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登(WHO)推动了一系列跨性别法案，不仅在欧洲和美国，而且在中文社交媒体上也引起了很多讨论。
尤其是拜登废除了前总统特朗普颁布的禁止跨性别者在军队服役的禁令后，在中文社交媒体引发了恐跨情绪与跨性嘲讽……将跨性别议题推至公众视野。几天前的1月20日，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多条行政令，其中一条主题为反对基于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歧视。行政令提及，“应使儿童在学校不用担心是否会被拒绝进入洗手间、更衣室或被禁止参加学校体育运动。应使成人在工作时不用因为回家的对象或因为穿着不符合性别刻板印象而被解雇、降职或虐待。......所有人，不论其性别认同或性取向，都应在法律上得到平等对待。”随后，拜登又废除了前总统特朗普颁布的禁止跨性别者在军队服役的禁令，“让所有符合服役资格的美国人都能穿上军装为国服务”。
在微博等中文社交媒体，这条行政令莫名受到关注。然而，得到广泛传播的内容却弥漫着对于跨性别者的恐慌情绪，尤其是对根据性别认同选择洗手间或设立不区分性别洗手间的担忧，以及对于跨性别者参与女性运动会的反对，尽管行政令并未特意提及运动赛事。人们担心会有男性为了骚扰或偷窥女性而谎称自己性别认同为女性从而混入女厕所，或是担心“生理性别”为男性的跨性别女运动员在体能方面的优势会剥夺女性运动员的获奖机会，对于顺性别女性的运动员来说不公平。
这些情绪的弥漫，在中外媒体和社交网络其实并不新鲜。在这种想象中，跨性别者或者“假冒”的跨性别者被塑造为别有目的的角色，或是为了侵犯“自然女性”而有意伪装，或是为了窃取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与成果。跨性别女性尤其容易遭遇指摘与质疑，她们在敌意的想象中被塑造为“自然女性”的对立面。许多时候，敌意或许来自女性群体自身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有着现实基础——女性遭遇人身侵犯的案例屡见不鲜，女性个人发展的机会也往往受到制约；在这样的情况下，男性的步入会被视作对女性生存空间进一步的压缩和入侵。
然而，到了有关跨性别者的议题上，女性不安全感所引起的防御和反击却指错了矛头——跨性别女性被当作侵占女性资源甚至侵犯女性人身的男性，被当作入侵者为人所指，而跨性别者所面临的压力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在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系统中，跨性别者绝非受益者，而是承受着针对女性和跨性别者的双重压迫，却被视作受益者和加剧对女性的掠夺的侵犯者，成了性别压迫的替罪羔羊。真正应当关注的造成性别不公的系统性问题，与应当得到关注的跨性别者的真实处境，则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隐身了。
围绕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运动会的争论，人们仍有许多迷思待解。跨性别女性的“生理优势”真的存在吗？又该如何被理解？“生理性别”划定了一道确切无疑的边界，还是同样在社会文化话语的塑造中摇摆不定？加拿大跨性别女性自行车运动员维罗妮卡·艾薇，以及美剧《傲骨之战》中跨性别女性游泳运动员萨迪的故事，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提供了绝佳案例。
获得冠军后，加拿大自行车运动员维罗妮卡·艾薇在“体育是人权”横幅前
“生理优势”的迷思：恐跨情绪与排跨体系的社会压迫
2019年10月，加拿大自行车运动员维罗妮卡·艾薇（Veronica Ivy，曾用名蕾切尔·麦金农Rachel McKinnon，她同时也是查尔斯顿学院的哲学副教授）赢得35-44岁年龄段女子UCT自行车世锦赛冠军，然而却因其跨性别女性的身份遭到非议。小唐纳德·特朗普在推特变相指责了她，她的邮箱随后收到大量的侮辱信息。
在美剧《傲骨之战》第四季第六集中有一个案例，恰好呼应当下关于跨性别运动员的密切讨论：黑人女孩梅兰妮本有机会参加奥运会，却因为预选赛推迟举办而输给了新获得参赛资格的对手萨迪。梅兰妮与律师指控奥委会推迟预选赛，是为了给白人女孩萨迪制造机会，涉嫌种族歧视；然而，庭审时的辩论方向却转向了跨性别议题，因为萨迪正是一位跨性别者，过往曾参加男子比赛，近两年来通过服用药物降低体内的睾酮水平，达到了奥委会规定的女子比赛参赛标准。
法庭上，双方律师就萨迪的参赛资格展开辩论。美国奥林匹克游泳赛事主席作为证人出席，当被问到跨性别者如何获得参加女子比赛的资格时，他回答说标准有两个：一是参赛者必须声明自己是女性，二是在过去十二个月中，睾酮水平需要保持低于10毫摩尔每升的浓度。睾酮素是一种雄性激素，通常情况下男性体内的睾酮分泌水平更高，因而在运动表现方面更具优势。剧中这两条标准来自现实中的奥运会，但在现实中奥运标准更加严苛。根据2015年国际奥委会的政策，除了与剧中一致的第二条规定，跨性别女运动员还必须宣布自己为女性达四年以上（剧中运动员则直到两年前才宣布）。
剧中，研究激素的内分泌学家洛拉·佩尔作为专家证人出席，她首先澄清了“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的区别：前者指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后者则指向个人身份认同。在梅兰妮律师的追问下，洛拉医生说道，用睾丸酮来区分生理性别是有缺陷的，因为跨性别者女性生来是男性身体的生理构造，经历男性发育期，因此四肢更长，心肺功能和肌肉记忆更好，而在竞技体育中一点点的身体优势就能使结果大为不同。梅兰妮律师通过这些问题，引出这样的论点：即使跨性别女性运动员后期通过服用药物降低睾酮水平，她们相比出生时生理性别就是女性的女运动员仍然具有优势。
在下一场庭审中，萨迪终于现身在法庭，得以亲口回应对方律师的质疑。当被问及是否认为自己因为是跨性别者而具有生理优势时，萨迪的回答十分具有启发性：“每一位伟大的运动员都具有不同寻常的特质。没有人会认为西蒙·拜尔斯只有1.45米的身高是一种不公平，即使正是因此她才成为一名伟大的体操运动员。只有当涉及到跨性别者时，大家才认为具有某些特质是不公平的。”这也可以类比在其他领域，例如手指纤长对于弹钢琴来说是一种优势，但没有人会说一个手指纤长的弹奏者和一个手指短小的弹奏者坐在一起比赛是不公平的。
《傲骨之战》第四季
在现实中，跨性别女运动员维罗妮卡·艾薇也有类似的回应。她说：“有人说我的身体发育过程和其他女性不同，因此不公平。但是，女性本来就会发育成各种体型，有些厉害的自行车手体型比我还要高大。……每个厉害的运动员都有其竞争优势，有的是身体优势”，比如在跳高比赛中，身高会带来优势，但人们不会觉得不同身高的选手在一起比赛是不公平的；“有的则是社会或经济上的优势。有的运动员有最好的教练、最好的器材、最好的设施，有的则没有。”如果我们容许各种不同的优势存在，为何单单对来自跨性别者的优势区别对待？我们甚至可以考虑以种族问题来类比：例如奥运会短跑项目的入围者大多是黑人，难道可以因此说黑人具有这一项目上的“生理优势”而将其排除在参赛资格以外吗？
更何况，跨性别女性的“生理优势”是否存在其实非常可疑。现实中，确有许多人质疑跨性别女运动员相对于顺性别女运动员具有生理优势。例如在艾薇夺冠后，前自行车冠军维多利亚·胡德（Victoria Hood）就对媒体表示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比赛有失公平，因为“科学表明这是不公平的。男性身体经历了男性发育期，优势会一直保持”，与剧中专家的说法如出一辙。这一说法似乎符合很多人的直觉，然而，根据拉夫堡大学一项面对2016年里约奥运会跨性别女性运动员的一项研究，没有证据表明跨性别女运动员会获得此类优势。一方面，参赛的跨性别女性通过服药，睾酮水平会降低；另一方面，艾薇与阿仁·康拉德（Aryn Conrad）合作的论文提醒我们注意，目前其实没有研究表明内源性睾酮（即人体自身分泌的睾酮）水平与比赛表现有关。
一个更加尖刻但非常典型的质疑是，会不会有男性运动员为了获得更好的名次而宣称自己是女性，从而与女性而非男性运动员同场竞技？这个问题在剧中庭审的场合几乎显得过于阴谋论而具有冒犯性，以至于对方律师最终问不出口放弃发问，而由法官替他们向萨迪提了出来：“你以女性身份参赛，是不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跻身前五？”这个问题的不友善之处在于，它质疑跨性别运动员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身份，将其性别认同贬低为获得某种“性别红利”的手段，而显然忽视了跨性别运动员所面对的社会压力和付出的成本。在目前奥运会规则的要求下，很难想象会有顺性别男性运动员谎称自己性别认同为女性长达至少四年，且持续服用降低睾酮的药物。
事实上，现实中像艾薇这样的跨性别女性运动员，无法选择自己的参赛组别，即使许多人反对她在女子组别参赛，按照比赛规定她其实无法在男子组参赛，因为在她完成性别过渡后，她在各种身份证件中的性别都已经登记为女性。如果跨性别女性在无法参加男子组比赛的情况下被禁止参加女子组别的比赛，她们无疑被剥夺了参赛机会，而这显然是一种歧视。退一步而言，即使跨性别女性有机会参加男子组比赛，她们也不应被禁止参加女子组的比赛。这里关系到的不仅是机会平等的问题，更是一个人的性别认同是否得到尊重的问题。
运动员玛丽·格雷戈里在女子卧推和举重等项目上创造了世界纪录，但随后因跨性别而被剥夺世界冠军头衔。
直到2004年，跨性别运动员才被奥委会接纳。在2004年的政策中，只有接受了性别肯定手术的跨性别运动员才能被相应男女组别接纳。而在2015年的政策中，手术不再是必要条件，但仍然要求跨性别女运动员通过药物控制睾酮素水平。以艾薇为例，她的睾酮水平已经低至几乎无法检测的水平。艾薇和剧中的萨迪遵守了所有比赛规则，尽管对于跨性别女运动员的额外要求使得她们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她们却仍然要面对各种质疑甚至辱骂。人们指责她们窃取了顺性别女性的机会，却没有看到跨性别者所受到的压迫，或许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论正在加剧跨性别者所面对的歧视与压迫。对跨性别女运动员的声讨，虽然始自对于“生理优势”这一乍看似乎有道理的论点，或许只是更广泛的恐跨情绪与排跨体系泛起的一朵浪花。
与之相对的是，跨性别男性运动员则似乎很少引起关注。在人们的刻板想象中，经历男性身体发育期的跨性别女性，在女子比赛中肯定会获得“生理优势”的红利，甚至担心会有顺性别男性为了获得比赛名次而混入女队。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经历女性身体发育期的跨性别男性在男子比赛中肯定会有“生理劣势”，怎么会有人冒着这样的风险进行性别过渡参加男子比赛呢？然而事实上，世界上不乏优秀的跨性别男性运动员。在刊登于《美国哲学学会LGBTQ哲学议题新闻》（APA Newsletters on LGBTQ Issues in Philosophy）的一篇文章中，艾薇写道：“跨性别男性常常忽然成名，然后迅速被遗忘。他们从社会想象中消失了，因为他们不符合只聚焦跨性别女性运动员的主流论述。”对跨性别男性运动员的选择性忽视，或许更加印证了对跨性别女性运动员的选择性攻击是排跨恐跨歧视的一次表露。
今年1月8日，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哲学教授凯斯琳·斯多克（Kathleen Stock）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却收到600名学者的联名抵制，联名学者认为有鉴于斯多克的恐跨言论，不应授予斯多克这一荣誉。此前，斯多克曾发表文章及评论反对跨性别女性进入女性洗手间及更衣室，认为这会危及顺性别女性的安全。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哲学教授凯斯琳·斯多克
美国跨性别哲学家塔莉亚·梅·白彻（Talia Mae Bettcher）认为，在跨性别者使用洗手间的问题上，斯多克强调顺性别女性遭受性骚扰的危险，却忽视了跨性别女性在男性洗手间中可能面对的更大的危险。白彻自己作为跨性别女性，非常担心在男洗手间里会遭到别人的嘲笑和辱骂，更不用提跨性别女性遭受男性性骚扰和性暴力的概率远高于顺性别女性，还很有可能遭受无端殴打。斯多克的考量，乃是将顺性别女性的人身安全置于跨性别女性的人身安全之上，而且将跨性别女性和顺性别女性对立起来，仿佛是跨性别女性侵害了顺性别女性的空间与权益。这既忽略了跨性别者本身是受到压迫的边缘群体，也将焦点从造成女性压迫的结构性因素上转移开去。
况且，认为跨性别者会造成威胁的念头，更多是一种幻想而非现实。在2020年9月接受记者阿罗娜·费伯（Alona Ferber）采访时，朱迪斯·巴特勒对罗琳的排跨言论评论道，这种恐惧“假设阴茎是威胁，或任何有阴茎的人如果自我认同为女性，就会进行一种卑鄙的、欺骗性的和有害的伪装——这是一个丰富的幻想，它来自于强大的恐惧，但它并不描述社会现实。”巴特勒的评论，虽然针对跨性别女性选择洗手间的问题，但在跨性别女性参加运动会的问题上，我们也能看到相似的幻想，人们把她们假想为为了窃取顺性别女性的成绩伪装而成的欺诈者。
在《傲骨之战》中，当梅兰妮的律师回到律所，收到了所里许多年轻律师的联名抗议，要求出庭的两位律师停止恐跨言论。抗议者认为，律师博斯曼的言论攻击了一个受压迫的少数群体，而这家律所作为一家黑人为主的律所，原本更容易理解少数群体的处境。当博斯曼辩解说，那些关于跨性别者参加运动会的质疑只是一种法庭辩护策略，抗议者回应：“仇恨不是策略。你不能把女性权利和跨性别者的权利对立起来。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非常普遍，尤其是有色人种（跨性别）女性经常遭遇攻击和谋杀。”抗议者离开后，梅兰妮的另一位律师对博斯曼说：“我们可以把梅兰妮的案子重新放进女权议题的框架。摒弃所有恐跨言论，这才是正确的做法。”毕竟，正如白彻所提示的，“非跨性别女性和跨性别女性同样面对压迫。有时面对的压迫相同，有时面对的压迫不同”，但造成压迫的原因并非彼此。
可疑的“生理性别”：摇摆的二元性别划分标准
在《傲骨之战》中，在梅兰妮律师的追问下，当专家证人洛拉承认睾酮水平作为判定生理性别的标准有其缺陷时，萨迪的辩护律师追问洛拉，目前有没有比睾酮水平更好的辨别运动员生理性别的方法？洛拉回答说，就目前的医学水平，仍然没有更好的方法。梅兰妮的律师博斯曼犹疑许久，终于问出了口：生殖器是不是更好的判定标准？法官此时方才得知萨迪有阴茎，他的惊讶和接下来的对话显得饶有意味：
法官：真的吗，萨迪有男性生殖器，他却在女队？
萨迪律师：萨迪是女人，应该用“她”而非“他”来指代。
法官：“她”曾经是“他”？而现在他……她，作为女性参赛？
这一段对话，显示出二元性别划分的摇摆不定与“生理性别”的可疑之处。二元性别系统的稳定性受到了挑战，生殖器和性激素互相反驳。而剧中这一幕，精准地再现了人们忽然遭遇这种不稳定时的困惑。摇摆的，不仅是生理性别的划分标准，亦是“生理性别”的概念本身。它被认定为生物性和生理性的，很容易使人误以为它是天生的、客观的、科学的，仿佛不受文化观念的塑造，而这种独立于文化建构的印象很可能是一种虚构。在当代酷儿理论和跨性别理论中，“生理性别”的坚固性已经受到质疑和动摇。
而剧中接下来出场的女孩派珀·维嘉（Piper Vega）的故事，则进一步挑战了生理性别的标准。在出庭之前，维嘉从来没想到过自己的性别会被质疑，她的装束举止与大多女孩无异，从小被当作女孩儿培养，自己的性别认同也一直是女性。然而，在体检中，维嘉被检测出高于女性队员参赛标准的睾酮水平。但是，内分泌专家解释说维嘉患有完全型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也就是说，尽管她的睾酮水平相当于顺性别男性，身体却无法吸收。法官困惑地问，那么维嘉是不是应该被理解为顺性别男性？专家洛拉的回答在这里却产生了摇摆，她作了否定回答，解释说虽然维嘉的睾酮分泌水平和染色体都与顺性别男性相同，身体的外部性征，包括生殖器却都与顺性别女性相同。在临床上，维嘉会被认定为间性人。
极为有趣的是，表现出困惑的不只有法官，也包括剧中作为专家证人出席的内分泌学家。专家一会儿声称睾酮水平是判定男女生理性别的最佳标准，一会儿又声称不能因为睾酮水平而将维嘉认定为男性，还要考虑到身体性征和生殖器，连染色体也不是决定性的标准。生物课本中根据男女划分阵营的染色体、生殖器、激素分泌的两支统一队列被打乱了阵脚。
这一案例的精彩演绎牵扯出一系列关于跨性别的经典讨论与辩论，以及跨性别者常常面对的误解与质疑。庭审最终显示出二元性别划分的荒谬之处：医学与科学话语笃信生理性别的客观真实，提出的标准却无法令人信服，游移摇摆在生殖器、染色体、睾丸酮水平等指示物之间，况且这些标尺时常互相抵牾。当医生被问到有没有比漏洞百出的睾丸酮水平更好的生理性别判定标准时，医生只能回答说，以现在的医学水平，暂时还没有。然而，相比寄望于医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性别判定标准，莫不如追问，所谓“生理性别”是医学能够处理的问题吗？
实际上，酷儿理论和跨性别理论早已开始质疑“生理性别”的说法。所谓生理性别，未必如其所宣称一般是纯粹生理的、生物性的，而是如同社会性别一样，深受社会文化的浸染和建构，这其中也包括科学和医学话语。值得一提的是，剧中被邀请出席的专家，只有一位研究内分泌的学者，而没有性别研究等文化领域的学者出席。这样的法庭安排，似乎默认性别是生理学家能够认定的。然而，剧情的曲折发展最终展现出生理性别的可疑，使看似清晰的科学话语显现出自相矛盾的一面。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1月版
早在朱迪斯·巴特勒三十年前出版的酷儿理论经典《性别麻烦》一书中，就指出了生理性别范畴的虚构性。在第三章第二节的后记中，巴特勒提到在1987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佩奇博士和同事声称他们发现了决定性别的主控基因，这一主控基因位于Y染色体上，被命名为“睾丸决定因子（TDF）”，研究者声称它“决定着所有性别二态性特征的二元转化枢纽”。大多情况下，男性有着XY染色体，女性有着XX染色体。但这一研究所采取的DNA样本是来自这样一些人，其中有些有XX染色体却在医学上被判定为男性，另一些有XY染色体却在医学上被判定为女性。
然而，这里所谓的在医学上的男性和女性，又是依据什么来判定呢？巴特勒发现，原来依据的还是是否具有男性外生殖器和睾丸。这一研究原本试图确认性别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却在研究结论之前就预设了外生殖器作为判定男女的标准，而且将女性界定为男性外生殖器和睾丸的缺乏状态。这一生物学研究的循环论证，表明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难解难分：“当佩奇和其他人判定一个在解剖学上有疑义、拥有XX染色体的人是男性的时候，他们参照的难道不是一个纯粹文化的传统，而这个文化传统把外生殖器当作了性别的的一个定义性符号？”
“生理性别作为一个包含各种不同的元素、功能以及染色体与荷尔蒙因素的范畴，它已经不再像我们想当然的那样在一个二元的架构里运作。……例外、奇异的事物提供了一条线索，让我们了解寻常的、理所当然的性别意义世界是如何被建构的。只有从一个自觉的、去自然化的位置，我们才能看到自然的表象本身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些奇异的、不一致的、外在于规范的事物，提供了一条途径让我们了解这个理所当然的性别分类世界是一个建构的世界；而事实上，这个世界也大可以建构为不同的面貌。”巴特勒这一段写于三十年前的文字，与当下跨性别者所面临的语境仍然如此契合。
福柯曾编辑一位间性人赫尔克林·巴尔宾的日记，在对这一案例的分析中，巴特勒写道：“这些范畴有了去自然化和流动的可能。赫尔克林的身体特征并不是在性别范畴之外，而是搅乱并重新分配组合了这些范畴的构成元素；的确，这些属性自由任意的组合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揭露了性别作为这些不同的属性所依附的一个持久的实在基础的虚幻性质。”正如《傲骨之战》中所展现的，法官和生物学家面对着生殖器、性激素、染色体等性别特质被打乱，无法确定这一人体的男女属性而感到麻烦和困惑时，这些元素的任意组合和重新分配恰恰揭示出生理性别的虚构性，同时也隐含着新的可能。
跨性别支持者
在美国当代跨性别哲学家罗宾·丹布罗夫（Robin Dembroff）一篇名为《摆脱关于性别的自然态度》（Escaping the Natural Attitude about Gender）的文章中，作者反驳了那种认为可以从生理范畴界定女人的看法，指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界定其实没有那么清晰，所谓“生理性别”也有其历史语境并且受到社会塑造。罗宾指出，从来没有一套稳定而全面的生理性别特质，正如历史学家JoAnne Meyerowitz 所论述的：“生理性别同样有其历史。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人们对它的想象也是不同的。欧洲和美洲的科学家曾经将（生理）性别描绘为相似生物中的一套等级制度，其中雌性是雄性的一种劣等版本。而在十八世纪末的启蒙时代，他们更多将两性描绘为不同且相反的两类。雌性不再常常被当作雄性的浅薄复制，而更常被描绘为与雄性截然不同的互补品。”
哪些（生物）性别特质被贴上“雄性”的标签，哪些被贴上“雌性”的标签，如何对此进行理解和归类其实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浮动的，而非像许多人所以为的那样“客观”，可以不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直至当代，随着科学家发现荷尔蒙和染色体，人们对生理性别的理解不再局限于生殖器，却仍然试图从中寻求一套稳定的二元性别划分准则。生理学家瞄准荷尔蒙与染色体，妇产科的医生和护士则依然依据婴儿的外生殖器为其指派性别，生理性别在各种浮标间左右摇摆。
医学人类学家卡特里娜·卡卡齐斯（Katrina Karkazis）写道：“一个世纪以来，科学家研究了大量构成我们性别观念的人类特性，企图锚定一个单一而明确的生理指标。身体则扰乱这些计划，引向在社会意义上站不住脚的分类。如果性腺被理解为性别的本质，那么一个有着女性基因却长有睾丸的女人会被认定为男人。这个行不通，科学家就提出另一个。甚至在关于哪个生理特性表明其本质的辩论中，科学家也将性别理解为生理性的，并且牵涉到几个相互竞争的因素。”
企图找到一个确定无疑的生理性别标准的尝试，只能是徒劳的。安妮·法斯托-丝达琳（Anne Fausto-Sterling）写道，在一个层面上，人类性别差异“是一个精心编织的故事，是有关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在身体上的投射。”正如卡卡齐斯所指出的，人们以为生理性别是社会性别的基础，但这是一种因果倒置，人们对生理性别的看法其实是受到社会性别观念影响下的结果。这一看法与巴特勒不谋而合：“当性被这样自然化以后，它在本体论上得以免受权力关系的影响，同时也免除了它本身的历史性。结果，对性的分析流于对性别的分析，而任何对性别范畴本身的历史生产的探究，都被这个本末倒置的、以及伪造的因果关系所排除。”二元性别框架隐藏了自身的历史从而使自己显得仿佛“天然如此”或者“本来如此”，而现在许多跨性别学者、活动家以及支持者所做的，正是把看似自然的生理性别的历史性揭示出来。
印度跨性别者在集会争取权益
个人性别认同比生理结构更能定义一个人的性别
《傲骨之战》戏剧性地展现了二元生理性别的稳定性动摇的一幕。然而很遗憾，在剧中，关于性别的困惑仍然以边缘群体的牺牲为代价。尽管法官也感到了其中的荒谬性，但按照现有的奥委会规则，法官最终只能裁定派珀·维嘉因睾酮超标而出局，尽管睾酮水平对她的比赛发挥全无影响。看到这里，观众会为维嘉感到不平：她没做错任何事，她违反规则不是由于其行为，而仅仅是由于其身体不符合规范。或者，我们可以反过来说：不是她违反了规则，而是规则排斥了她。如果说现有的比赛规则不公，那不是因为它使得一部分跨性别女性有机会参赛，而是由于它将另一部分女性排斥在比赛规则之外。
尽管裁决由法官作出，我们却无法责怪这位法官。实际上，剧中的这位法官展现出良好的素养：他诚实地承认自己的不解和困惑，努力不带偏见地倾听各方的意见，尊重梅兰妮与萨迪的个人叙述。这是系统性的偏见，是现有规则本身排斥了维嘉。2004年跨性别运动员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机会，2015年国际奥委会不再对跨性别运动员有手术要求，这些改变的发生有赖于跨性别者和跨性别权益支持者在媒体、学术界和体育界的推动。而这一还很新、还在修正中的规则，需要纳入更多声音。黑人女孩梅兰妮和跨性别女孩萨迪至少有机会在法庭上公开陈述自己的边缘经验，间性女孩维嘉则没有机会说话，这似乎也映射了在现实中，间性者比黑人和跨性别者更加失语；尽管跨性别者的可见度也仍然十分有限，尤其在中文媒体上。
在艾薇的个人主页上，她写道：“顺性别、跨性别和间性女性都是女性，她们必须被纳入女性体育运动而不受限制。这是我一生的目标。”它呼应和补充着白彻的：跨性别女性是女性，跨性别男性是男性。在去自然化的视角下，个人性别认同比生理结构更能定义一个人的性别。体育运动和体育赛事同样是被塑造的，而我们可以把它改变得更具包容性。
圆霏雪系公益项目志愿者，曾是出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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