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上，曾流行过主题为“各省眼中的中国地图”这样一则笑话。当人们谈到“河南人眼中的中国地图”时，照片显示“河南人”眼中周围的一圈，都是“伤害他们的人”。
（河南人眼中的中国地图）
当人们将“十个河南九个骗，总部设在驻马店”这样言语当作笑话一样传来传去时，或许从未想过这样的恶语相向究竟会给我们的同胞带来怎样的伤害。但是，更多的人或许未曾想过的是：为什么河南偏偏成为了中国“地域黑”中，最受伤的那个。
其实放眼到中国古代，我们就会发现“黑河南”恐怕是流传已久的一种历史传统。最早明目张胆“黑河南”的人，恐怕当属诸子百家中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在他的主要思想著作《韩非子》中，曾出现过这样几则被我们经常使用的成语故事：买椟还珠，郑人买履、郑人乘凉，这三则带有贬义的成语故事里的“主角”，都是郑国人，而郑国就在今天的河南。至于守株待兔、智子疑邻、揠苗助长的成语故事，则说的是宋国人，宋国也在今天的河南。值得一提的是，“黑河南”的开山鼻祖韩非子，自己本身是韩国新郑人，放在今天他也是个河南人。
（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
不过，韩非子虽然堪称是“黑河南”的开山鼻祖，但是他作为生于战国时期的政治学家，他对河南开的那些“地图炮”，实际上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力。我们不妨看一下，古代专门考察风土人情，游遍千山万水的地理学家们，是如何评价河南人的。其中，明代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就是对河南人做出高度评价的代表。在他的著作《五岳游草》中，就曾提到过这样的地理思想：认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历史和自然环境，对人性的形成起着很大的决定作用。结合河南当时身为华夏中原之地的地理位置，他曾这样评价过河南人：“中州俗淳厚质直，有古风，虽一时好刚，而可以义感。语言少诡诈，一斥破之，则愧汗而不敢强辩。”
这段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河南这个地方人都很老实耿直，有古代的朴素民风，虽然有时候干事儿容易冲动，但是也能跟他讲道理劝得住。河南人说话很少撒谎，如果有撒谎的你戳破他了，他也会觉得惭愧，不会继续跟你狡辩。”
王士性在《五岳游草》里的这段话，算是他自己结合亲身经历，对河南人比较中肯的评价了，而且以褒义居多。千言万语，从中凸显出河南人一个最鲜明的品格：老实。如果再结合王士性《五岳游草》中“地理环境决定人性品格”的地理思想，我们就会发现：河南位处中原的平原地形，以自给自足农耕为主的经济结构，是造成河南人在古时以“老实”著称性格的重要因素。然而，自近现代以来，“老实”便逐渐成为了一种贬义词。过去，人们夸一个地方的人老实，那或许确实是含有褒义的赞扬；然而，现在如果一个人夸另一个人老实，那么被“夸”的人多少都会有点急眼。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社会道德标准对“老实”的评价，逐渐由褒义慢慢滑向了贬义呢？——或许，这和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将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视为评判成功的标准。而敏感判断出市场中商品的价格波动，供求信息的变化，则成为了获得这种所谓成功的关键，这些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谋求成功的能力，显然与“老实”这种品格格格不入。而在市场环境中坚持“老实”的最终结果，则是陷入贫穷。自改革开放后，河南并没有追赶上经济结构转型的顺风车，而是因平原地形和悠久的农业经济发展历史，被定位为“确保农业基础”的大省。在1978年，河南省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便高达80.6%；即便是在2017年，河南省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也依旧高达36.8%。
（河南省人均GDP走势图）
一省从事不同产业的人口结构占比，不仅能够反映出一个地域的经济现代化水平究竟如何，也能够反映出一个地方的贫富差距。我们再罗列出一组数据：2017年，河南省第一产业的GDP产值占9.6%。再结合我们前面提到过河南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据全省总人口的36.8%这组数据，发现什么问题了吗？——这组数据结合起来透露出的信息就是：河南省全省36.8%的人口，实际上只享受了一省9.6%的财富。这也就是为何河南的总GDP在全国排列第五，但却依然给人感觉“河南人很穷”的原因。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物质利益决定社会关系。如果有一个人拿贫穷的河南人开涮，他并不会担心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会受到经济利益上的损失，所谓的“笑贫不笑娼”，也正源于此。
那既然河南省内多数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无法获得与从业人口规模相当的经济收益，那么有没有一种能够让这些无法适应市场环境的农民，谋求盈利的办法呢？面对这个问题，生活上陷入窘境的河南农民们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卖血。20世纪80年代后，河南农村卖血风气盛行一时。据市场统计，当时农民卖血800毫升，大约能赚取80元人民币。这一笔资金在改革开放之初足以够一家人用来解决孩子上学，生活开销的燃眉之急。
然而，随着艾滋病在90年代悄然进入中国，无卫生安全保障的卖血行为，无疑是为艾滋病的传播打开了潘多拉魔盒。1995年，河南省医生高耀洁在对本省血液样本进行化验时，首次发现了艾滋病病毒，并披露了当时河南省农村制售贩卖血制品的牟利行为，导致艾滋病流行的现象。这让20世纪90年代的河南，因“血祸”受到了在疾病和地域上的双重歧视。然而，医生高耀洁也在随后多次指出：“此问题在大陆绝大多数省区市农村普遍存在，绝非河南一省。”卖血风气的盛行，反映的不仅是卫生领域的问题，也是当时经济领域的问题。
在80年代，除了部分生活陷入窘境的农民以“卖血”来暂时满足自身的经济需求外，还有一部分人用自己的双脚走出了第二条路：那就是外出务工。而这便涉及到了造成地域歧视的第二个因素：人口迁徙。专门研究地域、种族歧视问题的韩起澜等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苏北、犹太人等地域歧视、种族歧视问题时，曾提出：人口的迁徙，是造成地域歧视的重要原因。在战争、灾荒、贫穷等不可抗因素的迫使下，背井离乡的外来人口到达新的地域时，通常都会从事产业处于下游的行业，如简单的出卖体力工作，以及商品杂货贩卖等。这些外来人口所从事的职业，不仅会在这一地域范围内社会地位低下，而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当地从业人员的市场空间，因此本地居民便通常会对这些外来人口抱以忌惮和敌视。
而这样具有“排外”色彩的歧视心理，在过去的中国人口迁移史上其实屡见不鲜：1938年，国军为迟滞日军向华中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于是炸开距离当时郑州城仅17公里处的“花园口”黄河堤岸，造成河南省89万人死亡，1200万人受灾，800多万亩耕地被洪水淹没，间接导致了1942年爆发的河南大饥荒。在天灾人祸之下，共计有300万河南人逃往陕西、湖北等地避难谋生。
因当时避难求生的河南人在外地通常以“挑担”谋生，所以“河南蛋（担）”的绰号也正是在那一时期开始流传。而在改革开放后，到外省务商的河南人居多，但因经济上的拮据，也使得他们在商品买卖的过程中锱铢必较，因此便给当地居民留下了相对负面的印象。然而，在一次次锱铢必较的背后，他们自己的身上也承受了太多生活上的重担。
而造成河南省成为“地域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大众传媒的普及。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认为，随着现代社会人们生活范围的扩大，处理事物的方式复杂多样，人以亲身实践的方式来了解外部环境的机会越来越少，因此便更多地将如何理解并感知外部环境寄托在媒体之上。但是，媒体对外部环境的报道，并非是如棱镜一样的客观描摹，而是有选择性地报道。这些选择性的报道，会让媒体形成一个区别于真实环境，但又与真实环境有颇多相似之处的“拟态环境”。
而媒体在塑造“拟态环境”的过程中，将报道选择事实的标准，最终落脚在媒体如何盈利上。这使得媒体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的改革后，便将更多盈利的期望寄托于负面新闻的报道上，也正如《华尔街日报》记者韩村乐所说：“有争议的新闻有助于提高报纸的销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在媒体对河南新闻的选择性报道中，也有人做出过相应的统计。根据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学院的副教授崔书颖的调查研究发现，从2003年的12月到2004年的11月，《南方都市报》一共发布了76篇有关河南的报道，其中负面报道54篇，占了71%。而同期，《21世纪经济报》一共发布了65篇有关河南的报道，其中负面报道42篇，占比65%。或许，在今天自媒体遍地走的时代，我们会认为媒体对一件事的评判只是“一家之言”，两家媒体对一个地域偏向负面的报道，不太可能对舆论产生较大的影响。
但是，时至今日，以报纸、电视、广播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依然是形成舆论意见气候的重要工具。根据麦库姆斯和肖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媒体虽然或许不能决定人们怎么去评判一件事，但却可以通过对报道事实的筛选，来决定人们“想什么”，从而影响到人们在日常生活讨论中的主要话题。如果一家媒体对一个地域的报道多数以负面新闻为主，那么人们对这个地域发生新鲜事的话题讨论，也就仅能局限于负面。而随着讨论，人群规模的扩大，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环绕社会整体的“意见气候”，也就容易造成舆论上对一个地域形成的偏见。这也是为何河南发生在80，90年代的“血祸”、“火车站诈骗”等负面“新闻”都过去二三十年，时至今日微博等媒体平台上对这些话题讨论依然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贫穷，人口迁徙以及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均是造成河南人被“地域黑”伤害得很深的外部因素。而真正造成河南省频繁“被黑”的根本因素，还是河南在历史上政治、经济地位的变迁。自东汉大一统王朝建立，至北宋迁都开封时期，河南长期以来是华夏大地政治、经济的重心，而那时对河南的“地域黑”堪称寥寥无几。然而，尽管造成地域黑存在的因素颇多，但这并不能成为“地域黑”现象“存在即合理”的理由。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份子，也是华夏大地上同宗同源的炎黄子孙，我们人人生来平等，也都曾作为华夏历史烟海里的一滴水，最终团结汇聚成浩浩荡荡，绵延几千年的江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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