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老文章(2019年10月)《许多关于中国研究几乎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被推荐给了很多人。
文章的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唐世平教授。这篇文章表达了这么几个观点：第一、古代中国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他认为：中国历史，特别是公元一八四〇年前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乏味的：它只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变法之外，基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至少，远不如公元一五〇〇年后的世界历史对我们更为重要。更糟糕的是，太沉迷于中国历史，还会让我们从上到下都潜移默化地陶醉于中国历史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权谋术。
第二、太过迷恋中国自己的历史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中国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结果是，在追求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中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还在无谓地重复支付一些其他国家已经支付过的高昂学费，还在继续走一些不需要走的弯路甚至歧路。
第三、过分“自恋”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有“话语权”，就不能只关心和谈论自己的话题，而是必须关心并且讨论别人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无论别人一开始听不听得进去我们的见解。
最后，他提出：怎么办？他认为要想多了解世界，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知识科普都迫切需要转向。在科普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分量。与此同时，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
这篇文章对中国古代史的一些“定语”（缺乏制度创新，自我沉迷，闭塞视听等）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是常识。而他所谓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则全是一些庸俗的历史研究，是不入流的“野史”。比如，对历史抱有多度的“温情”，凡我祖上的都好，疮疤也是花朵。比如，用周易八卦推论现代历史，用推背图预测当今政治走势。比如，用历史的案例，教授权谋阴招，培训现代政客，等等。这是历史研究的末流，有些根本就是骗术。
真正的历史研究是把中国古代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范围之内，研究历史上我们为什么没有现代科技的生成？我们为什么没有政治模式的进化？我们为什么没有融入世界潮流？等等，等等。严肃的研究历史基于两个视角：第一是科学方法。比如，计量的方法。比如，从地理、气候、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历史。第二是中立态度。好的应该肯定，坏的应该批判。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客体，不是哪一家，哪一姓的家谱，动它不得。
唐文全面否定古代史研究，态度太过轻率，结论也不科学。唐文建议加强中国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的研究，这没有错。但历史是一个无法割裂的有机过程。历史分析有似于计量分析。计量回归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长度，没有足够的样本数量，就不能保障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历史就是时间长度，就是样本数量（也包括横截面的面板数据和样本，即比较历史学研究）。古代历史研究就是提供足够的时间长度和足够的样本数量，是近现代历史研究结论是否正确和可靠的基础和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把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好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包括与世界近现代史的比较研究）才能有条件做好。
最后，我想说的是，其实，看看目前的学界和政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国际关系（学）界，还有外交（学）界，等等，正是因为没有中国古代历史（包括古代文学）的基本学养，瓦釜雷鸣，愚莽跳脚，信口雌黄，游谈无根，语言粗鄙，面目可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