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数据山头上的龙争虎斗
一周来，值得关注的话题很多。偏逢周末，朋友圈被周杰伦与蔡徐坤争夺“超话排行榜第一位”的话题占领。
什么是“超话”？“超话排行榜”有多么重要吗？
对局外人来说，引燃好奇心的或许一篇《周杰伦中老年粉VS蔡徐坤铁军：激战16小时终于登顶！》自媒体稿件，文章告诉我们“刚刚，娱乐圈发生了一件大事”。
多大事儿？“前几天被质疑微博没数据的周杰伦/竟然直接威胁到了/第一顶流蔡徐坤在微博的地位”，文章内附链接《“我不认识周杰伦。”》。在“文中文”里引用“笑醒”作者的言论“周杰伦微博数据那么差，为什么演唱会门票还难买啊”，随后，描述了周杰伦的粉丝在周杰伦没有开设微博帐号的情况是如何开始“学做数据”的。
终于在“激战16小时后”，有了《周杰伦中老年粉VS蔡徐坤铁军：激战16小时终于登顶！》，文中写道：“话说自从因为周杰伦微博数据差被饭圈少女质疑上热搜后，无数隐匿江湖多年却看不过去的周杰伦老年粉开始被迫营业”，“但为听了那么多年的周杰伦，粉丝们纷纷拉下老脸和00后的微博饭圈小年轻们从零学习如何做数据”，“蔡徐坤的粉丝凭借着家底和组织力，而周杰伦的粉丝则纯粹凭借着众人拾柴火焰高，双方就一直这样鏖战到了晚上，两边的分数都在狂飙，中午12点刷微博已经变成了1700万，下午1点涨到了1900万，下午4点的时候已经双双超过2700万”，“12点整之前周杰伦粉丝睡前最后一搏把分差拉到了2万以内，然后微博超话出现了短暂的宕机，趁着这个混乱的瞬间，全中国的周杰伦支持者一波狂点，2019年7月21日0：30分，周杰伦，登顶了”！
有网友感慨：“一觉睡醒，周杰伦登上超话第一了！”至于这到底有多重要，管它的呢！
《周杰伦赢了蔡徐坤？不，这是数据幻象的胜利》，澎湃新闻（www.）“有戏”栏目这篇文章标题，问的直接，答的干脆。文章中也继续发出“天问”：“周杰伦大战蔡徐坤的本质，是一场数据的交锋。而一串串数字，能代表这两位明星的优劣吗？”进而“各打五十大板”：“有数据傍身，真的可以为所欲为，这大概是互联网时代给娱乐工业带来的巨大变革。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就曾指出，‘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景观的庞大堆积’，‘社会从物质生产已经进化到了景观生产’。蔡徐坤的一亿转发量是一种‘景观’，周杰伦的中老年粉丝大爆发，也是一种‘景观’。”
谁是“这场大战的真正赢家”？文章直指“规则的制定者——伸着‘看不见的手’的网络平台”：“战况越激烈，结局越难料，网络平台越是乐此不疲。于是这些充满泡沫的数据堆积起来的唯一意义就是，商业逻辑完胜艺术逻辑。”
那么，“周杰伦和周杰伦粉丝赢了吗”？文章进而指出：“他们恰恰是最大的输家。这一本来置身事外的群体，毅然决然地加入大战，这足以证明，平台的策略最终将大获成功。正如福柯所强调的，权力机制的运作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压制、排斥、否定，而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而周杰伦粉丝愿意遵循和服从平台制定的规则，也就意味着，他们也成为了‘被规训’的人。”
文章最后表达了作者的忧虑：“如果以网络平台为代表的娱乐工业能够在潜移默化之中控制大众，让所有人相信，只有数据才能说明一切，那么，未来又会是怎样？这样一种廉价的大众文化，将会使公众沉溺在数据幻象之中。一旦人们乐在其中，还会有人在乎，什么是真正的文艺作品吗？”恰如作者在文末所说：“谁赢了？谁输了？除了资本的狂欢之外，周杰伦与蔡徐坤的这场数据大战，只剩下空白和虚无。”
澎湃新闻（www.）“澎湃评论”栏目则发表“马上评”《“如何帮杰伦打榜”的教程看得我们瞠目结舌》，引用“著名文化研究学者凯尔纳”的观点，认为“在每一个媒介奇观的背后都是娱乐经济”，评论说：“这次也不例外，在粉丝群体差异之外，这样的粉丝大战其实这更是娱乐经济在传播上的一种映射。NBA也有一句人尽皆知的名言或许可以形容这样的现象：Everything is business。一切都是生意，也仅仅是生意。”
微信号“三联生活周刊”也发表文章《是谁让他们误以为数据就是一切？》指出“流量时代饭圈粉丝的某种典型”，即“在他们的逻辑中，‘控评’、‘打投’、‘反黑’、‘轮博’这些都是身为粉丝必须去为偶像完成的KPI，这些事情做得好，偶像的数据才好看，数据好看才能证明有流量，有流量才有商业价值，才能接到更好的资源，进而拥有更广泛的影响力，粉一个偶像，却不为他做这些事，哪还算得上合格的粉丝”。进而提出“‘唯数据论’靠不住”，并评价道：“这些虚高的数据能让明星和他们演的剧看起来‘很红’、‘很有商业价值’，进而吸引到大制作和广告商的青睐，他们用这种方式挤掉了那些比他们更有实力的人，挣到了那些本不该属于他们的钱。”最后发出提问：“是谁纵容了那些没实力的人靠着数据造假大红大紫，又是谁让更年轻的一代人误以为数据营造出的虚假繁荣就是一切？”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数据之“山”中，潜藏着资本之“虎”。
【国内】“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7月17日，张扣扣被执行死刑，其委托辩护人邓学平将辩护词在网上公开，再次撕裂围绕此案的汹汹舆论，誉者赞其“精彩绝伦，堪称完美”，毁者斥其“从头蠢到脚”。这个现代版“血亲复仇”的故事并没有因张扣扣之死而尘埃落定。
这份七千余字的辩护词旁征博引，文采斐然，与寻常所见的法律文书大相径庭。为了论证张扣扣罪不至死，邓学平调用了大量文学、历史和心理学的论据，除了弗洛伊德，包括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到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再到中国的《赵氏孤儿》的文学作品；从《宋刑统》到《明律》，再到清朝律法学者的中国古代刑律史；从十四世纪英国正当程序原则，到罗尔斯，到本杰明·N.卡多佐的西方法学理论史；甚至还包括鲁迅和纪伯伦。汪洋恣肆的行文在网上收获无数拥趸，也招致许多非议。
在论证复仇的人性与法律基础时，邓学平引述了法学家苏力的观点：报复性反应是任何生物在自然界生存竞争的基本需要和本能，而复仇之所以被现代法律禁止，理由之一是被侵犯者有时间寻求公权力救济，可以寻求司法替代。因此，邓学平引论道：“当公权力无法完成其替代（私力复仇）职能，无法缓解受害者的正义焦渴的时候，复仇事件就有了一定的可原谅或可宽恕基础。”
邓学平引述的是苏力的《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的第一章“复仇与法律”。在这本专著中，苏力系统地论述了作为生物本能的报复与作为一种制度的复仇，与邓学平类似地引述“赵氏孤儿”的故事。苏力认为，随着现代法制的建立，作为一种制度的复仇已经随着历史过去了，但如果“一个统一、公正、为所有受伤害者可接近的司法公权力”不能满足，那么复仇事件就可能发生，因此提醒我们在当代中国加强法治实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两篇文章基于同样的论题和材料，一个引论公权力缺位下复仇的可宽恕性，一个引论为了防止当代复仇事件加强法治的必要性，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张力，但引论的前提都是“公权力缺位”或“法治条件不满足”，具体到张扣扣案，也就是1996年张母被害案是否存在司法不公。
苏力本人对邓学平辩护词的前提并不买账。在邓文公开后，苏力在“雅理读书”微信公号发表了题为“法律辩护应基于案情和事实，而非抽象的概念”的批评。苏力认为，这份辩护词极端偏颇，避开基本事实，隐射先前判决不公，暗示张扣扣是司法制度的受害者，为张扣扣杀人辩护。苏力承认，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司法是复仇的替代，但司法也是对复仇的镇压。而邓学平认为张扣扣案的性质是“复仇”也是有意混淆视听，司法并没有缺位，司法在22年前已经进行了处置。
苏力对邓文的总结批判相当严苛：“完全且故意漠视本案以及与本案有关的基本事实，用所谓的名人名言趣闻轶事代替说理，以引证代替论证，以华而不实的修辞、堆砌和‘中二’的多情表达，蛊惑不了解案情的公众，不谈实体法，也不谈程序法，就胡扯随意剪辑的所谓法理，捎带着打个擦边球，搞点司法政治：让不会吱声的社会，让此刻没法吱声的前案法官，来背锅。彻底地无视本案事实，彻底地不讨论可能相关的法律，这份辩护词根本没把审案法官当回事，只想放到网上煽情网民。这是份法庭辩护词吗？这是个赝品！”
很快，“彬驳”微信公号发表了针对苏文的驳论，认为苏力指责邓文的毛病自己身上都有，并无资格批评邓文“中二腔”。然而，作者并不认为张扣扣应该逃脱死刑：“蓄谋已久，杀人手段残忍，捅了数十刀，还杀死三个人，其中两个还不是当年杀母案的凶手。”也正是因为张扣扣逃脱死刑的机会本就渺茫，才能理解邓学平辩护词的“剑出偏锋”。
围绕张扣扣的舆论热潮可能随着热点冷却而平息，但近年来在“刺死辱母者”案、“昆山反杀”案等案件中，反复出现的法律与人情之间的张力、司法与媒体之间的纠缠可能还会继续上演。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在张扣扣案中的出庭检察员意见书表达了一个美好而任重道远的愿望：“在探寻真相，捍卫正义，追寻法治梦想的共同目标上，司法机关与媒体是一致的。……我们真诚接受媒体的监督、虚心倾听民众的呼声，共同努力，形成良性互动，使犯罪者罚当其罪，使无辜者不致蒙冤，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1969年，阿姆斯特朗拍摄了他的同伴阿波罗11号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的照片。
【国际】人类登月五十周年
1969年7月20日，美国的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奥尔德林成为历史上最先踏足月球的两个地球人。自飞船发射升空开始，再到宇航员们如肯尼迪总统所说的被“安全带回来”，此次登月任务共历时8天13个小时有余，而仅在发射现场就有百万群众到场观看，全球共计有6亿人次观看了电视直播，其中包括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如今，距离人类首次登上月球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这一现代世界的标志性事件，也再度引发热议，冷战、太空竞赛、探索未知、地球环境危机，以及纷纷扰扰的登月造假阴谋论，这属于人类的一大步，未来又是否会继续跨出？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著名的NASA早就在官网上挂出日程表，向公众预告即将或已经为这次纪念登月五十周年活动所准备的诸多节目。而最为热心推出报道的，自然要属美国媒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专文介绍了执行那次登月任务的三位“陌生人”——尼尔·阿姆斯特朗作为此次任务的指挥官，曾是一位杰出的飞行员，有关此次登月的传记电影《登月第一人》此前也由奥斯卡最佳导演得主达米恩·查泽雷执导，瑞恩·高斯林则扮演这位登月英雄，尼尔·阿姆斯特朗这个名字，也在当时被CBS记者克朗凯特称为能在五百年后和哥伦布并列的伟大姓名。不过2012年阿姆斯特朗因病逝世，但他个人的一小步，早已如他所说，称为全人类的一次跨越。另一位登月成功的宇航员奥尔德林，同样曾是战斗机飞行员，也是力学博士，如今89岁高龄的他还时不时活跃在推特上。留在指挥舱、没有登月的第三位成员是迈克尔·柯林斯，同样在航天航空任务上经验丰富的他，曾经因手术错过阿波罗8号计划，在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在月球漫步21小时的过程中，柯林斯独自呆在指挥舱内，他表示自己坐在了一个绝佳的位置上，福斯新闻（FOX）也在报道中提到柯林斯的“登月”感言，称他认为能够如此近距离观看月球是非常美妙的经历，而在太空中遥望地球，则令人多了一分敬畏。
美国媒体VOX还提到了谷歌在此次五十周年纪念日推出的纪念视频，表示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登月尝试，除了具体执行任务的宇航员之外，同样也是项目组工程师、程序员、机械师、医务人员等等的集体贡献。VOX旗下另一家媒体Verge则罗列了除NASA之外的其他纪念活动，包括纽约时报广场上，由英国艺术家海伦·马歇尔、奥尔德林基金会等共同推出的“人民的月亮”（People’s Moon）活动，展示由全球各地人们的照片组成的巨大马赛克月亮影像，此次活动也将在伦敦和新加坡同步直播；另外，华盛顿特区也将有大型纪念活动推出。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一篇报道则在登月五十周年之际，提出了当时阿波罗11号登月如何借助电视直播，凝聚起全美各地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之情。当时电视直播技术的普及，至少在美国，让人们姑且放下了对越战、对嬉皮士、对时任总统的意见分歧，共同见证这样一场超长的、并且绝无可能重来的超级电视节目。《纽约客》的一篇文章则回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儿童文学是如何向小读者们展示登月这个事件的，显然到了今天，登月，乃至月亮，已经被人类的技术突破重塑为一个文化符号，当然也被注入了诸多的政治义涵。另一方面，《纽约时报》准备了一整组专题报道，包括一组模拟登月经过的专题网页，滑动鼠标，读者将体验阿姆斯特朗等人在登月过程中所体验的种种，页面上也会弹出宇航员们彼此间的对话，以重现登月场景。不过，除了纪念登月盛举，《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在各自的报道中联系了当前地球的环境危机。《纽约时报》就认为，当时花费巨资的登月计划，曾让肯尼迪总统犹豫再三，但最终“政治意愿”让登月变为现实，与之相对的，是当下人们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候的熟视无睹，纽时撰稿人John Schwartz直言，如今环境治理已无关技术难题，重点就在于各国和各大财阀企业的决心而已。同样，《华盛顿邮报》呼吁NASA也要发挥自身的威望和技术优势，优先检视当前地球所面临的危机，表示阿波罗计划的遗产不应该只是让人们想着如何再度登陆月球乃至火星，也应该敦促人们好好思考并拯救我们的未来。不过，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方面则刊文指出，美国在面对当前时代的技术变革时投入不够，事实上在新一轮太空竞赛上，美国政府已经在起跑阶段处于落后位置了。
英国广播公司BBC同样推出专门详细介绍了阿波罗11号计划，而同处大西洋另一端英媒《卫报》，又刊文指出，五十年前的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事实上掩盖了当时美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当时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当然也包括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时代蔓延下来的冷战紧张氛围。同样在欧洲，在人类登月成功五十周年纪念之时，欧洲航天局总干事沃尔纳（Jan Wörner）在接受欧洲新闻台采访时，提出了建造“月球村”的计划，认为这项计划能够让人类在月球上停留更长时间，以供对月球未知区域采取进一步的研究和探测。
欧洲新闻台的另一篇报道则带人们回顾了当时美苏冷战在航天航空领域是如何延续下去的。尤里·加加林率先成为人类第一位宇航员的事实，曾让美国方面倍加焦虑，也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阿波罗计划及其中的数次成功（当然也有过惨痛的失败，并导致多名宇航员丧生）。而尽管冷战期间，美苏以及两大阵营之间对峙远多于合作，但《自然》（Nature）刊物也在近来刊文，细数美苏（俄）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太空领域的合作。肯尼迪总统曾经在1961年向赫鲁晓夫提出，由美苏共同主导开发合作计划，以缓解大国之间的抗衡与紧张局势——柏林墙的建造和古巴导弹危机搁置了这一设想，而尽管1963年肯尼迪曾经再度向赫鲁晓夫抛出共同探索登月计划的橄榄枝，但他的遇刺最终让这场可能改写历史的合作戛然而止。此后美苏之间在太空领域依然处于互相抗衡和军备竞赛的状况，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被纳入到建造国际空间站和计划之中，也让两个航空航天技术强国得以真正实现合作，一同探索未知。
不过说起阿波罗登月计划，很多人可能也会想到著名的“登月阴谋论”。最为著名的阴谋论要属1976年威廉·凯辛（William Kaysing）撰写及出版的《我们未曾登陆月球：美国的300亿美元诈骗》（We Never Went to the Moon: America's Thirty Billion Dollar Swindle）一书，自那之后各国都对美国人的登月计划产生疑问，具体论据包括光线的照射方向、插在月球上的美国国旗在挥舞、留存的登月照片过于“完美”等等，尽管NASA及多位科学家曾多次就阴谋论者提出的挑战进行回应，甚至奥尔德林本人还曾经在2002年挥起老拳怒揍了一位阴谋论者，但源源不绝的阴谋论如今也随登月事件一起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并时不时就会跳出来吸睛。《巴黎评论》更是在上周重提了大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和登月造假的关联，这位天才导演曾经拍出了著名的科幻名作《2001：太空漫游》，也因此有一些阴谋论者认为库布里克曾经参与登月“现场”的假造，而库布里克的另一部名作《闪灵》，则被不少影迷认为，导演本人在影片中留下了诸多隐晦的提示，暗示观众自己曾经参与登月造假的任务。《卫报》在一篇题为《人类的一大谎？为什么仍有这么多人认为登月是假造的？》的文章中提出，阴谋论是任何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后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在缺乏足够“目击者”的情况下，任何历史事件都可能受到阴谋论的侵蚀。
事实上，除了1969年阿波罗11号的成功，阿波罗计划也经历过惨痛的失败，而阿波罗11号也并非人类唯一一次成功登月之举。1967年，打头阵的阿波罗1号就不幸遇挫，飞船舱内的维吉尔·格里森、爱德华·怀特和罗杰·查菲三人不幸遇难，整个遇难经过只有短短的15秒；此后，阿波罗7、8、9、10号则完成了各自的目标，为11号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在阿波罗11号之后，阿波罗12号在发射后经受了两次闪电袭击，最终依然成功登陆月球，登月成功的三位宇航员之一皮特·康拉德还调侃了阿姆斯特朗的名言，他说：“这或许对阿姆斯特朗是一小步，但对我可是一大步。”而阿波罗13号则在邻近月球之际发生爆炸，那句著名的“休斯顿，我们有麻烦了”正是出自此次事故，三位宇航员最终幸运返回地球。此后，阿波罗14、15、16、17号均成功实现登月，最近一次的阿波罗17号登月发生在1972年12月。如今，阿波罗计划带来的影响几乎随处可见，而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当下，人类又是否能够再度实现登月创举，甚至更进一步拓展我们驻足的空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