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军政作家：贾英
一队、两强、两场经典——的迥异战局，验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术。
湘江之战，面对5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载，长征大军损兵大半，几近覆没；四渡赤水，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重重包围，红军冲出包围圈，绝地重生……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广西北部一条叫做湘江的河流，成了长征的灾难之地——中央红军在通过国民党精心构设的第四道防线时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头上是狂轰滥炸的飞机，身后是潮水般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前方是设防堵截的桂军和湘军，红军被死死压在宽30公里、长80公里的椎形地带……
长征之初大搬家式的撤退，捆住了红军的手脚，也让红军一次次失去稍纵即逝的战机，成千上万的官兵在敌人的炮火中如同裹进了“狡肉机”。
血战5天5夜，虽然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涉险过江，8．6万人的长征大军却锐减至3万余人，14位团以上干部血洒湘江两岸……
不到两个月，红军在贵州北部多雨的早春，面临的局面比血战湘江更为严酷：队伍疲惫，伤病严重，缺衣少粮，人均子弹不足3发……敌我力量之比，达到了空前的40万：3万。
表面上看，红军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蒋介石坐镇西南，梦想着挟“湘江大捷”之勇，彻底解决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界。
然而，蒋介石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回来了，那支灵活机动的红军又回来了！
中国革命的航船驶进最狭窄航道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再次阔步走向船头——失支指挥权两年零三个月的毛泽东重新执掌红军。贵州，成了他力挽狂澜的开端。
第一仗，西进土城受挫。毛泽东没有恋战，迅速挥师渡过赤水河，作势北渡长江。当蒋介石匆匆在长江南岸布置几十个团阻拦，毛泽东却杀了个回马枪，掉头二渡赤水，取桐梓、夺取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内歼灭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两个师另8个团。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蒋介石飞重庆、飞贵阳，亲自督战。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滇各省军阀部队铺天盖地向遵义城扑来——毛泽东却毫不恋战，红军从茅台镇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用1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挺进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
对红军渡江北上深信不疑的蒋介石，依然没有吸取上次的教训，立刻调兵向川南压缩。红军主力突然回撤，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尔后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
这一招奇兵，吓坏了正在贵阳的蒋介石。守军仅一个团的贵阳城乱作一团，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救驾”。
不料，红军却是虚晃一枪，继而挺进云南，前锋抵达距昆明城仅7．5公里处——由于主力都赶去救蒋介石，昆明守军也吓得不敢出城作战。
“如同威逼贵阳一样，毛泽东只想使蒋介石调回更多的军队保卫昆明，”著名军史专家徐焰说，“实际上，他的目标是北渡金沙江。”
“毛泽东对蒋介石故技重演，而蒋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50年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写道。
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3个团防卫昆明，金沙江变成几乎不设防的地带。
机不可失。毛泽东挥兵三路，以每日百里的强行军，急赴金沙江最近的3个渡口，用7条小船抢渡金沙江。
红军，就此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也度过了长征中最为危险的阶段……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造的战术原则。
靠着这样的战略战术，从井冈山斗争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红军一次次粉碎蒋介石的重兵围剿，创建了最大的红色根据地；而忽视和放弃了这样的战略战术，甚至不顾自身弱势与强大的敌人死磕硬拼，红军先败于第五次反“围剿”后败于湘江之战，一次比一次输得更惨。
“‘十六字诀’改变了古往今来的胜败标准，这种创新也颠覆了世界上所有军事体系的胜败标准。”著名军事专家金一南指出，今天，当全世界都在谈论军事革命的时候，美国人却说，还有另一场军事革命：毛泽东的军事革命。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就是建立在实事求是之上的勇于创新，就是对敌情我情世情的深刻洞悉和牢牢把握。说到底，就是：灵活机动。
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一名叫做香川孝志的伍长，在战斗中做了俘虏，他想自杀，做天皇的“护国之神”。这时，在八路军那里，他发现了一本书——正是这本书，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
“这本书不能完全读懂，但我看到了一遍，如雷击顶，使我震惊。”令香川孝志所震惊的是，还在日军兵锋正盛的战争第二年，书中已经预见到将来的战略反攻了。
这本书就是《论持久战》，作者是毛泽东。
在延安的窑洞，香川孝志见到了毛泽东，从此走上反战之路。
毛泽东认为，只有坚持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弱国才能最终打败强国。
蒋介石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正面战场失利之后，国民党正规军在一片“亡国论”声中向大后方溃退而去。
在劣势中寻机求生存，在被动中寻机求发展。经历长征的淬火和抗战的锤炼，这样的战略战术日臻发展，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越打越精、越战越强。
解放战争之初，面对拥有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毛泽东果断决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结果，地盘越占越大的国民党捆住了手脚，共产党却在轻装前进中越来越强。待到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力量对比已经悄然间发生了改变，原本计划5年左右的解放战争只用了3年。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背后，是统帅与士兵的生死与共，是上至总司令下到基层指挥员的一马当先。在几乎看不到尽头的长征烈士名英录上，仅营以上干部就有432人。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重掌军事指挥权后指挥的首次大战，由于情报失误，红军一度陷入被动。朱德总司令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毛泽东连吸几口烟没有答应。总司令把帽子一脱：“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成排成排的士兵倒在弹雨中。炮弹，就在朱德身边爆炸，气浪几次把这位“红军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土，年近半百的朱德像普通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冲进敌阵……
聂荣臻元帅生前回忆，红军打仗，打的是党团员，打的是干部，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
1947年3月，国民党进攻延安。毛泽东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留在陕北与敌人巧妙周旋。当时，陕北敌军是我军兵力10倍以上，毛泽东身边不过几百号人，几次与敌人重兵遭遇。转战陕北5 个月，依靠“蘑菇战术”和有利地形，我军不仅吸引了国民党大量兵力于西北，而且歼灭胡宗南部1.4万余人，用延安一座空城换来了战略上的主动。
相同的例子，还发生在抗美援朝战场。1950年10月，当“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距前线1000多公里的东京“第一大厦”乐观地等待着“感恩节”——等待着他个人盲目确定的美国士兵得胜班师时刻到来的时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正乘着一辆苏制吉普车，单车奔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实际上，彭德怀已经深入到敌后，刚与南朝鲜一个团的兵力擦肩而过，又奇迹般地转了出来。
领先于部队到达前线的彭德怀，及时调整作战方针，把阵地防御战变为在运动战中寻机歼敌，打了一个被国际军事界公认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云山之战。激战3天，美国陆军王牌骑1师遭重创，1800人被消灭。
战斗结束，被志愿军俘虏的美军骑8团参谋长不服气：“没有飞机轰炸、炮火准备，没有坦克冲击，班、排、连悄悄地靠过来就打，这算什么战术？”当他被告知这就是“毛泽东战术”时，美军少校参谋长满脸惊愕。
世界上，几乎没有哪支军队的统帅在大敌当前先于士兵深入变幻莫测的战场。但，早在长征路上就“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敢，从长征路上、从抗战烽火、从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硝烟中走出来的志愿军将领也敢。
此时，新中国的钢产量还不到美国的1／146，国民收入也仅为美国的1／16。麦克阿瑟麾下的兵力44.4万，各种作战飞机1100余架、舰艇200余艘。而彭德怀指挥的志愿军，仍处在“小米加步枪”时代，全部车辆不及美军一个军的装备数量。
就是在这样看似“一边倒”的局势下，毛泽东决定打一场立国之战。毛泽东说：“美国人是钢多气少，而我们是钢少气多。”
毛泽东眼中的“气”，就是这支军队所具有的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压倒的气慨，就是这支队伍中每一位领导干部身先士卒的精神。
志愿军用一连几次大规模的战役，把一度打到鸭绿江边的“联合国军”彻底赶回了“三八线”。
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匆匆解职。那双曾在日本投降书上签过字的手，却无法签下朝鲜战争的胜利。
1953年7月28日，“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被迫签了朝鲜停战协议：“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同一天，彭德怀在停战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说了一句让整个世界从此记住的名言：“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那一天，是人民军队第26个建军节到来的前3天。
又是一个建军节——今天，让我们铭记人民军队的谛造者毛泽东，铭记这位伟大的战略家所创造的战无不胜的胜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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