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龚自珍认为，做事和治学都应具有“四不畏” 的勇气：“大言不畏，细言不畏， 浮言不畏， 挟言不畏。”他倡导个性解放， 并专门撰文论述个人利益的合法性， 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
清朝文字狱案例：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咏史
龚自珍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近三百余年来，浙江一省人文荟萃，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先后贡献出为数不少的俊秀之士，黄宗羲、 章学诚、 龚自珍、 章炳麟、 鲁迅、 蔡元培， 是其中尤为英伟卓越者。 龚自珍处在承先启 后的地位， 他是近代史开端时期开创风气的人物。 他标志着传统文化的终结， 同时 代表着近代文化的发轫。
龚自珍的思想是这样敏锐，反映着时代的脉搏，以至于到了 １９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乃至今天，人们读他的著作仍然感到思想的火花在闪耀，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廉锷非关上帝才，百年淬厉电光开。”他自豪地把自己的诗文视作电光四射的利剑。
龚自珍（1792—1841年）
龚自珍主要活动于１９ 世纪前半期嘉庆、道光年间。他是著名朴学家段玉裁的外孙， 父龚丽正在注释整理古籍上也有成绩， 所撰 《国语补注》， 被章炳麟评价为清儒有价值的著作之一。这种学术渊源， 使龚自珍从小在古文字学、文献学上有很好基础， 但他没有走上考据学的道路。 他一生努力把当时的学风从脱离实际、 烦琐考据转变到关心现实、 挽救危机上来。
两千年来，人们把封建帝制视为天经地义，专制君主顶礼膜拜，尤其在清代， 士人更念念不忘 “列祖列宗， 深仁厚泽”，只求俯首服从、 肝脑涂地， 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更不能有半点非议。龚自珍则深深地揭露了专制君主仇视、摧残天下之士的实质。
他指斥封建皇帝是“霸天下之氏”，对众人 “震荡摧锄”以建立其淫威， “其力强， 其志武， 其聪明上， 其财多， 未尝不仇天下之士， 去人之廉， 以快号令， 去人之耻， 以嵩高其身， 一人为刚， 万夫为柔， 以大便其有力强武”。他继承和发扬了清初黄宗羲反封建的民主意识， 把它推向新的高度， 因而揭起了近代思想解放的序幕。
黄宗羲（1610—1695年），著有《明夷待访录》，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
龚自珍从伦理道德范畴分析专制主义为害的酷烈，扼杀人的创造力，泯灭人的个性。 《明良论四》 指出 “庖丁之解牛， 伯牙之操琴， 羿之发羽， 僚之弄丸”， 此四者是古代的 “神技”。 可是如果不准庖丁多割一刀， 也不准少割一刀， 否则施加鞭笞； 或者限制伯牙今日操琴， 只准志于山而不准思于水； 或者规定羿和僚向东看不能西顾， 向西看不能东顾： 那么， 这四种“神技” 将无可适从。
专制主义是依靠官僚机器来维持其统治的。龚自珍的真知灼见来自长期观察，耳闻目睹。 其祖父龚禔身、 父龚丽正曾先后任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 礼部主事， 他本人从小随家居住京城， 嗣后也任职内阁、 礼部。 虽然三代都是 “冷署闲曹”， 却有利于他对官场冷眼观察。
段玉裁（1735—1815年），龚自珍外公。江苏金坛人，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徽派朴学大师中杰出的学者。
龚自珍概述官僚集团的心理特征是献媚营私、丧失廉耻：
“官益久， 则气愈偷；望愈崇， 则谄愈固； 地益近， 则媚亦益工。 至身为三公， 为六卿， 非不崇高也， 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 匪但目未睹， 耳未闻， 梦寐亦未之及。 臣节之盛， 扫地尽矣”。
身为大臣却处事卑鄙， 把探听人主喜怒作为保官求荣的诀窍：
“堂陛之言， 探喜怒以为之节， 蒙色笑， 获燕闲之赏， 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 妻子。 小不霁， 则头抢地而出， 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
营利谋利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国家大事完全置之不顾，“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以退缩为老成， 国事我家何知焉！”一旦国家有事， 他们便像鸠燕一样飞得无影无踪。 因此龚自珍斥责这班官僚是 “求寄食焉之寓公， 旅进而旅豢焉之仆从， 伺主人喜怒之狎客”， 已经堕落为完全对国家社会丧失了责任感的寄生阶层。
章炳麟（1869—1936年），浙江余杭人。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
龚自珍进而历数官吏选举制度的积弊。他指出， 清朝实行的“停年之格”， 即官吏升迁完全限于年数、 资历的制度， “累日以为劳， 计岁以为阶”， 造成人才的被压抑， 碌碌无为者身居高位，“贤智者终不得越， 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
熬到最后当上宰辅、 一品大臣的官员， “其齿发固已老矣， 精神固已惫矣， ……然而因阅历而审顾， ……傫然终日， 不肯自请去”。这种用人制度的严重恶果， 必然是进取精神的被窒息，畏葸退缩、 冀图侥幸、 萎靡不振的风气蔓延泛滥， 整个社会失去活力。
正如龚自珍所痛切分析的：
“其资浅者曰： 我积俸以俟时， 安静以守格， 虽有迟疾， 苟过中寿， 亦冀终得尚书、 侍郎。 奈何资格未至， 哓哓然以自丧其官为？ 其资深者曰： 我既积俸以俟之， 安静以守之， 久久而危致乎是。 奈何忘其积累之苦， 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月为？ ……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
晚清罕见老照片:官员官小派头足
由于龚自珍深切地感受到社会危机四伏、弊病丛生， 他召唤时代的 “风雷” 来打破这 “万马齐喑” 的局面， 即， 希望以果敢的行动改革腐朽制度。 他就当时认识所及， 曾一再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提出革新主张。
在《对策》 中， 他向道光帝提出施政、 用人、 治水、 治边等建议。 在 《西域置行省议》 中， 他分析了在新疆改置行省的必要性。 这些建议大多切实可行。 例如新疆设置行省至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 果然由清朝政府正式实行， 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
比起这些具体改革主张居于更高层次的，是龚自珍以勇敢地向旧传统挑战的姿态，倡导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发出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这有力地冲击了旧的价值观念，对近代中国人的认识确实起到首开风气的作用。
西方人笔下的清朝官员宴饮图
针对千百年来封建阶级所恪守的“天不变， 道亦不变”， “祖宗之法不可变” 的陈旧教条， 龚自珍鲜明地论证不变革就是自取败亡：
“自古及今， 法无不改， 势无不积， 事例无不变迁， 风气无不移易”， “一祖之法无不敝， 千夫之议无不靡， 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 孰若自改革？ 抑思我祖所以兴， 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 又非革前代之败耶？ ……奋之， 奋之！ 将败则豫师来姓， 又将败则豫师来姓”。
正因为龚自珍把变革提高到历史必然规律， 提到民族盛衰存亡的高度来论述， 他的主张才成为近代维新派言论的先河。
针对千百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克己复礼”“存天理， 灭人欲” 的儒家教条， 龚自珍倡导个性解放， 并专门撰文论述个人利益的合法性， 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
《病梅馆记》一文，龚自珍以隐喻的手法，对专制统治者摧残人性发出沉痛的控诉！他发誓要 “疗之， 纵之， 顺之”“解其棕缚”“必复之全之”。 在与专制黑暗势力和卑污社会心理的顽强斗争中， 他提出一种闪射出近代思想光芒的崭新价值观， 呼吁保存和恢复人性， 追求个性的解放。
龚自珍还公开地为个人利益合法性辩护。《论私》 一文用醒目的标题亮出自己的旗帜， 毫不掩饰， 批判锋芒直指满口 “仁义道德” “至公无私” 的伪道学。
龚自珍从自然界、 生物界和社会现象， 多方面地说明 “私” 的存在天经地义。 并进一步认为， 如果按照那班假道学所标榜的去做， 只能与禽兽无异。 因为， “禽之相交， 径直何私？孰疏孰亲， 一视无差。 尚不知父子， 何有朋友？ 若人则必有孰薄孰厚之气谊， 因有过从宴游， 相援相引， 款曲燕私之事矣。” 这些言论， 是继承了明代思想家李贽的观点而加以发展。
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人。李贽12岁就写出《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轰动乡里。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还评价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李贽的一生充满着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新考虑，最后被诬下狱，自刎死于狱中。
恩格斯说： “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 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恩格斯的话有助于我们理解，龚自珍在封建末世论述个人利益的合法性的确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乾嘉学术充斥着脱离实际的烦琐考据，与当时玄虚迂腐、口是心非的理学空谈和追逐利禄的科举文章，形成了万马齐喑、委琐恶浊的文化风气。龚自珍在倡导新价值观和探索时代哲学的同时，以自己的主张和实践呼喊着学术风气的转变：由粉饰太平转变为揭露黑暗，由埋头考据转变为关注现实，由 “避世”转变为 “经世”。
在参加进士朝考时，直言不讳，在写给皇帝亲览的《对策》 上， 他敢于直斥八股考试造成天下士人 “疲精神耗日力于无用之学”。他指出士人们为之耗尽心血的八股文章，其实质全属梦呓：“剽掠脱误， 摹拟颠倒， 如醉如寐以言， 言毕矣， 不知我为何等言。” 是重复多年的陈词滥调：“万喙相因， 词可猎而取， 貌可拟而肖。”
因而大声疾呼废除这种禁锢和毒害士人心灵的考试制度， “以收真才”！他是近代文化史上第一个公开主张必须予以废弃的人。
科举考试博物馆
与科举制度形成的“万喙相因” 风气相对照的是， 龚自珍提倡大胆探索的精神。 他一生不得志， 因不随俗俯仰而被讥为 “狂生” “呆子”， 但他毫不反悔， 相反地， 用 “感慨激奋而居下位，无其力， 则探吾之是非， 而昌昌大言之” 作为座右铭， 砥砺自己即使身处逆境， 也要勇于探求真理， 旗帜鲜明地讲出真话。
在任内阁中书五年中，他独立思考， 忧国愤事， 用自己的原则评判周围事物。 他认为， 做事和治学都应具有 “四不畏” 的勇气：“大言不畏， 细言不畏， 浮言不畏， 挟言不畏。”面对种种压力，也决不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 这正符合于近代文化所提倡的根本原则———理性精神。
对于龚自珍言论的这种 “超前性” 特点，处在两个世纪之交的进步人物，是有深刻的感受的。维新巨子梁启超的评论最有代表性。他曾多次讲述过自己的切身体会：
“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龚自珍）。 吾见并世诸贤， 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 彼最初率崇拜定庵， 当其始读定庵集， 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 《定庵文集》， 若受电然。”
叶德辉（1864—1927年），湖南湘潭人，前清御史，也是著名的藏书家及出版家。但半个多世纪以来，鲜有人提及，因为其政治立场很保守，在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他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被农民协会当做“土豪劣绅”给处决了。
饶有兴味的是，甚至清末顽固派营垒人物，也以痛切的心情，把戊戌维新、 辛亥革命、 清朝灭亡的历史变局， 归因于龚自珍所倡导的新思潮， 叶德辉即是一个突出代表。
梁启超从进步派的角度 “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先导”， 叶德辉从顽固派的角度 “追原祸始”， 两人的看法竟有共通之处， 这个事实是龚自珍导发了近代文化潮流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作者受教于陈寅恪弟子刘节、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
八旬长者士人风范薪火相传，三十余年治学菁华今朝问世 。
