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冬天的晚上，繁华的广州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在一辆黑色疾驰的轿车上坐着四个沉默的人：从西安过去的我、我们杂志社的侯主编、广州方的刘总和他的军师周总。车内氛围有点压抑四个人各怀心思一言不发。
突然一阵手机铃声响起，他们几个掏出手机又塞回去，铃声还在持续，他们把头都转向了我：“是你的吧？”我这才反应过来，急忙拉开皮包拉链掏出手机。
手机中传来我八岁儿子的童音：“妈，昨晚我和我爸看了个可好看的电视连续剧，开头主题曲可美了，今天我们守着电视机卡着点儿地给你直播听。”
“开始了开始了，来把手机对着电视，喂，老婆你听，嫽滴很！”老公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枪响了了嗷嗷嗷，啊啊啊哈哈哈，砰砰，出事了，哎嘿嘿，忙活了唉唉嗨……”随着手机传来苍凉攒劲的秦腔声，我的头皮不由自主的一乍，刺激，太刺激了…
挂断电话，我仰靠在座椅上心生感慨：亲爱滴老公亲爱滴儿子，西安的枪响了，我在广州出事了啊……
话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杂志行业在经历了开放初期的黄金时代后逐渐出现衰退迹象，尤其是官办的娱乐类杂志更是被多如牛毛的办刊灵活的小出版物挤兑得难受，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我大学的恩师介绍到《电影画刊》当美编的。
《电影画刊》是以陕西省电影公司为首的国内九家电影制片厂及发行机构联手主办的刊物，是国家影视类优秀期刊之一，是西北唯一影视类大型刊物，辉煌时期发行量接近30万。
我在画刊做美编是没有编制的，是编辑系列唯一一个临时工，年龄最小，用老主编的话说，我是画刊的新鲜血液。
这之前我主业是广告设计及策划，接手杂志后把很多广告的设计理念融汇到了杂志里，老主编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也很器重我，我和老主编最美好的时候就是每期新杂志出来，老主编带我逐页翻看点评每一幅彩页，这幅设计的有冲击力，这幅色调好，这个图片再大一点效果更好，当然最实惠的是老主编隔三差五推开美编室大门探头招手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向我宣布再给我涨50块钱工资的时候。
■ 在老主编的栽培爱护下我的工作顺风顺水
转眼间我在画刊就干了两三年了，老主编退休换了新主编，新主编是个资深美女，姓侯。
侯主编上任之时，杂志社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电视报纸的时效优势把杂志搞得很尴尬，辛苦采来的稿件紧赶慢赶一个月的周期出来就成了旧文往事，画刊的危机感越来越紧迫，侯主编上任后就酝酿着招商引资的工作。
这一天临近下班，主编宣布，画刊的招商工作基本搞定，明天广州投资商刘总要来编辑部开个见面会，今晚给各位布置个作业，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假如我是总编”，明天挨个发言一个不落。
散会下班我走到书架旁挑了几本杂志装进大帆布书包匆忙离开，每天带几本刊物回家阅读第二天再带过来是我的习惯。
当时我的日子过得不美气得很，老父亲确诊肺癌晚期在省医院住院，二哥全天候陪护，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脖子上挂个钥匙独来独往地上下学，独来独往地下馆子吃饭，他爸也一天到晚忙得难见踪影。
这时候的编辑部从文艺路搬到了城里菊花园，我就每天骑着自行车早上从明德门的家里出发到边家村的省医院帮忙把老父亲送进放疗室，然后去菊花园编辑部上班，下班再骑车到省医院跟老父亲聊聊天再回家，到家洗洗涮涮也就十一二点了，上床翻翻杂志一天就结束了。
关于第二天见面会的作文题，我在骑车奔波的路上基本把腹稿和中心议题都完成了，题目叫的艺术，实际上不就是探讨画刊未来的出路吗，这就不是问题。成天干的就是这个，谁还没个想法，但凡下点功夫都能说出一二。
那天晚上，我的最后一件事就增加了这么一项，把发言的几个要点写出来再用铅笔圈圈圈出来，再把圈圈用箭头线连出个先后秩序就结束战斗睡觉，根本没有想到第二天等待我的事，就像电视剧里的桥段一样有意思。
第二天一大早忙完医院的事就赶快往编辑部赶，停放好自行车飞奔进电梯飞奔往编辑部门口冲，边冲边掏钥匙，坏事早上换了条裤子，忘拿钥匙了，顾不上那么多了我气喘吁吁地开始敲门。
门开处，一个陌生的男人看着我，我想着肯定是广州的客人，说了一声谢谢就准备往里进，并习惯性地把肩上的大帆布包往上提了提，谁料，垮塌稀里哗啦，帆布包包的带子断了，包包跌到地上里面的书呀笔呀口红呀天女散花散落一地，陌生男人很绅士地蹲下来帮我拾掇，我尴尬地边收拾边叨叨着：谢谢谢谢，太不好意思了。
那边主编开始招呼，好啦好啦人都到齐了，都坐过来开会啦。
落座开会第一项互相介绍，这会儿我才知道刚刚给我开门帮我拾东西的陌生男子正是广州投资老板刘总。
会议按程序进行中，前面各位都顺利按稿宣读，看样子大家昨晚都做足了准备，发言发得有头有尾有高潮有决心头头是道铿锵有力。
我是临时工年龄又最小，自然是排到最后一个发言，前面发言的同仁们都是按稿宣读，速度很快，轮到我时我瞄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钟表，才刚刚十点半不到，时间还算充足。
我的发言直入主题按昨晚圈的圈圈一个一个进行，看效果，效果好就往下继续，不好一个圈圈讲完就结束，发言可长至两个小时也可短至十分钟内，时间长短主要看领导们的脸色决定。
我先讲了第一个圈圈，关于全国电影类期刊的总形势，领头羊是谁，它的长处在哪，电影画刊的目标定位选点在哪比较合适。
讲完发现领导们的脸色还行，我就又往下进行，当进行到第三第四个圈圈时，长长的会议桌上就剩下了四个人，这四个人就是文章开头车上坐的那四个人，其他人要么喝茶要么聚在旁边围堆堆谝大嘴去了，我们四个人也不知道啥时候改变了原来的座位也聚到一起开起了小会。
随着我的小圈圈外箭头的指引，我们的话题从杂志栏目的细化进行到了人员配置，提到了一个特殊的不可或缺的位子，链接协调广州和西安的这个角色叫什么有谁来担当。
开始广州的刘总看不上西安的人，觉得西安人观念落后意识不行，主张从广州派一个过来常驻画刊，我不参与他们的人事安排，我只是给这个位位即兴安排了个名头“执行策划”，不成想这是我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随着我的圈圈临近尾声，刘总拍板加大投资力度，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增加16个彩页。
隔天主编找我谈话，告知广州方面想重用我，我借口家里负担太重推辞了。
晚上我家电话突然响起，侯主编把电话打到家里直接让我的先生接，电话里主编从旧社会妇女的三从四德讲到新中国妇女的解放又延伸到个人价值和人生意义，总而言之就是把滕腾这个人必须放出来，主编都讲到这了，我们再推辞确实是没有道理了。
刘总一行又来开会，会上宣布由我担任《电影画刊》执行策划兼编辑部主任，广州方不再派人过来。
我终于掉进了我自己挖的坑里。
■ 1999年《电影画刊》 | 图源网络
自此我便上了套了，每日上班的包包里多装了一份洗漱用品，随时应对可能飞广州可能出差采稿以及晚上加班留宿编辑部，给孩子也在家门口的饭店打了招呼挂账吃饭……
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那时的广州从理念到经济都超前西安一大截子，我第一次飞过去与广州总部智囊团汇稿很狼狈。
刘总手底下抓了五个杂志，总部设在广州，面向全国招聘了一批精英，当时有一个姓梁的小伙负责对接电影画刊的业务。这个梁生说话语速极快，句与句之间几乎没有间隔，不仅快信息量还大，有时还冒出一些我没听过的新词，我听都听不过来更别说对答了，时不时地要把他的话打断问刚说的啥意思，加之北方女孩那一身土里土气的装束与不拘言笑的表情，现在都觉得不堪回首。
没办法，唯有加强自己这一条出路，于是我开始了一场持续的苦战，首先时刻下意识地加快行动速度，加快说话语速，强逼自己到一线采访写稿，翻阅更大量的娱乐资讯社会热点，很快我就进入了良好的状态。
当我第三次第四次去广州时，我跟快嘴梁生不仅应对自如且偶有将他一军的点，我们的工作也从开始的广州方面出策划定主题转变成西安方出主题出策划拉排采访目标拟定当期热点，广州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补充意见并配合协助，我们终于从被动转为了主动，编辑部的工作也进入正轨，杂志的发行量也开始上坡，按侯主编的说法就是：咱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你这段时间的“恶补”值了。
工作上捋顺了，我的生活乱套了，老父亲的病情不断加重，我很少有时间去探望更不敢奢望去陪伴，记不清有多少回深夜我下班拐到省医院潜入住院部站在老父亲的病房外，隔着门看着门上黑洞洞的小窗口，祈祷着老天爷保佑爸爸身体安康，保佑他睡个安稳的好觉。
家里孩子也顾不上，只要娃不叫唤老师不找我就一切Ok，有次回家发现墙角多了一个大包包，问老公咋回事，老公说，你还问我，你知道你现在是把心分成两半，一半给了画刊，一半给了娃和你爸，唯独把我忘了，这人家来家里买画看咱家乱糟糟的以为我没有老婆呢，跑出去给买了一套床上用品。
再后来由于体制内观念和制度等因素，与广州的合作进行不下去了，我为了画刊的工作最后一次去广州，是被侯主编“押送”去的，广州机场临下飞机侯主编严肃地对我宣布：滕腾，我是带着公司的任务来广州的，公司批示我咋把你带来，就得咋把你带回去。
我没吭气，我们心里都有预感此行刘总会有大动作。
果然常规工作结束的那天下午，刘总把我和侯主编分开两路，侯主编在美女助理的陪同下干啥去了我不知道，单表我这一边。
这天我和刘总一直在他的办公室谈话，刘总很健谈，总结了我的工作，强调了杂志这个号称软黄金的前景，畅享了公司的美好未来，然后拿出了一份合同，希望能收编我加入广州总公司，做他旗下五个杂志的西北总代理，工资待遇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增加1000元，其他通讯费车马费都翻倍增加，这份合同很诱人，全部加下来我的月收入将近四千元，而且发展前景广阔，但我不能签，侯总的命令是一方面，主要我不想做叛徒，如同婚姻，可离婚但不能背叛。
那时我还是年轻见得世面太少脸皮薄很多话说不出口，侯总的命令不能明说，我的原则说不出口，直接说又怕伤了刘总的脸，只会沉默不语。
这就给刘总以误会，以为我在犹豫不决，直到侯总回来，这个合同也没签，此时的刘总已经是口干舌燥无话可说，也到了晚饭时间，美女助理招呼大家下楼吃饭，刘总示意其他人乘一部电梯，唯留我和他单乘另一部，电梯里我与刘总面对面站立，刘总手捧合同直视我的双眼，我垂下眼皮不敢正视，出了电梯刘总收起未签的合同。
广州公司为我和侯总举办了一场全体员工参加的大型送行酒会，文章开头就是酒会结束回我们下榻的宾馆路上。
到了宾馆，美女助理陪侯总上楼去房间休息，我被刘总和他的军师周老师留在大厅继续谈话，军师分析了我的具体情况，向我阐述了将和帅的关系，劝导我把握形势把自己放在更有利于自己发挥的位子，我内心翻腾却像个木瓜一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深夜时分刘总终于把我放弃了，我回到房间和衣躺下，躺在旁边床上的侯总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我知道她醒着，我俩一夜无语，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踏上了返程的飞机。
回到西安，省电影公司宋书记找我谈话，传达上面指示：在画刊改制期间，有群众以重用临时工闲置正式工之名，把我告上文化厅，几次三番后，文化厅蒋厅长发话，省电影公司内部中层以上干部内部招标，把我的工作量和成绩公布出来，有人接标就让这个滕腾滚蛋，没人接标就把人家转正重用。省电影公司按蒋厅长的指令在内部中层以上搞了两轮招标均无人应标，书记今天找我谈话就是准备给我转正重用，承诺可以把我放在副主编的杠杠上，我如同意点头一切手续组织来办。
书记见我没有表态，就说：这不是一件小事给你几天考虑时间，考虑好了给他回话。
隔天我找书记表明放弃转正，同时递交了辞职信，书记很遗憾我的选择，以长者的身份劝我珍惜这多少人做梦都想要的机会，为自己的利益慎重决断再回去好好考虑考虑，我执意谢绝了书记的好意。
当时在我的心里有两道坎跨不过去，第一，我说过电影画刊不是我的，我只不过是个打工的，干砸了我走人，干好了画刊是他们正式工的；第二，因为忙于画刊的工作很少在老父亲的病榻前行孝，甚至在老父亲的灵堂上还在审核批复付印样刊，这个痛绕不过去。
递交辞呈五个月后，我平安地把画刊交接给新主编，从此便离开传媒界，开始了个体单干生涯，那一年我37岁。
离开画刊两三年后的一个深夜，坐在电脑前的老公突然叫我：老婆，快来看这是那个谁给你留的言。
我跑过去在电脑屏幕上看到如下一段文字：
“嗯，我忍不住隔着孙光拍下滕腾马屁：滕腾是我青春时代的精神导师，我对未来的很多设想跟实践都跟她当年看似漫不经心的指点有关。怀念那些个单纯又浪漫的长安岁月。（芷兰雅集艺术机构投资总监秦雯）”
秦雯，是我负责电影画刊工作时的责任编辑，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才女，看落款这是到北京了。
看着秦雯的留言，我惶恐且兴奋，如此之高的评价我惶恐承受不起，但又兴奋我在同事心里的形象估分还不低，这是最高的荣誉。
我把这份承担不起又很荣誉的留言拷贝留在了我的文档中。
直到今天我才有勇气把它拿出来，历经近二十年，我才有勇气把它拿出来，并不是我能担当得起这个荣誉，是因为我今天才想明白，在每一个鼎盛的时期与你共同创造美好的人互相都是导师，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
那时，年轻的秦雯以“相见不如怀念，这个季节有点辣”的文采彻底征服了搞美术的我，侯主编在临近退休的年龄，在严酷的市场经济浪潮中带领画刊淌出一条血路，她的勇气与气魄胜过须眉，她的观念引领时代，她手把手逐字逐句帮我改文章的画面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
侯主编、秦雯还有画刊的同仁们哪一个不是我的导师和精神支撑，我一个临时工能干到这个位置且能取得成绩，那是画刊全体同仁的鼎力支持，虽然有告状的有不满的，那也是基于对画刊的爱护和深爱而产生的观念分歧。
再次启封画刊记忆就到了不久前的一次聚会，我陪同老公参加一个小型聚会，满满一桌尽是媒体人，报社的、电视台的、电视剧组的……
我闻到了久违的熟悉的媒体人特有的气质，乘着酒兴谈起了二十年前的曾经，以及留在心底的遗憾，那就是至今为止没有见过当初那位极有魄力让我要么滚蛋要么转正的文化厅蒋厅长。
很快当时在坐的电视剧《爷爷的牛背梁》制片人，陕西秦岭世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席威斌先生，还有科教网创始人李伟伟先生把我的愿望转给了蒋厅长，本以为时间遥远，厅长管辖的事情也多可能早已忘却，没想到蒋厅长不仅记得，而且对我这个人还记忆深刻，为此我为己经退休多年的蒋厅长画了一张漫像，以表达我对蒋厅的尊敬。
■ 蒋厅漫像
下面这两张照片摄于我明德门的家，是著名电影演员何政军、121枪杀大案里的田选龙同时做客我家时拍的。田选龙是我儿子的偶像，那时没时间管娃把娃饿的跟个豆芽菜一样，我们圆娃一个梦想也算是个补偿吧。我答应为何政军画漫像的事也拖了有三五年了，是该完成的时候了。
那个时间段在我明德门的家还见证了那个杂志黄金时代雨后春笋出来的《金周刊》，刊名是我先生提的，第一期重炮推出的121枪杀大案纪实的策划会就是在这开的……
再回首，已是满头白发，看今朝微信抖音席卷全球，纸媒几乎全军覆没，让人不能不感慨，当年我们惨烈厮杀的时候，有谁会预见到今天，时代的更新又能饶过谁。
我查了国家保密期限：绝密级不超过三十年，机密级不超过二十年，秘密级不超过十年。
我们的事也应该可以解封了，今借「贞观」宝地在这里隔空向当年的画刊同仁们问声好！向省文化厅及省电影公司的领导致个谢！更要感谢广州刘总的器重和重用！
最后借用秦雯的话感个慨：怀念那些个单纯又浪漫的长安岁月。
作者 | 骷髅裤头 | 老西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