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山寨，放牛班的春天
元阳哈尼梯田机场连接线的施工，让本就极其闭塞的红河县山村，路况变得更加稀巴烂。短短8公里山路，大部分已成泥浆，颠簸了半个多小时，才算抵达目的地切龙中寨。
切龙中寨梯田间休憩的农夫 （张海律/图）
39岁的车志雄在家门口接上我，帮忙把行李搬上老宅三楼的大通铺房间。这是给从各地来做民族人类学研究的调查者准备的。与村寨青年不同，他仅在20岁不到去滇南重镇个旧打了两年工，就回到寨子，做过组长和兽医，六年前开始组织附近留守儿童，教他们唱跳传统哈尼歌舞。
切龙中寨所属的行政村普春，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尼多声部民歌的发源地，而车志雄的老爸车克三，恰是省级传承人。2018年，到县城参加了“乡村之眼”村民影像培训班为期一周的课程后，车志雄就兴奋地架起公益机构派发的佳能DV，拍摄记录切龙中寨的生活和节庆，再将自己剪辑好的素材存到硬盘，让昆明的研究者过来时拷走，“三年来已经存满2块4T硬盘了。”
住所对面的另一栋屋子，是车志雄新家。去年夏天，借助着王一博一位爱心粉丝捐赠的4万元项目启动资金，车大哥将一楼清空重新粉刷，做成“乡土影像文化传习馆”。承重柱间的墙面上，挂着两台液晶电视。门口那台，播着央视一套来寨子里拍摄制作的开秧门仪式，初春秧姑娘嫁给田小伙时，插秧的村民都是伴娘伴郎，插到好的田，就等于嫁到好人家。车克三频频出现在镜头中，作为沟长，他得严格丈量着每次开挖沟渠的比例，保证将林中蓄水池来的水，公平准确地流到每一户的田埂中。
里面那台电视，则是车志雄自己的“个人作品影展”。突如其来的特大冰雹，游学来此的城里孩童，过“六月年”时的杀牛祭天，每一段都是一部叙事完整、节奏清晰的人类学纪录片。“这么多的哈尼仪式，我的同龄人大部分都不懂，更别说孩子们。我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能做到的只是把这边的节庆都拍了、剪了，‘乡村之眼’的人再拿去上字幕。至于快手抖音，或许偶尔能吸引到关注度，但都不完整，甚至连皮毛都没拍到。”
新晋纪录片导演车志雄，讲述着自己的创作激情。转而指向两块液晶电视间墙面上的“一年节日仪式”展板。比如农历1月，哈尼人接连操办的啰佐佐和昂玛突，都是为亡灵举行的献祭仪式。“我们祖宗死后会变成小神仙，那阵子可能会回来骚扰我们。小神仙死后又变成大神仙，这时才会保佑我们。我们杀牛祭祀，就是要保证他能变成大神仙。大神仙死了就变成露水，夜里滴下来灌溉梯田，滋生出新的生命。”
刚巧寨里有位老人差不多要走了，车导带我去到村民守夜的屋子。留守的中老年全聚到这里了。女人在里屋，男人在露台，喝着刚从密封土缸舀出的焖锅酒，一边用青辣椒蘸着辣椒油嚼，一边用哈尼话聊天。抽水烟的老大爷怂恿我大方些，“拿手机去里面随便拍拍嘛。”将逝老人的女儿赶回来了，告诉我，“七老八十了，没必要待在医院受罪，让大家热热闹闹来陪着是我们的传统。”再晚一点，大多数人会回家睡觉，但总有人留在身边等待临终时刻。车志雄把老人背在背上，一面给他看着电视里自己拍摄的纪录片，一面跟我说，“村里的呗玛（巫师）会算准具体哪天走，之前的三天会开始办丧事。办后事更隆重，可能得杀一二十头牛，给逝者到阴间饲养。这一点没夸张，子女各出一头，配偶家眷再出其他的，牛肉也会带回各自村里去分。”
切龙中寨守夜，车志雄背着将走的老人，看自己拍的纪录片。 （张海律/图）
村小所在的普春村，距离寨子也就20来分钟步行距离。不到十个孩子，每天晚上都会到寨里，跟着车志雄学哈尼舞蹈。带着嘻哈风的流行劲歌《哈尼宝贝》（Honey Baby），已经成了红河中小学大力推广的“县舞”，孩子们百跳不厌。而老祖宗真正在生产生活中流传下来的“乐作舞”，因为带着时蹲时跳、时列队时围圈的丰富套路，更受精力旺盛的娃娃们青睐。伴着雀跃的节拍和击掌，我也跟随这个哈尼放牛班，进入到与自然同欢、与天地同乐的忘我境界。
车志雄在寨子里教孩子们乐作舞。 （张海律/图）
迤萨小镇青年，整个青春献给了乐器
红河县府所在的迤萨镇，位处两条盘山柏油路交汇的山头。最高处的古城边缘，从三层三间的东门开始，蔓延出一大片巍峨的中西合璧式古堡。
这是90年前，由当地商帮，从马背上驮来的砖石城镇，将刀耕火种、刻木结绳的原始部落，升级为“江外小上海”。江，指的是流向越南、将红河州一分为二的红河。汉族移民多且经济发达的建水、蒙自等地，在北面，称江内；而开垦出世遗梯田景观的元阳、红河、绿春等县，则处于落后的江外。迤萨，在最初到此开荒的彝人话里，是“干旱缺水”的意思。乾隆年间山上发现铜矿，移民跟随着矿业到来。这批先民也跟着清朝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历史，清末铜矿枯竭，无田可耕的新山民，只得拉扯马匹，深入东南亚山林做贸易，并从传统马帮渐渐发展成走烟帮。民国初年，政府对鸦片的大力封查，更让黑市利润剧增，走烟帮组织和壮大了私人武装，维护既得利益。
红河大拐弯处 （张海律/图）
有人衣锦还乡，让在越南认识的法国设计师画图纸，聘请江内工匠，建造起各家欧式外表中式内底的石头大宅，鳞次栉比地排开于成片山头。更多男人从此散落海外，重组家庭，让如今的红河县成为云南第二大侨乡，10000多华侨分布在18个国家和地区。
马背上的海外移民潮，早被定点劳务输出潮取代。但总有人坚持留守，比如我在东门边约见的民族乐器制作传承人阿文。“你听得懂红河方言吗？我说不了普通话。”阿文在微信里提前交待。不会普通话的匠人，理应是位抽着水烟的白胡子老头吧？
青石板路上，轰鸣的阿普利亚150摩托熄灭了引擎，车上“白背心”摘下意大利国旗三色的头盔，扎着马尾辫的酷小伙上前，“我就是阿文。”
“我十六七岁就从村里到县文化馆工作，现在35岁了，所有青春都奉献给乐器了。”古镇中心大观塘边的餐馆里，阿文继续自我介绍。“去年辞职出来，自己除了做乐器，其他什么都不会，被音乐害惨了！”虽然略带哀怨，但翻着手机里各种漂亮乐器时，阿文又兴奋起来，“我骑着摩托在哈尼各村寨跑，见到这些宝贝就爱不释手，每一把三弦，每一支草秆，材料、外观和音质都不一样，工厂没法做，老一辈走了就没了，我只能拍照拍视频，对着样子听着音色，把它们都复原出来。”
饭后，穿过青葱的西山公园，我们走到县文化馆一侧的乐器工坊。师傅吴志明躺在竹椅上，听我说刚从切龙中寨过来，就泛起了人生记忆，“可以说，正是他们那开启了我的事业，我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1986年5月，县文体局就职的吴志明去普春采风时，听到远处穿来插秧姑娘此起彼伏的八声部合唱，循着声音找了过去……后来，他就从一个县城演员成为歌舞创作者和乐理研究者，并把哈尼歌舞带到全世界。阿文和车志雄，最远分别到过山东和北京，可他们的师傅和父亲，足迹早已遍布台湾、新加坡、日本和荷兰。
迤萨镇乐器制作工坊的阿文 （张海律/图）
和城里那些脱离单位、追求个人价值的中青年一样，阿文也为如何把兴趣爱好变现而犯愁，“很多学者老师都只能精神支持，‘乡村之眼’倒是给我筹过一两万。但其他更多的，却连5万块的小额创业贷款都批不下来。”有了本钱，阿文才能打造自己的工作室，将现在通宵达旦三天时间做两把三弦的效率提高一截。
“你还是得现实点，从省时省料的吹管乐器做起，虽然不至于像各古城步行街的葫芦丝那样，但也尽可能先把制作成本降低，然后摆到撒玛坝的游客中心去试卖。”身旁一位仍在县文化馆就职的旧同事许天明提醒到。
许天明是彝族，2021年6月刚在州歌舞团的指导下，和其他同事，排演出红河州第一部庭院剧《马帮女人》，就在东门城楼群最靠里的钱万兴大院上演。戏如其名，讲的正是这个大宅陈列的那些“从一而终“的守贞女德故事。舞者们，从开始灰头土脸的马夫形象，跳到后面成了喜庆归乡的洋装男团，望穿秋水的少女，最终熬成了提着走马灯、盼不到归夫的老妈妈。一个多小时的剧，虽是非常完整的音乐剧格式，但也因不是原生态演出，而单一化成了汉族风格的流行作曲串联，且因为费用没给够，配乐里时常传出尴尬的版权信息。万事开头难，票务告诉我，由他们这剧开头，接下来整个红河州各县市，都要打造出自家的庭院剧。
空心化村落，城里人的度假乐园
许天明建议阿文去售卖竹笛的撒玛坝，位于山坡起伏缓慢的一头，是红河县最著名景区，有着1.4万余亩、4300多级的全球集中连片规模最大梯田。
撒玛坝梯田 （张海律/图）
景观梯田另一边的甲寅乡，虽是600年历史哈尼长街宴的发源地，但其间本该最好看的历史文化村落“作夫”，却没能保留下几间民族特色的蘑菇房，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房。追求一劳永逸的居所，当然无可厚非，不过，“很多村里老的东西别去动，收拾清爽就挺好，就像县城东门，姚、钱两家大宅，成为博物馆前，分别是公检法和拘留所，一直保留地用着，”在甲寅乡深处管理康藤·红河谷帐篷营地的柳志刚，作为外来经营者，对乡村保护和发展议题有着较为客观中立的发言权，“而距离甲寅不远有个土司府，就弄得很浮夸，以前哪可能那么宏伟。”
打造高端度假产品的康藤公司，之所以将项目选择在景区之外，是因为得找方便改造的空心化村落。“石头寨空了十多年，就只有一两户早在新村有房的人家，把老宅用来存放农具，我们拿过来做营地难度不大。”柳志刚如今忙碌着开发另一片空心化村寨，撒玛坝梯田核心区的苏红村。为此已经和县政府成立了旅投公司，聘请著名建筑师张永和担任总规划师，以“低介入”理念，打造分时度假地产，让城里人来过农村生活。
大雨过后，营地到苏红村的县道，竟被冲下来的泥石流彻底隔断，只得从有着上百道弯的狭窄村路翻下爬上。道边景观，从高海拔处被雨水浇灌过的木连、红椿，渐变到热气腾腾、阔叶遮天的茂密芭蕉林。过去的走烟帮，大抵也是经常这般，来回穿梭于高寒山区和热带密林间吧。
苏红村一隅 （张海律/图）
“哈尼人的锄头抵不过敌人的铁枪。七千个女人变成寡妇，七千个小孩望不见爹娘，高高的秋千推倒了，三层的蘑菇房烧光了。”一曲哈尼古歌，曾哀叹先祖们一路战败、颠沛南迁的命运。好不容易安居在由哀牢山、无量山、澜沧江、元江、红河组成的“两山三江”区域后，在好伙伴老水牛帮助下，一锄头一锄头地挖出壮阔的梯田。而今，除了少数因原生态服务需求，而在营地工作的当地人外，对更多像阿文这样留在故乡的红河青年来说，城里人过来体验插秧、秋收、扎帐篷的梯田生活，他们再熟悉不过，也就不会稀罕。
追故乡的人
“乡村之眼”昆明办公室电脑的NAS系统里，存储着车志雄拍摄的大量纪录片。这是一家帮助西部乡村农牧民通过自己的民族视角、以摄影机为工具、记录家乡生态和文化变迁的公益机构。
介绍车志雄给我的，是他的同乡、刚毕业一年多的年轻小伙李旭东。“我在一家民办高校学酒店管理，毕业后先在大理的高端民宿做过两个月管家，去年8月，看到有人在我最活跃的群里，发了‘乡村之眼’公号一篇关于哈尼放牛班的文章，就被吸引来这家公益机构。”
相比村寨里那些外出打工的男同学和早早嫁人的女同学，96年生的阿东，是极少较早就有了自觉民族身份意识的青年。“从大二开始，每年一到4月，我就请假，从昆明搭顺风车回家，参与组织隆重的矻扎扎节，写活动策划书、做主持人、做财务会计，穿上民族服装，跟着牛角号队，带着那些不再跟秧苗接触的小孩，到梯田里玩耍。这个节日，是哈尼人春苗插完之后的休憩娱乐时间，也期待几个月后丰盛的秋收。”
阿东还和4个好友，合作运营着一个公众号——追故乡的人。随时分享以红河县为主的哈尼族支系、服饰、仪式、音乐、诗歌等内容，发表老乡们的散文，并向家乡的中小学生发起征文活动。
路遇哈尼村民 （张海律/图）
红河哈尼梯田申遗成功已经8年了，让当地百姓有了文化自信。“现在的情况，应该说是‘有进有出’。回流增加了，年轻人是出去打工，但到了40岁以上，回来的就多了。同时半农半工的兼职身份，也让村民的务农积极性回来了。”红河学院哈尼梯田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红榛，讲述了自己的观察。
张海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