗颂》，记录了伟大的历史时刻，这样一个经典的创作您竟然只用了七天，那一定是一个非常值得回味的创作过程吧？
吕其明：《红旗颂》是1965年“上海之春”音乐会的一篇“命题作文”。当时，各个相关文艺单位把参会的一些备选节目报上来，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进行非常认真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要加大歌颂党、祖国、人民、人民军队的作品的创作力度，应该要有一部高质量的音乐作品，为“上海之春”音乐会绘就“点睛之笔”。当时，有一位老前辈就建议我写一个。我一听感到很紧张，急忙说我不行，写不了。但是，当时老前辈们都似乎很赞成，觉得这个提议可行。就在这个时候，大指挥家黄贻钧先生说，我建议你这个乐曲的名字就叫《红旗颂》。当时我既紧张又兴奋，老前辈们这么信任我，委以重任，那就应该拼搏一次。《红旗颂》怎么写、写什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当时我下了很大功夫思考，要形成一个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感情的碰撞，就想在这中间选准一个切入点。首先想到我的过去，想到了战争年代，我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样一个艰苦的战争岁月，生活给了我这样的感受和灵感，当年峥嵘岁月的一些生动的画面很快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士们举着红旗冲锋陷阵，一个倒下了，另一个战士继续拿起红旗冲上制高点的画面；是一幅新中国成立时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那面历史性的五星红旗的画面；是一幅十一参加国庆游行，大家一起手挽手从天安门前阔步向前，高呼口号，热泪盈眶的画面；是一幅新中国建设一派热火朝天的画面。所以，我首先定下《红旗颂》的关键点：以新中国开国大典为历史背景，歌颂红旗、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我选取了《义勇军进行曲》开头的旋律，紧扣《红旗颂》的颂歌主题，又增添了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节奏,用七天时间创作完成了这部《红旗颂》。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作品久演不衰，成为在我国音乐历史上上演率最高、电视和广播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受到群众广泛欢迎和喜爱。我始终认为，如果没有“上海之春”音乐节提供这一难得机遇和良好的创作条件与氛围，如果没有老前辈们的提议、信任、激励和促进，就不可能有《红旗颂》。因此，我对音乐界前辈们充满着敬意和谢意。
1948年吕其明在山东华东军区文工团。摄影：周新武
贾正：当得知获得党中央颁发的“七一勋章”时，您用感恩、自豪、回报三个词表达了激动的心情，这三个词融入了您怎样的情感？
吕其明：我作为一名老战士，一名电影艺术工作者，能在鲐背之年，荣获党中央颁发的“七一勋章”，我激动万分，诚惶诚恐。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在我心里是沉甸甸的，这是党对我70多年来坚持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而创作的肯定和鼓励！
我感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就是我亲爱的母亲！是党把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有道德、有理想、有血性的军人，培养成为一名敢于担当的文艺工作者。是党，带领我走上了电影艺术的道路，成为一名电影音乐作曲家。是党，教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党教导我做人要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品德高尚，乐于奉献。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的内心，充满着对党的感激和报恩之情！
我感恩亲爱的父亲吕惠生。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是一位农业专家。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年代，1940年父亲带领我们全家投奔新四军。任新四军七师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 我军战略转移中，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父亲走向刑场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以生命的最后一滴血在党旗上写下对党的忠诚，时年43岁，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父亲去世了，他一生清廉，两袖清风，虽然他没有留给我任何物质意义上的遗产。然而，父亲留给我巨大的精神财富，让我受益终身。父亲给了我生命，也给了我铮铮铁骨，耿耿丹心，一腔热血，浩然正气，父亲的英雄形象就是我崇高的路标，我是踏着父亲的足迹前行。
我自豪生在伟大的中国。我亲眼见证了我们祖国从战争走向和平，从贫困走向富强，正在实现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能安度晚年，感到非常幸运，同时也非常自豪，自己这一辈子就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践行着我入党誓言和承诺，全心全意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饮水不忘挖井人。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艰苦环境、峥嵘岁月里度过的，是党培养了我，是部队养育了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人生的晚霞依然是美丽的、精彩的、有意义的。我将一如既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精神状态，继续努力，分秒必争，为党为人民再创作一点作品，以回报党和部队对我的培养。
贾正：谈到永远年轻的精神状态，您近年来耕耘不止依然活跃在创作舞台，这样一个高龄仍以一颗赤子之心先后创作了《白求恩在晋察冀》、《祭》两部作品，是想表达怎么样的一个主题呢？
吕其明：说句心里话，这两部作品我都是受当今这个伟大时代激发创造的。两部作品的立意是共同的，就是歌颂伟大祖国、歌颂伟大人民、歌颂伟大的党。
白求恩是我崇拜的偶像，值得我们永远学习。1963年，电影《白求恩大夫》邀我作曲，我从深入生活到写完音乐，用了七八个月，但是这个作品几十年来一直在我心头，没有放下。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人们都不好出去。我在家里看到白衣战士们不顾自己的安危冲上前线，奋力拼搏、无私奉献，这样一种精神让我深受感动。作为一个作曲家，应该做一点什么？在白衣天使抗疫事迹的感染下，我就以电影《白求恩大夫》原创音乐作为素材，创作了一部单乐章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
《祭》是我有感于祖国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以及在千万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抗疫成果，改写的弦乐合奏。我非常感慨，我这样一个老人能够活到今天，是非常幸福的。但回想起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走到今天，我的父亲光荣牺牲了，我的很多战友也倒下了，他们没有活到今天。如果没有千百万个革命先烈的英勇牺牲，就不可能有新中国的诞生。在所有人都庆祝胜利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所以这首《祭》，是为了献给为民族解放而捐躯的烈士们。
贾正：您反映时代主题的作品大都是宏大、庄严的，但在著名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中，我们听到了另一种淳朴的曲风，您是如何驾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进行创作的？
吕其明：那是1956年，当时赵明导演邀约我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我感到非常地激动，非常地高兴。铁道游击队战斗在鲁南抗日战场，因此，这个风格就应该有非常浓郁的山东风格。对于游击队员的生活，我是非常熟悉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在解放战争期间，我看到过很多很多的游击队员，虽然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员，但是他们有很多的共性，穿着便衣，扎一个子弹袋，头上扎个毛巾，最多就拿一个套筒枪，他们配合正规军作战，非常地英勇，所以，乐曲开始时，“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非常的抒情；而中间部分“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又是另一种风格，非常铿锵有力。这两种风格相结合，一方面描写出游击队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又描写出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只有扎根民族土壤的作品才有艺术的生命力。”我想这就是这么多年能得到广大人民喜爱的最重要原因。
吕其明（前排左二）与姐姐吕晓晴（前排左一）在抗敌剧团合影。
贾正：您10岁参军，15岁入党，成为革命战争年代为数不多的少年共产党员。当时那么小小的年纪，您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
吕其明：那个年代，很多知识分子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我的父亲也是如此，带领全家加入了新四军。到部队之后，新四军二师的抗敌剧团要演歌剧《农村曲》，需要小演员演逃难孩子小毛，剧团看中了我，年仅10岁就成了抗敌剧团的一员。我就像进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在那里唱歌、演戏、教歌、行军、打仗、宣传鼓动。那个时候的10岁，和现在10岁的孩子可不同，战争年代，人成长得快，特别锻炼人。我13岁时，在皖江抗日根据地遇到鬼子大扫荡，我和五六位老大哥在山沟里躲了七天七夜，用茶缸接雨水喝，还差点被出卖，小小年纪就遇到各种生死考验，肯定懂事得早啊！1945年9月1日，我记得在老乡家里昏暗的油灯下，我和另外两位同志一同举起右手、紧握拳头，对着一面自制的党旗庄严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把一切献给党，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后来，和我一起宣誓入党的两位同志都牺牲了，我非常怀念他们。我一直觉得我是幸存者，更要坚持下去，一生就做一件事，就是用创作践行入党誓言！
贾正：在革命队伍中，您是如何与音乐结缘的？又是怎样开始作品创作的？
吕其明：大音乐家贺绿汀先生是我走向音乐创作道路的启蒙老师。1942年，他从上海来到新四军二师淮南抗日根据地，在抗敌剧团指导工作。一天晚上，他在树荫下拉小提琴，我不敢坐得很近，就离他大概10多米远的地方坐下来听，真是听迷了，感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从此，我就害上了“小提琴”的相思病，音乐的种子在我心里深深的埋下了。1947年，我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工作，团里有6把小提琴，分给了我一把，圆了我的“小提琴梦”。新中国成立后，我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每当演奏别人的曲子时，我都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作曲。1951年，我被调入北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从事专业作曲，从此开始了电影音乐创作生涯。
贾正：在给电影配乐时，您坚持运用民间乐器。您是如何挖掘民间乐器的价值的？
吕其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间乐器，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着独特顽强的艺术生命力，经过一代代人、成百上千年的锤炼，这些民间乐器凝结着古人的智慧，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特征，代表着灿烂的中国文化。以民间乐器演绎，歌曲才会别有一番韵味，才是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
贾正：您先后为200多部影视剧作曲，创作了10余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和300多首歌曲。在众多的作品中，让您倾注心血最多的是哪个？
吕其明：《红旗颂》融入了我对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的强烈感情，是我一生为党讴歌的代表作。它是一部标题性的、普及性的、接地气的、雅俗共赏的管弦乐作品，没有高超的技巧，只有纯朴的情感。我的作品是我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发展，我不求我的作品笼罩什么耀眼的光环，只要它伴随时代的脉搏跳动，融入社会并被广大听众所接受、所喜爱、所钟情，这就是我的希望和追求。他们的认可与赞许是我最大的欣慰，也是对我最高的褒奖。正因为如此，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对我来说，绝不是一句过时的口号，而是终生追求的崇高天职和神圣使命。
贾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对于新时代的创作，作为一名老文艺工作者您有什么建议？
吕其明：时代在发展在进步，我们的创作理念、思维方式，都应该不断改变，这是大势所趋。但我仍然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要继承老一辈的优秀传统。比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艺工作者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扎根于人民，学习我们民族的、民间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些都是必修课。如果这样做了，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吕其明：为人民而创作是我一生最崇高的天职。
贾正：任何作品的创作都不仅仅是艺术形式上的创作，更是精神上的创作。在这么多年的创作中，您秉承怎样的创作精神？
吕其明：为祖国，为人民而写作，是我终身的崇高天职和神圣使命。在我有生之年，能为人民多创作一些他们喜欢的音乐，是最快乐的事情，大家愿意演奏、传唱我的作品，就是我创作的初心。有人曾跟我开玩笑说，《红旗颂》如果按照著作权法收费的话，你现在应该是千万富翁，但我没有这样做。我现在生活的非常开心，国家给我离休工资，我不买房子、不买地，也没有高消费，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所以我现在很快乐，很轻松，很幸福，生活的很自在，享受人民对我作品的爱。大家喜欢，我多么开心。我自认为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如果一定要定位，最合适的“帽子”是抗日老战士、烈士后代，电影音乐作曲家。人生苦短，时间过得这么快，我已从一个少年的文艺兵，成为如今鲐背之年的文艺工作者。至于现在，我希望自己在脑子还清醒的时候，多创作，用我全部的赤诚，毕生的精力，热情讴歌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