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初，一则重磅新闻曾轰动一时，越南副主席在乘专机到巴基斯坦后，竟然突然失去踪迹，国际上立刻舆论满天飞，纷纷猜测这位越南副主席究竟身在何处。
几天后，一架专机飞抵中国北京，黄文欢在中联部一位副部长的陪同下走下飞机，在踏上中华大地的那一刻，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随后我国领导人对其进行了亲切的接见。
黄文欢出现在中国的消息不胫而走，当然他也没打算隐瞒，不久后就在北京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目的就是告诉越南的掌权人中国是越南并肩战斗的邻邦，如今绝对不能颠倒是非，认友为敌。
此时距离对越自卫反击战仅仅才过去了三个多月，中越关系还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突如其来的“越南副主席投奔事件”再一次将黄文欢推到国际舆论的顶端。
那么，黄文欢为什么要出逃？为什么会选择中国？来到中国后黄文欢的待遇怎么样？黄文欢最终的结局如何？
这一切还要从黄文欢与中国结缘说起。
与中国结缘已久
黄文欢的父亲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常年在外教书，黄文欢跟母亲靠着贩卖绸布为生，日子过得十分拮据，这也使得黄文欢从小就能感同身受的体会到劳苦大众的艰辛。
在父亲的熏陶下，黄文欢从小便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从小就开始四处游学，并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法越学校继续进修，在学校期间他感觉到祖国已经到了不得不做出改变的时刻，于是，一毕业黄文欢就开始寻求济世救国的真理。
不久后，黄文欢了解到越南共产党的领袖胡志明以及一大批越南的骨干革命者，都在中国广东参加中国的革命活动，以借鉴寻找越南革命的道路，并且以广州为根据地，举办了用来培养越南革命青年骨干的政治训练班。
黄文欢开始对中国广州心生向往，决心要前往广州看一下中国的革命情况，更希望能够进入政治训练班继续武装自己的革命思想。
1926年秋,黄文欢一行十多个越南青年,怀揣着相同的理想，几经周折穿过中越边界,终于抵达了中国境内的贡闸乡那底村,住在一位姓凌的老乡家里，这是黄文欢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并不知道未来的人生将于这片中华大地结下深厚的渊源。
胡志明得知黄文欢一行人来到中国后，立刻派人前去将他们接到广州，根据胡志明的安排，黄文欢一行人被分成了两拨，一拨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另一拨进入政治训练班学习，黄文欢则被分配到了政治训练班跟着胡志明学习。
在政治训练班学习期间，黄文欢有幸听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一众中国革命领军人物的讲演，一些先进的革命理念在年仅21岁的黄文欢心里开始生根发芽，可以说黄文欢革命道路的起点就在中国，中国是他革命生涯的第一个“摇篮”。
正如他后来所说:“第一次到中国寻找革命、学习革命，当时心中既忐忑不安,又兴奋不已,犹如在黑夜里摸索的人看到了灯光,急速前进。”
政治训练班结束后,黄文欢宣誓加入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正式走上革命道路，出于越南革命的需要，黄文欢被派遣回到越南，以教书作为掩护，向越南民众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并且到泰国开展革命活动。
1935年，黄文欢结束泰国的活动后，为了治疗旧疾也为了开展海外活动，黄文欢来到南京，并与同乡好友胡学览取得了联系，为了方便开展活动，黄文欢与众多越共领导人成立了“越盟”组织，终于有了一个合法的组织身份。
抗战期间，黄文欢也一直积极参加各种中国人民抗战活动，为中国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是在这时黄文欢与中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靖西参加活动时，黄文欢从一个聆听者、学习者，变成了站在讲台作报告的发扬者，将自己的汗水挥洒在传播革命的道路上。
1949年，黄文欢同胡志明再次来到中国，参加亚澳地区工会会议时，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并建议其他国家也一起承认这个还在襁褓里的新鲜生命。
随后黄文欢也迎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筹建越南驻华大使机构，在中方的帮助下，黄文欢顺利完成了从选址到建设的过程，他还被任命为首任驻华大使，在中国一待就是八年，这八年也是中越友好合作的黄金时节。
中国对于黄文欢来说是他的第二个故乡，见证了他从一个懵懂的青年，一步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革命家，他也为中越两国的友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求助使馆抵华
1969年，越南革命领导人胡志明逝世后，新晋领导人黎笋上位，他一上台就暴露出贪婪的野心，不顾众多官民的谴责，摒弃了胡志明留下的革命经验，走上“亲苏反华”的道路，这也使得黎笋很多动作都受到限制，于是他开始在越南进行“大换血”。
胡志明虽然离世，但是留下了一大批以黄文欢为首的革命追随者，黎笋上位后很多的行动都受到了黄文欢的反对，黎笋也不甘示弱，开始大批笼络政府官员，对黄文欢实施反击。
毕竟黎笋是越南新上位的一把手，很快就笼络了一大批追随者，并且在1976年，越南共产党四大召开期间，黎笋通过一些暗箱操作将黄文欢排挤出中央委员之列。
这下黄文欢几近落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沦为了没有任何实权的挂名国会副主席，黄文欢虽然不满黎笋的做法，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凭借他自己的力量对抗黎笋终究还是败下阵来。
黎笋甚至买通了黄文欢身边的工作人员，黄文欢的一举一动开始受到黎笋的严密监控，经常出入的场合也被安装了窃听器，一些公共场合也被排挤在外，几乎丧失了发声的权利。
此时越南国内黎笋一家独大，所有反对黎笋和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只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是依附，二是逃走，三是不依附也不反对，保持沉默以求自保，像黄文欢这种身份的人，黎笋是不可能让他逃走的，只能将他严密的控制住。
1979年，越南党中央通过了反华决议，毫无疑问背后的推手就是黎笋，黄文欢感觉自己力量微弱，想要扳倒黎笋几乎是不可能了，于是产生了逃离越南的想法，但是现在的处境处处受到监视，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还有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及时能够有机会出逃，自己能逃到哪里去，哪里能有自己的容身之地，这时他想到了一个地方——中国。
中国是他革命开始的地方，黄文欢也在革命道路上结识了许多中国革命领导人，并且关系也不错，中国是个不二的选择，最为关键的是，自己到了中国还可以继续深入研究越南未来的道路，中国有大把的革命经验可以借鉴，所有的退路都想好以后，黄文欢开始静静地等候一个时机。
1979年的夏天，黄文欢感觉身体不适，一连发了好几天的高烧，去河内108军医院就诊后，医生告诉黄文欢他的病因暂时不能确定，因为医疗水平比较落后，只能判断出黄文欢的病症疑似肺结核，因为在他的肺部发现了一个黑斑，医生建议黄文欢去医疗条件比较好的柏林做进一步的诊疗。
黄文欢感觉这是一个不可错失的良机，于是便提出了去德国就诊的申请，黎笋对于他这个申请自然是十分窃喜，黄文欢离开了越南就少了一个心腹大患，自己也可以不必再畏手畏脚，当即就同意了黄文欢的申请。
不过，黎笋还是留了一个心眼，以防万一特地派了一个秘书和一个医生陪同前往，目的就是对黄文欢进行监视，黄文欢自然也明白黎笋的用意，可是他也没办法拒绝，只能带着两个随从登上了前往柏林的专机。
飞行一段时间后，为了补充燃油和中途休息，专机降落在巴基斯坦卡拉奇，黄文欢谎称自己感觉身体太差了，想要在卡拉奇停顿几日，并提出可以让秘书先行前往柏林准备。
随从医生看了看黄文欢惨白的脸，并没有产生怀疑，并且他心里认为黄文欢这个病怏怏的样子也不会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在这异国他乡也没有人会帮助黄文欢逃脱。
晚饭过后，黄文欢借口称自己累了想要休息，让随从医生给自己打完针便回到房间休息，医生虽然不认为黄文欢能逃走，但是黎笋交给他的任务不能掉以轻心，毕竟万一出点意外他自己可担不起这个责任，于是在黄文欢房间门口开始监听房间里的声响。
过了两个小时左右，医生见黄文欢放房里十分安静，认为他已经休息了，便放松警惕回到房间休息，黄文欢听到医生离开的脚步声后小心翼翼的打开房门，探出头环顾四周，确认安全后关好房门离开旅馆。
黄文欢拦下一辆出租车后匆忙上了车，司机问他要去哪里，可是黄文欢并不懂英语，无法用语言跟司机沟通，他开始尝试用手势跟司机比划自己要去中国领事馆，司机也是过了好一会才明白黄文欢想要表达的意思，随后将黄文欢带到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
黄文欢下车后警惕地环顾四周，确认没有被跟踪后走向领事馆，可是不凑巧的是当天是星期天，赶上总领馆休息，黄文欢看到领馆里面还有亮光，他知道这是他唯一有可能逃走的机会，于是开始使劲敲打领馆的大门。
过了一会儿，领馆的大门终于打开，黄文欢的心里又燃起了希望，一位工作人员看着门外的黄文欢十分疑惑，黄文欢开始跟工作人员进行自我介绍，但是工作人员不懂越南语，黄文欢匆忙地从兜里掏出纸和笔，将自己的信息写了下来交给了领馆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这才明白眼前的人竟是越南副主席！
黄文欢等了一会儿后，工作人员将领导找来，黄文欢将自己来到领馆的前因后果都讲了出来，并说出了自己的请求，希望领馆能够帮助他同中国国内取得联系，他想要尽快前往北京。
领馆领导获悉了黄文欢的诉求后立刻将情况报告给了中央，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决定派中联部副部长前往卡拉奇将黄文欢迎接回国，并约定于明天晚上派车去旅馆接黄文欢，随后将其护送到中国。
黄文欢得知后对领馆的工作人员连连道谢，随后悄悄回到旅馆，这下终于可以安心地睡觉了，次日，除了吃饭黄文欢一直都在房间里休息，等到晚饭过后，黄文欢打过针便回到房间，医生见黄文欢一直表现都十分正常，也没有监视便回到房间休息。
确认安全后，黄文欢带上行李离开旅店，门口一辆挂着中领馆牌照的汽车早已经在等候，在领馆见了中国来的中联部副部长后，黄文欢在其陪同下一同登上了飞往中国北京的专机。
在飞行途中，黄文欢心中感慨万分，想不到自己为了祖国奉献半生，最终竟被迫流落他乡，不过更多的是感激，感激中国能够在这样的情形下收留自己，这也更加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念，坚定了他走亲华道路的信心。
此事传出后，随行的秘书和医生被秘密地逮捕起来，越南当局责骂他是“叛国”，西方记者认为他是“逃亡”，但是，诽谤也好，误解也好，都动摇不了黄文欢继续革命、献身真理的坚定信念！
一半思乡，一半感恩
专机抵达北京后，黄文欢立刻被安排住进了医院，最终诊断的结果是肺癌，不过好在发现的及时，还没有步入晚期，为了确保诊断的准确性，中共中央更是从日本请来了肿瘤医院院长以及著名的肺癌专家，来到北京同中国专家共同进行会诊并研究下一步的诊疗方案。
多方专家会诊后一致决定进行手术，在征得黄文欢本人同意时，黄文欢说道：“我的主张也是进行手术根治，既然要治就要一次性根除！”这也凸显出了黄文欢的人生信念，一旦决定要做一件事，必然会坚持到底，并且要采取最直接的办法革命到底。
1979年8月，在黎笋的授意下，越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开除黄文欢党籍，随后又以缺席审判的办法，将“叛国犯”黄文欢判处死刑，黄文欢在与病魔做斗争的同时先后以发表声明和答记者问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表示这些都丝毫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
1979年9月5日，由北京301医院院长亲自主刀为黄文欢进行了手术，长达4个小时手术治疗后终于成功根除，随后由专人负责照顾在医院静养。
1983年9月30日上午，邓小平在钓鱼台养源斋亲切会见了黄文欢，两人坐在沙发上交谈，邓小平关切地询问道：“黄文欢同志，最近身体怎么样？”
黄文欢说道：“多亏了许多中国同志的关怀和医生的照顾，我的身体好多了，今年夏天在青岛休养时曾游泳10多次，每次30分钟，如果不是医生干预，我可以在水里待一个小时，有时我故意瞒着医生少算时间。”
他这一席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邓小平说道：“游泳是很好的运动，我可以在水里待一个半小时。”
黄文欢听后风趣地说道：“我只能游30分钟，你能游一个半小时，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我应该向你的标准看齐。”
在随后的交谈中，黄文欢又提起了越南的斗争形势，他说道：“黎笋上台以后违背胡志明主席生前坚持的方针路线，出兵柬埔寨，控制老挝，还对实施反华政策，这完全是祸国殃民的行为。”
邓小平称赞黄文欢为越南人民的革命事业付出的心血。他说道：“越南结束了抗法抗美战争后，出兵柬埔寨，共打了40年仗，这在全世界也算是创纪录。”
“一个国家靠别人输血维持，怎能搞建设，人民怎能摆脱贫困？这样继续下去总会发生变化，虽然越南人民的斗争是长期的，但我不相信会再打40年，越南人民的斗争终将获得胜利。”
这次会面就这样在欢声笑语中结束，黄文欢虽然身在中国，但无时无刻都在挂念着祖国的斗争形势，并且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之做出努力，
1984年9月9日，黄文欢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道，他说：“我现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协助越南爱国者出版《越南消息》，这本越文月刊报道越南的真相，在国内和海外越南人中间产生了广泛影响，黎笋起初是千方百计加以封锁，不让人民知道，封锁不了，河内报纸就进行‘批判’，‘批判’倒好，这无非是为 《越南消息》作义务宣传。”
工作之余黄文欢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游览名胜古迹，他觉得中华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这种文化孕育出来的艺术品和建筑也是美得震人心魄，他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十分感兴趣，稍有时间就会自己钻研。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越关系逐渐趋向缓和，越南当局其实是想要让黄文欢回到祖国的，但是也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站出来反对，最后导致对黄文欢的判决迟迟没有撤销。
新任越共总书记阮文灵曾对中国大使张德维说：“我本想设法为黄文欢平反，然后将他接回越南，但得不到周围其他领导人的支持。”
不过越南当局传递了一个好的信号，允许黄文欢的家人到北京进行探望，这毫无疑问说明越南当局是想要往好的方面去推动的，黄文欢回归祖国的怀抱也指日可待，遗憾的是最终黄文欢还是没能回去。
1991年，从这年的1月份开始，黄文欢因为肺部感染、慢性心肺功能不全再次住进医院，虽然在多位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病情稍有好转，但是黄文欢毕竟年纪大了，许多重要的脏器功能已经衰竭，这也导致症状急剧恶化，最终于5月18日11时在北京经多方抢救无效逝世，终年86岁，黄文欢病重期间，数位中共中央领导人曾多次前往医院探望，
5月25日，黄文欢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中方领导人也悉数到场前去参加黄文欢遗体告别仪式，礼堂中黄文欢的遗体安详的躺在鲜花丛中，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摆满了礼堂两侧。
黄文欢在逝世前留下遗嘱：死后请将我的骨灰一分为二，一份撒在红河的源头，让我的灵魂可以回归祖国的怀抱，另一份留在中国，让我为中越友谊发挥最后一丝余热。
黄文欢这10多年所作所为,正如江泽民主席1990年3月9日在中南海会见时所说的那样:“为恢复和发展中越友谊作出了贡献”。
黄文欢为中越友谊, 奋斗了一辈子, 他虽然离开我们30周年了, 但他的精神、品质,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他亲手培育的中越友谊之树将万古长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