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实际进行创造性的结合，根据中国实际来运用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占仁认为，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基本经验，对于在新时代坚持和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使我们再一次深刻地认识到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
有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和卓越领导人来独立自主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是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结合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紧密结合。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是在坚持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斗争方式、斗争道路的中国式解读和设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在实践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修正错误。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
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毛泽东把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作为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而加以强调，从而引起全党高度重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历史特点：
反对教条主义。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境界：
走自己的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从深入社会脚踏实地进行调查研究考察中国国情做起，坚持实事求是，使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且在实践中逐步地在各个领域里自如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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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坚强领导核心的主导、引领下独立自主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
近代以后中国社会加速新陈代谢，应对这一剧烈运动和激烈斗争，首先要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先进政党。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发展过程，其重要标志就是拥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有了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才能够保证全党形成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的整体，才能够有力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够更好地凝聚党和人民的力量，推进伟大事业，取得伟大胜利。
这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是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斗争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结合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方面，毛泽东堪称典范。
毛泽东一经信仰马克思主义后，便结合中国革命的需要，深入地学习和钻研马列主义，理论结合实际，学以致用，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学习和钻研马列主义是坚持马列主义的前提，但是不止于此，还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创造出中国的主义。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及其基本原理，从中国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集中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紧密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调查研究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研究、思考、确定重大战略举措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中国来，基本原理不变，但个别结论可以改变。改变的根据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既解决实际问题，又明确旗帜方向。
这个问题在建党时期就为一些党的领导者和理论工作者认识到了，大家都在思考和探寻“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就像过河需要搭桥一样，两者的结合也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途径，这个重要途径就是调查研究。
毛泽东关于中国国情的许多正确认识，无一不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表现，是与主观主义者粗枝大叶，满足于一知半解的做法截然不同的。国情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对国情的调查也就不可能有终结。
正是因为有了调查研究，才有了对中国特殊国情的基本把握，进而根据这些特殊的实际情况对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不同于十月革命道路的独特设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是在坚持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斗争方式、斗争道路的中国式解读和设计。
在实践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修正错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性之一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一切理论观点都以事实为最后依据。所以，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
实际上，中国革命经历了失败、胜利、再失败、再胜利的艰难曲折，正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重大历史性转折，正反两方面沉痛的历史经验，深刻地唤醒和教育了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是最宝贵的，特别是那些错误，充分地暴露了个别“超级理论家”和“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本本”的严重危害。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共同特点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照抄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
照抄照搬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之所在，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它得出了什么结论，而在它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掌握了这些才找到了打开中国革命问题的钥匙。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不是表现在对个别词句的坚守，而是对基本原理的坚持和灵活运用。
对待党内同志所犯错误必须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找到错误产生的主客观原因，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极力去防止和克服错误以不同形式再次发生。把纠正错误的过程与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吸取教训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党不断走向成熟。
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结合实际来运用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一贯强调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互相联系，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曾经一度严重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精辟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觉醒。延安整风运动集中开展了对主观主义的批判，在党内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并使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少数人的行为发展成为多数人的自觉行动。
毛泽东把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作为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而加以强调，从而引起全党高度重视。从此，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风尚。
反对教条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历史特点
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国度里进行革命，仅靠马列主义一般原理是不行的，机械地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也是行不通的，不把一般规律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是办不成事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上，主要的不是要不要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总结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原则和新的结论的问题；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潮和修正主义，而是反对那种脱离中国实际专门迷信“本本”的教条主义。
这种情况下，敢不敢同党内的教条主义作斗争，能不能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提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原则，就成为关系中国革命能否克服逆境，打开新局面的关键。
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实事求是就是要有的放矢，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这是与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分离的教条主义针锋相对的；群众路线要求尊重群众的革命实践和集体智慧，这是与教条主义的个人崇拜和迷信“本本”的思想禁锢针锋相对的；独立自主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要依靠本国的力量，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是与教条主义整天高喊着国际主义至上、武装保卫苏联，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遥远的国际针锋相对的。
历史的实践反复证明，凡是教条主义盛行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受到阻碍；凡是中国共产党贯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时，就会极大地推动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
走自己的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境界
走什么道路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
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抉择问题。直到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找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之后才得到了完满的解决。毛泽东找到了一条既不走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又非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而是经过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然后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从深入社会脚踏实地进行调查研究考察中国国情做起，坚持实事求是，使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且在实践中逐步地在各个领域里自如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走出了一条新路。
毛泽东创立了把以贫苦农民为主要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建设成新型的人民军队，把以贫苦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且基层组织长期生活在农村环境里的党建设成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建军原则和建党原则；高度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创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及其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灵活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创立了一系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总结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深刻地论述了三者的关系。
特别是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的集大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问世，使近代无数志士仁人苦苦求索而始终不得其解的问题迎刃而解，也使他们救国救民的夙愿成为现实。
邓小平在对毛泽东探索“走自己的道路”理论完整准确认识基础上，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指出：“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过去的成功”就是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探索出来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这道路既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也包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
对于“过去的错误”，邓小平也是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来认识的。他说，错误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这些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正是因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也正是有了这条正确的道路，才使我们党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6月下（微信有删节）
作者：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 王占仁
原文责编：郑韶武
新媒体责编：李思琪
视觉：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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